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被动”的局面，可以从我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与上述三大类问题的关系中发现，它也主要体现在相对应的三大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积累了宝贵财富。但因为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们无法在贸易和投资规模做大的基础上，让货币参与到财富积累过程中，从而导致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汇储备，却也在客观上让我们失去了管理自己财富的国内舞台。另一方面，因为我国人才和经验的缺乏以及美国政府的投资限制，造成我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方式非常单一——要么购买美国国债，要么购买华尔街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信用级别”最好的金融债。而在危机面前，无论是哪一种投资方式都让我们失去了活用财富的主动权，只能投资美国流动性最强、收益最低的“安全资产”。今天，因为金融危机——华尔街“倒塌”、美国政府“救市”急需用钱而无法有效地偿还对外债务，从而使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失去了“流动性”。
其次，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经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只要经济全球化能够给世界带来比“锁国经济”更多的财富，那么，世界经济失衡就不可能在这种有效的“国际分工”市场格局下消除。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内需市场的培育，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已刻不容缓。若想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去真正解决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迈向高附加价值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开拓领域，它们不像制造业那样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一大批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和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支撑。在这方面，我们的“转型成本”——从制造业向技术研发和服务业转变的过程，比美国现在为摆脱危机所承担的“转型成本”——从金融业向制造业“回归”的过程要高得多。
最后，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金融资产价格的自由波动都会影响中国有限的资源的配置方向，再加之利率和汇率对制造业而言是金融资源的要素价格，和原油、铁矿石一样是“生产成本”，会直接影响到处于技术低端的中国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价格竞争力。在没有充分的内需市场来支撑中国企业的就业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后盾的情况下，贸然去加速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自由波动以及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都有可能会断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成果。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汇率（利率）的刚性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紧密程度，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出这种被动的受外部“货币政策绑架”的格局，需要我们有一个自主的货币体系和与之配套的强大的金融体系。否则，经济景气的时候，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会加速资本市场的泡沫，产生国内“滞胀”的风险；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为了寻求像美国这样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所提供的“避风港”，大量的资本外逃会导致我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发生金融和经济的“双危机”状况。
如何面对上述“中国国情”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去做强最为关键的金融产业，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走出“被动”的局面，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付诸行动，努力探索增长方式“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
一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提高我国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因为缺少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自主品牌、国际认可的专利等“撒手锏”的“拳头企业”，而在国际商务中无法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定价权”、“谈判的主动权”和“货币主导权”这样尴尬的局面。
二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格局，以强化我国自己管理财富的主动权和提高专业化能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金融发展为产业资本和个人财富提供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源泉”这一大国的发展战略。尽管这方面的目标实现确实让人感到“任重道远”，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则是通过参与或推动更广范围的国际金融合作，来弥补自己眼下“单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过“做强金融”让我国的投资团队和优质企业“走出去”，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存在和制造业的集聚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国际舞台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会继续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而这些财富价值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由人民币这一国际货币的新成员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保证有效的技术引进和生产资源的稳定供给，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做强和大众消费质量的提高贡献力量，这可能也是当前“做强金融”所需要考虑的最紧迫的课题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现在所推进的上述这些“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发展战略，是在尝试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却暂时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价值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类尝试会不会出现由于我国自身抗风险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东亚有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但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20世纪出现的金融泡沫破灭，都说明它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的战略以失败告终。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努力维持本国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今天，美国的“苦恼”是技术没有跟上、金融没有稳定，所以，奥巴马政府只能用增加国内投资和积极出口的短视行为来间接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国内大众由于就业和生活环境恶化而滋生的对现任政府的抱怨情绪。
除了“供给瓶颈”要素外，还有一类制约中国人口红利产生有效市场的“需求因素”。事实上，导致中国今天市场内需不足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如今通过发展村镇银行扶持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正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二是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如今通过深化金融体系建设以确保社会保障和福利资金的正常运营，正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金融投资问题的关键所在；三是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愿望但无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今天，常常能看到中国的富人们在海外市场潇洒走一回（走几回都有），他们在海外对名牌产品的“慷慨消费”让西方人都大为惊叹，可是，这种消费并没有能给中国本土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带来利润和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不能够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格局—— “富人们”给为他们服务的“穷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以提高全民整体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说，这部分没有后顾之忧的“富人阶层”今天选择的消费产品，在中国市场常常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这其中有我们的金融体系扶持创新类企业不足的问题、厂商产品定位不准确的问题、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不到位的问题等。当然有些消费品的供给虽然能够实现，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对两成富人的高档住房供给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而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内需不可持续，而且还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比单纯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比如开征遗产税（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操作）的效果会更快一些，毕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当初的企业家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提供富人想消费的东西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共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也许提供了解决中国富人消费模式和缩小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双赢”范本。
总之，克服上述“中国国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重视“做强金融”的“中国战略”，是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迫切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探讨出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国增长模式”。
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2010年是世界各国努力调整自己受损的经济结构，寻求世界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新方向，顺利完成共同退市的最优战略，真正走出这场危机最后一阶段的关键一年。
但是，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加以应对，这主要反映在三大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上给美国的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在目前没有出现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前提下，世界应该如何监管美国在管理财富上恶意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到底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强烈干预来缩小失衡的程度，还是顺应市场的自然分工格局继续发挥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来寻求世界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三是由于世界各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所以，基于维护自己本国经济发展目标所实施的一国 “看似独立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去“约束”，那么，不仅会使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威胁，而且，甚至可能导致刚刚痊愈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和国际金融市场再次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
一、金融危机管理的最佳药方。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各国都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所开出的药方却相差甚远。比如，来自欧洲阵营的发达国家基本认同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过于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可能会对解决目前欧洲区域内低迷的需求问题和不断上升的技术创新优势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要防止财富被滥用和掠夺，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更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携手运行的国际监管体系。比如应该建立全球金融业务风险评估基础上的审慎性监管，限制过度的杠杆和卖空交易。另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改革、金融机构的薪酬约束机制、消费者保护措施，甚至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透明化要求等都应该纳入到统一监管的体系中。只要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其他两大问题自然就会减弱，甚至反而会在政府的共同“助推”下创造出贸易增长、技术溢出所带来的推动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正”外部效应！
当然，来自新兴市场阵营的国家，无论是“石油美元”国家，还是“商品美元”的国家，更担心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本国创造的美元财富所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当美国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泛滥、美元财富由此缩水的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就会产生新的乱子。我们看到迪拜主权基金已经出现了美元账户上资不抵债的局面。同时，商品出口国家也意识到美国本土越来越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对未来自己贸易立国战略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新兴市场国家更关注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又感到十分无奈，于是，如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团结一致寻求分散风险和互助发展的合作方式也是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