那天晚上的批判会之后，金祥就被大队民兵连长扭送到了公社驻地的派出所，听说罪名是反革命。
金祥在全大队群众大会上被批判之后，妻子玉玲随即大病了一场，躺在家里浑身发软，一整天不想吃，也不想喝。金祥的七十多岁老父亲本身就有心脏病和哮喘病，听到儿子被批斗后，一气之下卧床不起，奄奄一息。金祥的老母亲还不知道儿子金祥受批判，只听说金祥被叫到大队办什么事没回来，她就守在家里照顾着媳妇，给两个孙子孙女红卫和红莉做饭。红卫和红莉这两天回来也是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匆匆吃完饭，要不拿上一个玉米面馍就走。金祥的母亲感觉到一家人有点儿不对劲，问玉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玉玲没敢说，只是劝婆婆放心好了，金祥不会出什么事情。金祥的母亲看到老汉也病情加重，有出的气，没进的气，就预感到了金祥出了什么大祸。
第二天一大早，天祥得知金祥被送到了公社派出所的消息之后，就让女人东霞做了金祥最爱吃的韭菜包子和油干面，用一只竹编的菜篮装好，步行朝十几里外的公社走去。他迎着早晨升起的太阳，沿着沙窝里的羊肠小道，翻过几道绿草遍野的沙梁，穿过一片又一片绿荫如盖的槐树林，走了两个多钟头，才来到了公社那条东西“一”字形的街道上。走过公社大门，就是派出所。派出所两扇大铁门紧锁着，大门顶上朝天伸着十几个尖刀形状的铁齿，右侧那扇大门上开着一人宽的小门，只能自行车和单人进出。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令他胆战心惊的派出所，心里很胆怯，提着竹篮子，走进这个小门，看到派出所里面并不大，一排瓦房，足足有七八间，右侧一间是灶房和食堂，左侧是一个两间大的会议室。整个院子里空无一人，只听见东侧的灶房里有“噼里啪啦”的风箱声响。
天祥站在院子里正不知所措，从平房最西侧房间里走出一位四十岁上下的高个子警察。他穿着一身上白下蓝、衣领上有两个红领章的公安制服，身材魁梧，威风凛凛，让天祥有点害怕。高个子警察看到天祥站在院子里四处张望，走过来问道：“老乡，你找谁，有啥事？”
天祥这才看清走到他身边的高个子警察双眼有点红肿，面带倦容。他怯怯地问：“警察同志，我想打听一下，杨家大队昨晚是不是给这里送来一个人？那人叫杨金祥，我是他大哥。”
“哦，有这个人。他还在监禁阶段，你还不能见他。”高个子警察看了看天祥手里提的竹篮子，又问，“你是给他送饭来了？这么远的路，你怎么来的？”
“我一大早就走着来了。警察同志，我三弟确实是冤屈的，都是那个大队支书成心要整他。”天祥像见到救命恩人一样，眼泪都快要出来了，他继续央求说，“警察同志，我三弟没有诬告人，你们可要给他做主申冤啊，他身子骨单薄，你们可不要打他啊。我就剩下这么一个弟弟了，我不能不管他！这是我让我老婆一大早给他做了好吃的，怕他饿了。”说着，从竹篮里的毛巾下取出一个包子，递给高个子警察，“警察同志，你先尝尝，这包子味道可好了。”
高个子警察连忙挡住天祥递过来的包子，笑呵呵地说：“包子还是留着给你弟弟吃吧，我们一会儿就开早饭了。这样吧，你要是放心我的话，就把篮子给我，我替你带进去，给你弟弟。你弟弟金祥的事情现在不好说，昨晚你们大队开了批判会，她侄女都当场揭发他的罪行了，还写有字据。为了杨金祥的事，我们昨晚开了好几个会议，几个人熬了一个通宵。这不，刚刚歇息下来，一出门太阳都这么高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公事公办，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天祥听着高个子警察这么说，悬在半空的心总算落下来了，心里也稍微平静下来，脸上勉强露出了笑容。他把篮子往警察手中一放，说：“我天祥命好，今天一大早就碰到你这个好人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警察同志。那我就回去了，以后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吩咐！”
高个子警察接过竹篮子，点了点头，朝天祥挥挥手，说：“好的，那你赶紧回去忙吧，有什么事我会到你们大队找你的。”
几天之后，金祥被派出所放了回来。天祥心里很高兴，暗暗感激那个大个子警察。不过，金祥告诉他，他人虽然回来了，暂时恢复了自由，但他的事情还没到头，听说公社要派出所以反革命罪行把金祥送到县上，虽然有人证，但证据还是不充分，最后派出所决定只能暂时放人，等有了新证据，再抓人，送到县里。
金祥经受了这次沉重的精神打击后，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心里话只能对大哥天祥说。他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没有怪罪侄女春花，他知道春花是被人利用了，成了别人整他的一把刀。年轻人好冲动，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容易迷失方向，她终有一天会清醒过来的。但是，让他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亲人对他的伤害，自己的亲侄女竟然这样以怨报恩，在他心里还未愈合的伤口上再捅上一刀子，再撒上一把盐，那是钻心的疼啊！如果是别人这样对他，他还能平静地接受。他不明白春花怎么会那么听大队支书的话，那么大胆地在台上揭批自己的老师和亲叔叔？好在公安机关还是主持公道的，那个大个子警察为他的事情彻夜未眠，反复对照法律条文，查看证据材料，为他恢复了自由。
批判会之后，春花就被大队从生产队记工员安排到大队广播室，成了一名广播员。在大队戏楼的一侧有了专门的广播室，春花也就搬到了大队部的广播室住下。每天早、午、晚，春花就会打开扩音机，先放几首革命歌曲，比如早上是《东方红》，中午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是《国际歌》。歌曲播放完了之后，她开始读报纸，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或者播报一阵大队新闻、公社安排的工作通知。杨家大队的高音喇叭一响，人们就知道歌曲之后就会有一个女高音铿锵有力地播报新闻或者通知。人们一听到春花的声音，就会想起她在批判会上那种不可阻挡的革命气势。
在大队部上班，可不比在生产队地里记工分，这可是和大队干部、公社领导打交道的地方，除了在广播室播放广播，大队开个大会、公社来个领导，她还要给主席台倒茶，给领导打洗脸水或者倒茶，算是人面前的人了。地位不一样了，春花的衣着可要讲究一点了。可是家里穷，没钱买新衣服，就是有钱，爹也不会给她的。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春花灵机一动，就跑到二姨家借钱。二姨没有给她钱，而是从包袱里挑出她女儿秋菊的两件新衣服，让她先穿着。秋菊年龄、身材和她差不多，这两件衣服穿在春花身上挺合身的。二姨西霞看着春花穿上秋菊的新衣裳，在一旁双手一拍，说：“哎呀呀，人靠衣服，马靠鞍，一点不假，我春花娃穿着这身衣服，都能赛过城里娃了！好好干，春花，过几年当上大队干部了，可不敢忘了二姨啊！”
二姨的话说得春花心里甜丝丝的，脸上像绣着一朵花一样灿烂，她娇声娇气回应道：“二姨的好，春花会永远记在心里的。春花要是真的出息了，谁都可以忘记，就是不能忘记二姨！”
西霞轻轻拍了一下春花的肩膀，抿着嘴说：“到底是在大队部工作了，说起话来，也招人爱听！”
几天之后，春花上班就穿着秋菊的一件新潮的大翻领、腰部有一条紧身腰带的大红色衣衫，脚上也换成一双黑色皮革凉鞋，两条长辫子剪短成马尾松一条辫子，辫子根部扎上一条浅绿色的蝴蝶结，脸上每天都要抹上雪花膏、香脂之类的化妆品，走到哪里，都会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青春气息。
一天晚上，春花刚播完广播，大队长嘴里抽着旱烟，走进广播室。春花忙起身给大队长倒茶让座。大队长也算是和支书同龄人，不过身材倒是不胖不瘦，留着一寸来长的平头。大队长是部队复员回来的，走路说话都有一股军人硬朗的气质。他坐在春花搬过来的椅子上，抽着烟，思虑了一下，才开口说话：“春花，这几天干得不错嘛！手脚勤快，脑子灵活，就是要这样把事当事干，看来王支书眼光不错，没有选错人，哈哈哈！”
春花有点不好意思，扭捏着说：“能得到大队长的表扬不容易，春花一定会听大队长和王支书的话，好好干好广播员的事！”
“你说错了，不是我表扬你，是王支书！他老是在人前夸奖你，说你有文化，有气质，又聪明，又能干，看来王支书很赏识你呀！”
“那你替我谢谢王支书。不是王支书赏识我，我哪能到大队部广播室上班？”
大队长“吧嗒吧嗒”吸着旱烟，在春花面前吞云吐雾，一点儿也不顾及春花的感受。他停了一会儿，凑近春花，压低声音说：“春花，给你透露点儿消息，听王支书说，过了年就优先解决你人团的事，人了团，还要提拔你当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听说现在的团支部书记后半年就要调到公社当干部，这可是一条好路子，你可得好好干呀！”末了又叮咛了一句，“这话你藏在心里就行了，先不要给别人说，懂吗？”
“我懂！放心吧，大队长。”春花点着头，心里暗喜。
大队长再叮咛了几句工作上的事，就踱着步离开了。
望着大队长的背影，春花又是高兴，又是疑惑。喜悦的是自己的前途将一片光明，人了团，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干得好的话说不定将来也能调到公社当个社办干部，再过几年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彻底离开农村、离开黄沙窝窝，可以与那些城里人一样吃国家供应粮，挣工资，这可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疑惑的是王支书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她可是当年写过举报信向公社党委书记告过他的，虽说自己已经认了错，他能不记恨吗？全大队比她文化高的人有的是，高中毕业生就有好几个，没有一个一毕业就分到大队部工作的，她杨春花充其量只是个普通的初中生，能和人家比吗？从大队长刚才说的那些话里，春花听出了一点话外音，她猜想大队长今晚来是故意给她放风的，也是替王支书来说话的，提前打探她的心里话，看她春花对王支书的态度。那么，王支书对她这么重用和提拔，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春花想得脑袋都发疼了，也没有想出个结果。管他呢，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先干好本分工作再说吧！春花打着哈欠，简单地洗了一下，就上床睡了。
事情的发展正如大队长所说的那样，第二年的“五四”青年节前，春花被大队团支部正式吸收为共青团员。半年之后，就是春节前夕，春花就取代了已经调到公社团委的前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成了全公社唯一被破格提拔的最年轻的大队团支部书记。这一年，春花刚满二十岁。
春花的青云直上，引来了全大队青年男女的羡慕和青睐。二十岁，也是沙苑一带农村女青年谈婚论嫁的黄金年龄，给春花提亲的媒人自然会不少，特别是春节前后，在外上学的、干公的、当兵的都集中时间回到农村的家，有的是放假，有的是从部队回来探亲（其实也回来相亲）。进人腊月之后，忙了一年的生产队里庄稼地的农活就少了，留下充足的时间给人们做过年的准备。大队的剧团其实从秋种之后就开始排新戏了，到了春节，从大年三十晚上会一直唱到正月十六。春花在学校时曾在宣传队参加过文艺演出，自然就会在剧团穿插扮演一些角色，她的身段、唱腔、台架都像专业演员一样，铁梅、小常保、阿庆嫂都被她演得活灵活现，很快成为全大队社员心目中演戏的好苗子。
春节前后，晚上来春花家里提亲说媒的不下十家，有在供销社干公家事的，有在部队当兵转了志愿兵的，有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的，甚至有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大队民兵连长，哪个条件都比普通农民强得多，一个比一个地位高、工作体面，让春花简直有点眼花缭乱。对这些提亲的媒人，爹和妈也拿不了主意，春花不像春叶那样好说话，春叶什么事情都听大人的，春花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主。所以，爹和妈只能对那些说媒的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太封建了，婚事这事大人们也不能包办，娃的事还是要娃情愿，我们做大人的做不了主。”一次妈问春花：“人家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好对象，你可不敢挑花了眼。”
春花嘴一噘，有点厌烦地说：“妈，我的事不用你管，他们要说，就让他们说去！”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春花的爹妈有回音，那些媒人就知道春花的眼头高，一般人家是攀不上的，再来家里说媒的自然就渐渐少了。春花就像没有事似的，依然坐在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办公室里，不是召集团员学习开会，就是参加大队党支部会议，再不就是陪同王支书或者大队长下到生产队检查工作，传达公社指示精神，当然，也少不了骑着自行车，经常去公社给团委书记汇报工作。春花觉得，自己正是干事的年龄，正是追求上进的时候，过早的谈婚论嫁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只要自己将来能调到公社当干部，不愁找不到更好的对象，她甚至把自己未来的家设想在了县城，把将来的对象设想成在县城当官，要不就是在供销系统掌权、要不就是城里的文化人，最差也应该是一个中学老师，这样自己将来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就在春花打定主意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却挡在了她的面前，让她再次陷人进退两难的境地。
开春时分，一天大队开完两委会，大队长把春花叫到他的办公室，给她倒了茶水，请她坐下后，给她说起一件个人大事。大队长说：“春花，你现在也进步不小了，工作也稳当了，是不是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大队长的话题提得太突然了，让春花没有丝毫的准备。春花觉得现在应该是干事业的年龄，谈婚姻大事还不是时候，她要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号召，最起码到二十五岁左右再说婚姻问题也不迟。她知道大队长是想给她介绍对象了，就说：“大队长，我想还是把工作先干好，婚事过几年再说也不迟。”
“农村娃娃过了二十岁就该考虑婚事了，再推就怕到时候没有合适的。”大队长笑了笑，说，“这样吧，我很少给人说媒，今天就想学着做个媒人，给你介绍一个小伙子，你看行不行？”
春花本不想急着谈自己的婚事，可现在大队长亲自给自己介绍对象了，可不能随口就拒绝。再说了，大队长的眼光可不是一般人的，他瞅准的对象能差到哪里去？她想了想，说：“大队长都操心我的个人大事，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看王支书的大儿子咋样？这可是在公社粮站吃商品粮的，一般农村女娃想攀都攀不上哩！你看，王支书对你那么好，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看待，不说感谢人家，做他的儿媳妇总是可以考虑的吧！将来要是真的嫁了过去，你以后升迁的路子多着呢！你考虑考虑吧！”
王支书的儿子春花听说过，但没有见过人。王支书在她面前曾经提起过他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公社粮站干临时工，以后有机会就可以转为正式工。春花觉得能做王支书的儿媳妇当然好，将来有一个当大队支书的公公这个靠山，不愁去不了公社当个干部。可是，她没见过他儿子的面，不知人长得是高是矮，是美是丑，两人脾气和不和，有没有感觉，就贸然答应也显得不合适。她只好对大队长说：“我还没见过对方，现在还不好说。这件事我回去再想想吧。”
春花没敢把这事给家里人说，八字还没见一撇呢，连男方的人还没见过，只能说这件事还只是处于准备阶段，除了大队长和她知道外，对其他人都不应该提起，万一将来成不了，还让别人笑话自己是白日做美梦，一门心思想攀高枝。不过，自从大队长提起这件事后，春花心里就开始有了负担，平时上班见了王支书，竟然会莫名其妙得脸红，甚至想故意躲开。她闲下来后，还专门找了一位女同学，打探王支书的大儿子是怎么样一个人，同学一听她的话就知道什么意思，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应付着回答她：“你见了就知道了。”春花听了在心里骂了句：屁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又过了几天，是一个星期六，大队长中午特意来到春花办公室，说他已经安排好了，王支书的儿子晚上就回来了，让春花和他一起在他办公室见面，说说话。
晚上，春花在家里精心打扮了一下，换上从二姨那里借来的秋菊的另一件米黄色紧身大翻领时装，头上也换了一个紫色的大蝴蝶结发卡，脸上抹了一层淡淡的香脂，骑着自行车来到大队长的办公室。她推开办公室门，发现里面坐着一位男青年，长着四方脸、皮肤黑红、身材壮实，穿着的确良白衬衫，海蓝色裤子，左手腕戴着一只闪闪发亮的手表，自然卷的头发像烫过一样铺在头上。见春花进来了，男青年站起身来，朝她笑了笑，又坐到椅子上。春花只看了他一眼，对对方的第一感觉不是很好，便低下了头，装作找热水瓶。正好这时大队长进来了，一手提着一个热水瓶，一手拿着几只洗干净的玻璃杯子，放在桌子上，准备捏茶叶倒水，春花忙接过大队长手中的热水瓶，说：“我来。”
大队长忙给春花介绍道：“这就是王支书的儿子，叫胜利，今年二十五了。你们先坐下谈谈，我还要到会计那里查查账。”
大队长走后，春花和胜利坐下，两人相距两三米。春花问：“你在粮站？”
胜利回答：“嗯。”
“在粮站做什么？”春花问。
“嘿嘿……”胜利傻笑一下，露出两颗黄黄的大板牙，“没啥事干，有时看粮库！”
“你哪一年高中毕业？”春花问。
“嘿嘿，忘了。”
一阵沉默。
春花觉得空气都凝固了一样，这样问答很别扭，很尴尬，也很难受。她第一次与人相会，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心里暗暗来气。实在没啥可问的了，她见胜利坐在离窗户不远处，就随便说了一句：“房子里真闷，你把窗户打开吧！”
胜利这才站起身，不情愿地抬起脚步。这时，春花看到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儿不对劲，再仔细一看，她有点儿吃惊，他右腿有点毛病，走路一瘸一拐，身子有点摇晃，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还是能看出来。
春花这下心里凉了半截。她心里埋怨大队长，为啥提前不给她说对方腿有点毛病，明知对方是个跛子，还要给她介绍。春花想离开，又怕不给大队长面子，不走吧，和他又实在没话可说，这样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胜利也看出了春花对自己不太满意，说了一句：“我的腿是工伤，不是病，是从粮垛上摔下来，摔成这样的。”
春花不想听他过多解释，她这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怎么给大队长说出那个“不”字。她现在明白了，王支书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这么提拔重用，他是早就把她给儿子预定了，看来大队长说媒也只是个托词，其实是王支书的本意，只是当公公的不便于亲口问起春花。这样说来，这门婚事她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会给王支书难看，甚至会被人认为是忘恩负义。春花觉得自己已经跳人了王支书和大队长设置的圈套，其实一切的关心、重用、提拔，都是为了今晚这门婚事。如果王支书的儿子胜利不是跛子，人长得不是那么黑、个头再高几厘米，说话再灵活一点，那她春花还没有啥不情愿的理由，毕竟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做支书的儿媳妇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的。春花认真分析着事情的来龙去脉，揣摩着进与退的得失，想着自己的理想前途和婚姻大事都交织在王支书儿子身上，感到自己真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这时，大队长正好进来了，笑呵呵地问他俩谈得怎样。春花没有吭声，胜利只是“嘿嘿”一笑，这让大队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切地问道：“春花，胜利，你俩感觉咋样？”
胜利先说：“我没意见，不知她情愿不情愿。”
大队长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春花，春花一时不知该咋说，半晌才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们慢慢再了解吧。”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春花和胜利见面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家里人耳朵里了。天祥指着春花的鼻子一顿怒骂：“就知道你跟着那王八蛋没好事，他害了你三大，又来打你的主意，他操的是啥坏心？春花，你明天就给姓王的说，你就说爹说了，我娃宁愿嫁给要饭的，也不会进你王家的门！”
大队长来家里找春花的爹妈，想把事情捏合好，没想到天祥一口回绝了：“大队长，我就把话挑明了，他家的门楼高，我们杨家攀不起。他姓王的想和我杨天祥成亲家，门都没有！”
这门婚事就这样匆匆收场了。同时，匆匆收场的还有春花的团支部书记，在家里人，特别是爹的极力反对下，春花也正好来个顺势推舟，和王支书儿子胜利的婚事就到此为止了。过了“五四”青年节，大队团支部书记就换人了，王支书只一句话，春花就从大队部卷铺盖回到了家，重新面对下地干活当农民的艰巨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