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尽管新兴大国的经济反弹较为强劲，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各新兴大国都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兴大国传统的增长方式，要么是靠出口廉价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中国和印度，要么是靠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比如巴西和俄罗斯。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较长时期的衰退，发达国家难以走出危机阴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大国却依然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和外国投资，那么，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将下跌，而新兴大国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经济下滑的速度可能更加猛烈，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将受到较大幅度的削弱，国际地位也可能随之下降。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发达国家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对新兴大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打击，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遇到挫折。
其次，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尽管美国受到的冲击较大，但由于其经济活力较强，调整速度较快，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遇到的挑战则大于美国。这些国家体制较为僵化、人口老龄化严重，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影响，对外投资收益将大幅度下降，因此，估计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相对地位将下降，而新兴大国比重提高，挤占的是欧洲和日本原有的份额。
最后，根据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研究，在国际政治历史上存在着若干次霸权更迭，每个周期大约有100年的时间。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荷兰、英国和美国接连粉墨登场，扮演世界的领导者。但是，莫德尔斯基特别指出，在霸权的更迭中，全球政治中的“挑战者”国家都失败了，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前苏联；而那些成功的世界强国，通常都是先前的世界领导者的同盟，如荷兰取代葡萄牙，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
因此，新兴大国的奋斗目标不应该是挑战美国，而应该争取取代欧洲和日本，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坐到第二把交椅上。美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拉拢新兴大国，以便争取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新兴大国也不能不重视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忽视传统上的盟友，即使这些盟友的地位可能逐渐衰落。因此，在某些问题上，美国可能会和欧洲、日本一起去排挤和压制新兴大国。新兴大国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异也会使美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盟变得更加复杂而困难。
可以设想，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主要冲突不是发生在美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反，很可能是发生在衰落者和崛起者之间。由于欧洲和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大国成为其直接的竞争对手。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提高，就意味着欧洲和日本的影响力下降，因此，对新兴大国崛起最大的阻力很可能来自欧洲和日本。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的一些政治势力在近期突然变得比过去更加反华。这种冲突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制衡。新兴大国在产业结构上往往具有相似性，有可能在贸易问题上产生争端。2008年，巴西对原产自中国和印度的商品、阿根廷对原产自中国的商品采取了相应的反倾销措施。另外，资源输出国和资源进口国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比如俄罗斯和巴西都是能源输出国，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大国则是能源消费大户，这既蕴藏着提供合作的潜力，也蕴藏着冲突的来源。最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矛盾。相邻的国家之间，比如中国和印度、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往往会存在领土上的争端和政治上的互不信任。作为拉丁美洲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墨西哥在许多问题上，包括联合国改革的具体方案上也存在着许多争端和分歧。
一个新的合纵连横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的行动指南仍然是现实主义，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灵活善变的现实主义。
中国到非洲做什么？
中国的身影重新出现在非洲大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和非洲的蜜月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其建国之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支持。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经历了外交政策的调整，更加强调大国外交和睦邻关系。到了最近10年，中国重新发现了非洲。这是因为中国和非洲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从一个封闭和内向的国家变成了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大国，而非洲经济也在最近10年持续增长，进入了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期”。非洲大陆资源丰富、土地广阔、人口年轻、具有高度的成长性。现在是非洲复兴的前夕。中国之所以到非洲，是为了帮助非洲实现经济起飞和可持续的增长。非洲的可持续增长对中国来说收益最大，非洲对于中国不仅仅意味着资源和矿产，也不仅仅意味着潜在的市场，非洲将是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全面而平等的合作伙伴。
中国要到非洲去做什么？重商主义不应该是中国非洲政策的导向。中国的非洲战略越来越以经济利益为主导，这种务实的风格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但也在国际社会中遇到了很多质疑。尤其是西方言论指责中国帮助非洲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并不关心非洲人民的福利。所以中国应该在其非洲政策上高擎“道德旗”。中国到非洲，就是为了把“和谐世界”和“共同发展”的理念带到非洲。如果非洲国家欢迎中国，中国就一定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支持；只有让非洲的人民得到实惠，非洲国家才可能诚心地欢迎和接纳中国。
因此，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首先应强调民生问题。尤其是在粮食生产、工业化、就业和疾病防治等方面中国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非洲大多数国家尽管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但是却一直被饥荒困扰。只有解决非洲的粮食问题，才能给非洲带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的粮食亩产能够达到1 500斤，而非洲的亩产量只有100～200斤。妨碍非洲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往往是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尽管包括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内的国际援助帮助非洲进行了不少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西方援助项目的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太高，道路渐渐失修，农田渐渐荒芜。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非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低、效率高。
如果中国在对非洲的官方援助上能够加强对农村的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投资，农业企业便可以后续跟进。以非洲的自然条件，加上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非洲的温饱问题。据说，尼日利亚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感慨，只要中国的一个县到了非洲，就能够解决整个尼日利亚的粮食问题。在解决非洲国家自身的粮食问题之后，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向中国出口。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这样就会增加出口种类，改善贸易条件，能够带来更多的外汇收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目前从非洲进口多种农产品，比如中国是尼日利亚最大的木薯进口国。中国向非洲国家开发农产品市场，与欧美国家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拒绝对非洲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土地和水资源稀缺，进口农产品可以帮助中国节省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
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仍然会持续增长。但是，过分强调开发和投资非洲矿产资源，既片面理解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安全问题，也容易给其他国家渲染中国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授以口实。中国需要稳定的能源和资源供应，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不冲突。如果仅仅强调独占所有权，其实是难以保障能源和资源安全的。所有权是脆弱的，一旦投资国出现政局动荡、政策调整（如将海外投资收归国有）、恐怖主义、绑架、抢劫以及罢工等事件，中国在该国的投资就可能会受到伤害。
海外投资的目的应该以对冲价格风险为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借鉴日本在巴西等国铁矿山投资的经验。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尤其对钢铁的需求很旺，所以其对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铁矿山进行了投资。如果铁矿石价格上涨，日本的进口成本固然会提高，但其投资收益也相应增加，这就对冲了价格上涨的风险。因此，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开发和投资应该不求拥有，但求参与。尽管经济学中有所谓的“资源诅咒”，即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经济发展反而受其拖累，但是，对非洲国家来说，能源和初级产品开发应该是其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历史机遇。中国应帮助非洲国家在开采的基础上就地深加工，帮助非洲国家在开采矿山的同时，建设出一座座新兴的城市。
非洲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把非洲视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市场是片面和短视的。廉价产品无序地冲击非洲，将导致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问题加剧。中国企业之间在非洲陷入恶性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如果非洲自己的制造业无法发展，非洲人民的收入水平无法提高，非洲所能够为中国产品提供的市场容量就是有限的，而且会逐渐萎缩。中国的制造业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必须切实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企业都去非洲倾销廉价产品，就会延缓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中国企业应该效仿20年前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更多地和当地的企业合作，雇用当地的劳动力，帮助非洲发展制造业，帮助非洲企业加入全球分工和价值链条，为非洲经济提供“造血机制”。对中国来说，这有助于减少国际上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缓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当非洲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之后，会为中国的出口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
通过发挥在粮食生产方面的优势，中国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摆脱饥荒，改变落后和贫穷的生活方式；通过中国企业和非洲企业的合作，扩大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雇工，中国可以帮助非洲提高就业；通过发挥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优势（尤其是治疗疟疾），中国可以帮助非洲人民提高健康状况。如果中国帮助非洲国家解决了粮食、工业化、卫生和就业问题，当地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支持程度就会提高，非洲的政局会更加稳定，政府治理逐步得到改善，经济发展自然会更快更好。民心所向，中国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有显著提高，因为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实惠。非洲国家的政府在民众的支持下，则会更加支持中国——中国不仅仅能够给它们提供紧迫的资金和现代化的国会大厦，还可以帮助它们得到本国人民的选票。
人口涨落国家浮沉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带来全球化的退潮。即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也认为，美国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走出危机的阴影。最悲观的预言可能是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他说，美国复苏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于是，他带着女儿到新加坡定居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是和信息技术革命分不开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讲述的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乃至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如今，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式微，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拯救美国经济，那就只有再爆发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了。
技术的突破会发生在哪个领域？可能会是在环保、新能源，也有可能是新型材料，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生物技术和医疗革命。如果生物工程能够出现商业化契机，医疗技术能够出现突破性的革命，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