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多数周末之夜一样，我和亨利坐在伯克利加州大学NN学院大门边的一个小酒吧里。忧郁的萨克斯乐曲，让亨利一口一口吞着威士忌时感到格外有气氛。威士忌的颜色以及它的味道，让我有许多不着边际的联想。首先我觉得这种味道是代表着西方城市的某种品质：昂贵，却苦涩；浓烈里潜伏着深深的忧郁。
我抿一小口威士忌，目光从酒吧老板娘的身上掠到亨利诱人的嘴唇上。他好像有两天没刮胡子了，头发乱糟糟的，蓝眼睛里充斥着血丝，上衣领口处还缺了一枚纽扣。
“你要少喝些。”我这样关照他。他却耸耸肩膀说：“人生难得几回醉，一个人能有多少敞开心扉喝酒的日子。我想想也是。只是听了这样的话，心里难受。于是我的目光游移到亨利身后的油画上。其实我们在酒吧这样的地方，幽暗的灯光与忧郁的音乐，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是置身在画中的。我们是一幅油画中的油画。只不过我们是动态的，有语言、有呼吸还有心跳的感觉。而亨利身后的油画，是一幅静物。如果我没有看错，那就是达利1941年的作品《面包》。《面包》是达利在创作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幅画。它灰褐色的背景衬托一张占有整个画面四分之一的桌子，画中央的桌角上，一个盛装瓣开半片面包的藤篮。它精致细腻，玲珑的画面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静态之美。我极为欣赏，也十分钦佩。不容置疑，达利的艺术始终遵循他自己的创作个性。
我兴致盎然地欣赏着这幅名画，亨利极为不满地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让我的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我猜想他又要与我叙述他的一堆乱糟糟的情绪和如何每小时花50美元找心里医生等等。然而亨利一开口却说：“我们常吵架，吵了都快半年了。你告诉我你们中国女孩是否个个喜欢吵架？“
“哪有这种事？“我冷静地望着他。
“我想结婚，想有一群孩子围绕膝下。”亨利眼睛盯着我说：“你可别笑我性急，尽管这里很少有人在社会上立足之前结婚的，但我不同，我觉得我已经稳定了。”
我相信亨利说的，虽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却并非等闲之辈。他在经济学院主攻保险计算，这是一个比较吃香的专业，既要有数字的精确，又要有投资家的眼力。亨利当然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将来注定的社会精英。
“我绝不能让她在我的眼皮下跑了。”亨利说：“你们中国的知识女性，不是也想嫁个美国公民留在美国吗？”
“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女性都有这种想法的。”我咕哝着说。
“那倒也是。”亨利说：“林凯瑞就不是这样的。”亨利说话时眼睛往上看，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这让我生起了点怜悯，同时也有了轻视美国人生活的想法。
“半个多月前，我把避孕套扔了，也不让她吃避孕药。结果她生气了，一直不让我碰她，还说要离开我。我本来以为她是说说的，没想到她真的在我眼前消失了。”
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亨利身后的那幅油画上，达利的怪诞、荒唐和不可理喻的独特绘画表现方法，对当代的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建筑等文化艺术影响是深远的。我这么想的时候，亨利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然后身子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
我觉得亨利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眼角里有泪水溢出来。那泪水仿佛像晶莹的玉珠，透过厚厚的窗帘与加利福尼亚的黄昏融合在一起。
我和亨利谈得很少。近年来我变得越来越无法使自己精力集中。我们的话题常常驯鹿一样跳跃。亨利当然不太满意这种谈话方式，他先我而开始沉默。这令他从某种角度看来，像个智者。于是我在音乐中遐想，我的遐想像空气一样在酒吧里流淌。这时候一个中年黑人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身姿在萨克斯音乐的流水里，像一块格格不入的杂物。我有些警惕，可亨利热情地招呼他。原来他就是伯克利警察局的那个警官。在这之前我虽没见过他，却是与他打过交道的。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一周前的一个深夜，我正坐在书桌前一边喝牛奶、一边写我的毕业论文。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看了一下书桌前的钟，已是深夜十二点一刻，我想谁会深夜打电话给我？夜晚基本是我的苦修时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这一特点。那么是谁？
“我是伯克利警察局的警官卡特，听说你是林凯瑞的朋友？”
“是的，有什么事。”
“林凯瑞前天下午在沙加缅度河边散步，最后一人看见她是下午二点左右，此后就没人见过她，你能提供线索吗？”
“我有半个多月没见到她了，也不知道她的近况，很抱歉我无法提供线索。”
“那你的朋友中有认识林凯瑞的吗？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合作。”
我想了想，觉得林凯瑞是亨利的女朋友，这事找亨利是最合适的，便说：“好吧，你们去找亨利，他也许知道。”
“亨利是最后一个见到林凯瑞的人，前天下午就是他来报的警。”
“哦，是这样。”我的声音有点不以为然，我想亨利怎么把与女朋友吵架的事，也拿来报警，真是无聊。我搁下警官卡特的电话后，随即拨通了亨利的电话。亨利还没有睡，他一听是我的声音就说：“林凯瑞失踪了。”
“失踪，没那么严重吧！”
“我想想也没那么严重。”亨利说：“不过，警方倒是把问题看得很严重。”
“亨利，”我突然高声说：“我知道林凯瑞的秉性，她不会有事的。也许她只是暂时不想见到你。”
“但愿是这样。”亨利说：“我真的是很爱她的呵！”
我搁下电话，把杯中的牛奶一饮而干。无事生非，洋人也多事。林凯瑞说不定星期一就会出现在校园里，她那披散的长发，长长的脖颈，还有说话时伴有手势的微笑，特别诱人。
这会儿亨利与警官卡特说：“我到伯克利来读书，就是奔着这里的中国女孩子来的。我小时候就喜欢电影里的东方女性，尤其是穿旗袍的中国女性。她们既神秘又性感。她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她们端庄、高贵又婉约。三年前我一见到林凯瑞就被她的气质迷住了，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文静和内秀；还有她烧的中国菜很好吃。我最喜欢吃她烧的杭州菜：龙井虾仁和西湖醋鱼。亨利兴奋地说着，看得出他对林凯瑞的爱是很深的。
我不知道警官卡特是否带来了好消息？他与亨利窃窃私语，仿佛有意不让我听到。我智趣地借故上洗手间，暂时离开了酒吧。初秋的加利福尼亚，覆盖着一层层阳光。海湾背衬着山，连着天，蔚蓝得刺眼。我走在一片葱绿的小径上，它的尽头就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文学馆。我无数次坐在那里，有时候并不阅读，只是感觉和呼吸中国的空气；或者做我几乎百做不厌的功课——浮想联翩。
身在异国，对祖国的浮想联翩就是我的幸福之事。现在我一个人坐在小径边的石凳上，与我同坐的是一盆文竹。它的主人为什么把它遗弃在这里？遗弃和失踪，似乎有点儿关系。我忽然觉得林凯瑞的失踪，也许与“遗弃”有关？天渐渐黑了下来，天空没有云彩，倒是有几颗星星，像鬼火一样地眨巴着。我静静地观赏，想起小时候观星时看到的斗转星移的壮丽风景。
现在晚风在黑暗中逡巡，晚风让夜有了生气，同时也让黑暗有了更深邃的神秘。我想象风鼓满了天宇，与黑暗一起潮涨潮落。一切都变得轻飘飘起来，自我就像一张薄薄的纸，随时都有可能随风起舞。我为晚风而感动。我完全不知道我此刻已在警官卡特和亨利眼里，成了另一个失踪者。因为当我回到酒吧时，没有看到亨利和警官卡特就顾自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