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游了下去，但游到泳池边缘的时候又遇到了他。“你会下地狱的！”他对我说。
“还是因为我赢了比赛？”
“不是，”他告诉我，“是因为上帝。如果不信仰上帝，你来世将在苦难中煎熬。”
我感谢了他的提醒，然后就回到了水池中，并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我小时候去的教堂里，牧师布道时说的都是希腊语，我和姐妹们完全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的话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啊。小希特勒刚上三年级，但他已经在规划自己的来生了，更糟糕的是，他还规划好了我的。我在更衣室里换泳衣时想，也许本来我就不该去反驳他，和小孩子谈论宗教已经很疯狂了，我竟然还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旅店里和他理论。不过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他坚持说我的胜利是不公平的，是上帝进来推了我一把，我才到达了终点，我的意思是，真的，难道我依靠自己的力量连一个九岁的小孩都赢不了吗？
回顾起自己的吸烟岁月，我唯一的后悔之处就是制造了那么多的垃圾，被我直接扔在脚底下踩灭的烟头大概得有成千上万个了吧！每一次看到司机把烟灰缸里的烟头和烟灰一股脑地倒在柏油路上，我就会厌恶地想：“哎呀，真没有公共道德。”但其实我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他是搞批发，我在搞零售罢了。在偌大一个城市中，你总会告诉自己，一定会有人来清理干净的，如果不把烟头直接扔在人行道上，肯定会有清洁工因此而失业，从这一方面来说，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对。而且一个烟头似乎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垃圾，就好像随手扔了一只钨丝烧断的灯泡一样。没有人会被一个烟头绊倒，而且它的颜色与地面相似，扔到地上以后似乎就消失了，和花生皮差不多，这样一来，土地就变得更加“有机”或是“生物可降解”了，不管用什么词，总之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做是对的”。
一直到了四十八岁，我才不再随地乱扔烟头，因为那一年我为此被警察逮捕了，而且还是在泰国，这让我更加尴尬。“到了那里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一直就是我对于泰国的印象，所以当两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警察出现时，我感到很惊讶。一个警察抓住了我的右胳膊，另外一个抓住了我的左胳膊，然后就把我带到了一个棕色的帐篷里。“休！”我开始喊，但就像往常一样，休在我前方二百米的地方，就算再有十分钟没看到我，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警察让我在一张长桌前坐下，示意我不能动，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然后他们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纳闷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冒犯他们的事情。
被警察抓起来之前，我和休刚刚参观了泰国的刑事犯罪博物馆，这是这个国家独有的悲剧性产物，那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具死人的尸体，它被悬挂在一个玻璃柜中，上面不断滴下琥珀色的液体，全部滴到一个浅浅的搪瓷锅里面。柜子上面有泰语的说明，还被翻译成了简短的英语，意思就是“强奸犯和谋杀犯”。只有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在一条被盐水腌泡过后制作成标本的眼镜蛇旁边，我们才能看到类似的标牌，大概就是在告诉人们：“这就是这种生物的真实模样，请擦亮眼睛看清楚！”
除了身上琥珀色的液体以外，那个既是强奸犯又是谋杀犯的人长得还是挺赏心悦目的，就像刚才在街上把我抓起来的警察和中午卖给我们午饭的小贩一样。中午的时候，室外的气温大概也就华氏300度，所以离开刑事犯罪博物馆后，休觉得我们应该喝点街边小摊上旋转大锅里面热乎乎的汤，街边没有桌子，我们就只能坐在倒扣的菜篮上面，把滚烫的碗放在大腿上。“就让我们坐在恶毒的阳光下，把舌头烫掉吧！”这就是休的妈妈对美好时光的理解。
离开那里以后，我们又去参观了一座皇宫，虽然我不喜欢那种风格，但我至少没有抱怨，也没有做什么侮辱皇室的事情，我没有偷那里的东西，也没有拿着荧光笔到处乱写乱画，那为什么还是被警察抓起来了呢？过了一会儿，警察们回来了，他们递给我一支笔，在我面前放了一张纸。那是一张用泰语写的文件，我一直觉得泰语看起来就好像是蛋糕上的花边一样。“我做了什么？”我问，一个警察指了指我身后的标语，上面写着“乱扔垃圾，罚款一千泰铢”。
“乱扔垃圾？”我不禁叫了出来，然后两位警察中比较帅的那个就从嘴里拿出一个隐形的烟头，扔在了地上。
我很想问问，能不能用体罚代替罚款，但我又想起来这样做的是新加坡而不是泰国，为了不让他们认为我太天真，最终我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交了相当于三十美元的罚款，然后离开了那个帐篷。我想去看看我到底把烟头扔在了哪里，找了半天，最终在一只死鸭子头旁边的沟渠里发现了它，旁边还有一只爬满了苍蝇的塑料袋，里面装了半袋可可牛奶。
“好吧！”我想，“专罚外国人！”然而我和其他那些随地乱扔垃圾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要么在地上扔了垃圾，要么就没扔，很显然，我属于前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我一直鄙视的行为，一种我一直认为没有教养的行为，只有外国人才会这么做。我的这种想法源于我从希腊来的奶奶亚雅，在我小的时候，亚雅就和我们全家住在一起，在我见过的人当中，她是乱扔垃圾最严重的一个人，无论是瓶子、罐子还是厚厚的旧报纸，只要是能从车窗扔出去的东西都被她扔了出去。“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父亲会喊，“这个国家不允许把垃圾扔到大街上。”
这时，亚雅就会透过自己厚厚的眼镜片朝他挤挤眼睛，说一声：“噢。”两分钟以后，她又开始扔东西，就好像杂货店的收据算是垃圾，《时代》周刊杂志就不算了。我觉得她很有可能平时就积攒用过的纸巾和空药瓶，塞在自己的包里，只要一坐上车，就开始往外扔。
“只有希腊人才会这样，”我们的母亲会说，而且补充说她母亲就从来不会从车窗往外扔垃圾，“她连一个桃核都不会扔。”
奶奶在我们家住的那些年里，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垃圾问题，这和电视上的广告也有关，那时，家里的电视总是播放着“保持美国美丽的环境”的公益广告，上面有一个哭泣的印第安小男孩，他的身后是垃圾遍布的河床。
“看到了吗？”我会对亚雅说，“水里到处都是垃圾，那样做是不对的。”
“哎呀，你这样做就是在浪费时间，”丽莎说，“她甚至不明白那个孩子是个印第安人。”
我们的父亲一直都很担心奶奶会给我们带来不良影响，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向车窗外扔东西，当然了，除非那是个烟头。烟头不仅仅是垃圾，还是冒着火星、燃烧着的垃圾，“竟然会有人乱扔烟头，引起森林火灾，”我们会说，“我们真为那个人感到羞耻，他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我不敢说离开曼谷以后就再也没乱扔过烟头，但我可以说，我再也没有心安理得地扔过烟头。如果身边有垃圾箱，我就会把烟头扔到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要么把它塞在裤子口袋里，要么把它藏在什么东西下面，比如一片树叶，或者是被别人扔在地上的纸片下面，好像这样一来，它的分解速度就会加快。
现在戒了烟，我又开始捡垃圾了，当然不会大量地收集，而是每天捡一点。例如，我在公园椅子旁边看到一个空啤酒瓶，就会把它捡起来，扔到只有几步之遥的垃圾箱里，然后再说一句：“这是哪个傻瓜笨蛋懒骨头，竟然连自己的啤酒瓶都懒得扔进垃圾箱！”
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善举为我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但我发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人们看到我捡垃圾后都会觉得是有人付我钱，我才这么做的，他们这么想也有一定道理，而且大家都不想看到我失业，于是故意把手里用过的一次性叉子留在座位上，让我去清理，座位上还有装薯条用的空袋子、一次性纸杯和废旧公交车票等，非常有意思。但我唯一不会去捡的东西就是别人扔的烟头，我并非害怕上面的细菌，只是怕自己捡起来以后，就会清楚地想起手里拿根香烟，再放进嘴里吸一口的感觉会有多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