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都在西线。但有一次，他去往华盛顿，以及从那里返回，他都在匹兹堡作了停留，为他调往东线作一些必要的安排，两次我都在铁路上遇见了他。我带他到匹兹堡一起吃饭，那时候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遇见的权贵之中，他是最貌不惊人的一个。如果让人凭第一印象来挑选杰出人物，肯定最后才挑中他。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他在西线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走进车厢，斯坦顿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当他看到格兰特将军时，他说：“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是格兰特将军，但是有一位肯定不是。”而他指的就是格兰特。（写完这段文字多年后再来读它，我笑了。这段对格兰特确实很刻薄，因为我跟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在战争的那些年月里，战略和将军们的计划被大加议论。当格兰特将军毫不介意地与我谈论这些东西，这令我感到惊讶。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待过，斯坦顿将军对我也很熟悉，也知道我对情势的发展也略有所知，然而当他谈起下面这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到东线去，接手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
“我想也是。”我说。
“我打算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那会使全国都感到惊讶的，”我说，“因为大家都认为继任者应该是托马斯将军。”
“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了解这个人，而托马斯将会第一个说，谢尔曼是不二人选。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事已经向南方打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东线战事向南推进一点。”
我有幸能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他熟悉起来。如果说有一个从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人的话，那个人就是格兰特，即便是林肯在这一点上也不及他。不过，格兰特是个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在行动上总是很积极。我从未听格兰特用过复杂华丽的辞藻，或是讲究什么“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整体他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便是犯了一个错误。有时候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令人震惊。他使用的句子简短却往往切中要害，他对事物的观察也总是出奇的准确。当他在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就沉默。我发现他在战争期间，对夸奖部下总是乐此不疲，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一样。
这是战争期间发生在西线的一个故事。格兰特将军开始不加节制地饮酒，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劝阻。这一行为在格兰特先生认为是出自真正的友谊。
“你是说这件事吗？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奇怪！”将军说。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甚至成了你的部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此后，我将滴酒不沾。”
他确实再没喝过酒了。后来，我在纽约多次与格兰特和其家人就餐，我看到他把酒杯推到一侧。正是他这种坚定的意志让他下定了决心，而这，在我的经历和见闻中也极少见到。有的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我的一个合伙人曾戒酒３年，但是他的夙敌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我在1861年被调往华盛顿的时候，战争被认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后来很快地，它被看成是一个需要多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长期的官员来负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少不了司各特先生，而司各特认为我应该回到匹兹堡，那儿需要我的工作。最后根据政府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要求，我们把在华盛顿的工作交给了别人，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从华盛顿回来之后，我第一次得了重病。我被彻底击垮了，在坚持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请假休息。一天下午，在弗吉尼亚的一条铁路线上，我似乎是中暑了，这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尽管我挺了过来，但是从此之后，我发现我忍受不了太高的温度，必须小心防晒了，如果一天比较热，将会把我弄得彻底委靡（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年来，清凉的空气是我的万应灵药。我的一生坚持认为我必须躲开美国炎热的夏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准许我休假，等待已久的重返苏格兰的机会到来了。1862年，在我27岁的时候，我母亲、我的知己好友汤姆米勒和我３个人乘坐埃特纳号轮船出发，在利物浦登陆，然后我们立即去了丹佛姆林。这次故乡之行使我感触良多，我感觉像是在梦中，越是接近苏格兰，这种感觉越强烈。母亲同样非常激动，我记得，当她第一眼看到那熟悉的灌木，她喊了起来：
“哦，那儿是金雀花，是金雀花！”
她百感交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而且我越是安慰她，她越是无法自持。对我自己来说，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圣地，我亲吻了这片土地。
在这种情绪中，我们到达了丹佛姆林。一路上经过的所有事物，我都一眼就可认出来，但是，和我想象中的相比，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小，我甚至为此感到迷惑。终于，我们到了劳德姨父家，走进那间他教给我和多德很多事情的房子，我大叫起来：
“你们都在这儿，每件事物都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但是你们现在看起来都和玩具差不多。”
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微缩模型，甚至连摩迪街上的那口老井，和我的想象也大相径庭。但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没有使我失望。它依然那么雄伟、庄严，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难以忘怀—“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大教堂的钟声也没有令我失望，当我回到这里第一次听到它，这使我感激莫名。它给了我一个聚焦点，在教堂周围，是残破的宫殿和大峡谷，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的景物渐渐地得到调整，恢复了它们真实的比例。
我的亲戚们仍是那么友好，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我亲爱的夏洛特姑妈，她高兴了一阵后叫道：
“噢，你很快就能回来在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了。”
按照她的理解，在中央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便算是成功，她的女婿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平辈表亲）已经实现了她这一伟大的目标，对她的有前途的侄子，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中央大街的店主就算是贵族，甚至这条街上的蔬菜摊贩和摩迪街上的比起来，其地位也不一样。
姑妈以前经常照看我，总喜欢说起我小时候的趣事：那时候，我是一个爱哭闹的婴儿，喂我饭的话，需要两把勺子才成，因为只要勺子一离开我的嘴，我便会大叫。琼斯船长，他后来成为了我们炼钢厂的经理。他形容我是一个生来就有两副牙齿的贪吃鬼，而我对于新的工作以及增加产量的胃口也一样贪得无厌。我是直系亲属中最大的孩子，因此，我得到了很多可贵的关照，姑妈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他们和我讲起我小时候的那些恶作剧和说过的有特色的话语。姑妈讲到的一件事情使我对我的早熟感到惊讶。
我是伴着很多睿智的格言长大的，其中有一条格言是父亲教给我的，后来立刻派上了用场。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从３英里外的海边回家，父亲背着我走了一段，他在薄暮中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点吃力了，希望我能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
“噢，爸爸，没关系，忍耐和坚持成就大丈夫，不是吗？”
因为背着我，尽管当时他步履蹒跚，但还是忍不住笑得发抖。他被自己点燃的炮竹炸飞了起来，也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是我相信，他此刻肩上的负担一定轻了很多。
劳德姨父曾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他在我８岁的时候就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来努力使我变得浪漫、富有爱国心和理想。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姨父还是劳德姨父。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点也没有缩小，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地位。我们不停地散步和交谈，于是，我又再一次地变回了他的“奈格”，除此之外，他从未叫过我其他的名字。我最最亲爱的姨父，而事实上，他对我，已经远远不止是姨父了。
我记得当我回到部门的时候，我被欢迎仪式深深地打动了。东边的工人集合在一门礼炮下面，当火车经过时，他们用礼炮来欢迎我。这可能是我的下属们第一次有机会让我成为游行的主角。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么地在意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回报了我的感情。劳动者总是能对好意作出回报。如果我们是真正地关心他人，那么我们无须担心他们对我们自己的感受，好心会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