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时候是退出的最佳时机？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次序“撤退”？这取决于各国的国情。一些资源型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挪威，已经采取了加息措施收紧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加迅速，通货膨胀开始抬头。估计像新西兰、加拿大这样的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半年内实行加息政策的可能性更大。随后，一些信贷增长速度太快、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也会选择退出。但是欧美各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刻似乎还没有到来。尽管美国和欧元区已经出现了反弹，但强劲的经济复苏仍然杳无音信。首先，迄今为止，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进程尚未结束，很多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一旦出现加息，将会导致金融机构现有资产的质量急剧恶化。其次，高失业率成为困扰各国的首要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预计，在2010年年底前，美国失业率将维持在9%以上。如果就业形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各国政府在退出刺激政策时必然顾虑重重。
但是，中国并不应该因此放松警惕。无论欧美国家退出过早还是过晚，都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中国很可能是台风的登陆点。目前，发达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的流动性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如果中国加息太早，则大量套利资本会滚滚流入，推高股市和楼市，带来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但是，如果我们退出过晚，国内的流动性没有及时收回，国内市场上的过剩资本同样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闻风而动，流入中国。而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西方国家一定能成功地撤退。要警惕西方国家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出现失败或失控。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出现急剧调整的时候。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预案。
我们能够做的，首先是建立阻挡外部冲击的防火墙。一是可考虑加强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当前还不是畅谈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时候，而是要未雨绸缪，把篱笆墙上能补的漏洞都补好。加强资本管制，不仅是要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还要加强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这是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放松资本流出的初期，往往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入，因为投资资本考虑到撤退的合法通道已经打开，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流入！二是可考虑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以换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国际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一国往往会面临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像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可以通过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币盯住美元，但其货币政策会不断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如果中国认为国内的经济稳定要比汇率稳定更加重要，就应该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让汇率波动起来，变成一道缓冲外部冲击的防波堤。
我们不应坐等发达国家退出之后才开始考虑中国的退出策略。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并不一样，我们的退出策略也应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也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但我们的财政政策最需要担心的问题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财政投资的低效。如果世界经济处于较长时期的低迷，中国要作好准备，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要退出的是盲目新建、扩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退出的资金应投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因此，我国财政政策退出的基本策略是结构上的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在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正式显现之前，我们的货币政策退出，应赢在提前出牌，精准点控。比如应采取措施遏制楼市的过快上涨，防范信贷扩张中出现的不良贷款，适度降低信贷增长的速度等。
全球经济调整的西方修辞术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日益频繁。从8国集团峰会，到20国集团峰会，各种宏论不绝于耳。大致说来，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首先是救市，即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火线上抢救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到了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西方国家的政策重点转入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目的是保增长，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痛苦；如今，在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西方国家开始热衷谈论全球经济调整。一方面，西方国家认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是纠正这种失衡，美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东亚国家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全球问题，各国要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加入西方倡导的减排计划之中。
这些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观察全球经济协调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听其言。如果仅仅听信口头和纸面上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西方的修辞术迷惑。
第一，全球经济遇到的最要害的问题，在各国的经济协调中仍然付诸阙如。就业始终是一国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从近期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9.5%的警戒线。预计未来美国的失业率将在9％～11%的区间内居高不下。这是奥巴马上台之后遇到的“9·11”。美国现在遇到的失业问题，是无法仅仅通过刺激经济增长解决的。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很多就业机会将一去不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建筑工人，钢铁、汽车行业的产业工人都将面临大规模失业。为本国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是各国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但是，在目前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增长方式转型计划中，对创造就业均无良策。而且，一旦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可以预料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将迅速抬头。这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会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怎样避免这样的问题？如果出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惩罚始作俑者？我们很想知道，但西方国家一直是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选择的主导产业可能会存在失误。西方国家之所以关注气候变化，除了对全球气候问题本身的关注之外，另外一个用意是想借助气候变化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新能源，发展环保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经济的真正复苏，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因此，各国均在寻找新技术的突破点，并希望能够在未来抢占经济增长的制高点。但是，目前的这种选择是否能成功，仍然不得而知。新能源在GDP中所占规模相当有限，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仍然主要依靠化石燃料。新能源的发展将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极大影响，只有在油价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新能源才能稳定发展，但油价的走势不是简单的上升，而是剧烈的波动。油价下跌将对新能源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新能源的投资也可能严重不足，过去的风险投资基本上是为IT行业量身定做的，对新能源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国际资本并未作好准备。总之，有可能出现技术突破、扮演主导角色的行业不一定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均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技术突破，因此我们在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时应更加慎重。
第三，要注意“言外之意”，要警惕发达国家的“隐藏计划”。发达国家在国际场合大谈全球经济调整，要求各国之间加强协调，他们也可能会以此为幌子，从各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很多新的贸易壁垒有可能通过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方式显现，比如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进行限制。发达国家也可能借发展新兴产业的契机，为其科技产品出口寻找市场。
最后，要观其行，而不仅仅是听其言。全球经济调整的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哪个国家调整得最早，调整得最好，就有可能在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竞争中保持长期的优势。但是，短期的保增长目标可能会和长期的增长方式调整出现冲突。因为增长方式的调整可能带来转型的成本和代价，有可能使得经济复苏更加缓慢。只有眼光长远的政府才敢于在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候顶住压力，锐意改革。可惜，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各国在短期内纷纷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所谓的结构调整却是三心二意。如果美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鼓励美国人增加消费，那么，美国的消费率怎么才能降低呢？发达国家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增加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可能会进入石油、初级产品市场，或流入新兴市场，带来新的泡沫，并延缓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从各种迹象来看，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非常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东亚金融危机的前夜。西方国家的经济刺激是否要以别国经济为垫脚石呢？全球经济调整是否就是要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呢？
调整经济结构，是我们既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继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也要警惕别人占我们的路。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伦敦。维多利亚皇家港口以北的EXCEL国际会展中心。这里是20国集团伦敦峰会的会场。参会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来的都是政治家，每个政治家都明白，当下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抵抗金融危机、拯救世界经济。
伦敦峰会的宣言言辞恳切，每段话的主语都是“我们”，极言团结合作、共襄盛举之意。然而，20个演员同台亮相，唱的却绝不是同一首歌。政治就是对利益的计算，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无非是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后找到一个均衡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他这次到20国集团峰会上是要听大家说的。这样的表白说明美国也清楚，他们在这次峰会上会处于守势。谁让美国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呢？奥巴马此行，本来是想号召大家一起实行经济刺激政策，但应者寥寥。反而是在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欧洲咄咄逼人，美国步步防守。对美国来说，防守是最好的打法，不被人攻破防线就是胜利。令人佩服的是，从伦敦峰会的公告中，几乎看不出美国在哪个议题上有明显的让步。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在之后的具体谈判中，美国还会反守为攻。
欧洲早就对美国耿耿于怀，欧洲国家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金融监管的篱笆墙没有扎牢，才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还把欧洲也拉下水。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爆发之后，德国就想推动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但美国和英国一直充耳不闻。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法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从伦敦峰会的公告来看，可以说德法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要到了。欧洲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过去欧洲大陆的金融业被英美金融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借加强金融监管的契机，欧洲国家有了在局部战场上收复失地的绝好机会。
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严厉谴责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她开出的治病药方是什么呢？建立一家欧洲的信用评级公司！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上，欧洲也是急先锋。表面上看，如果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可能损失最大，因为欧洲的投票权会相对削弱，但从短期利益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最大的受益者是欧洲国家。当前金融危机中处境最狼狈的当属中东欧国家。如果中东欧国家经济崩溃，多米诺骨牌倒塌之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唇齿相依的欧洲国家。现在，大家掏钱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钱明处是借给中东欧国家，暗地里补贴的却是欧盟。
新兴国家似乎受到了格外的礼遇。比如在晚宴排座次的时候，坐在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左边的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右边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奥巴马则坐在布朗的斜对面，跟德国总理默克尔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坐在一起。20国集团俨然有取代8国集团的阵势。相比20国集团伦敦峰会的风光，2009年7月在意大利的拉奎拉市召开的第35届8国集团峰会就略显冷清了。但实际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次伦敦峰会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