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点5：产生偏见的重灾区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广播现场直播节目《你知道什么？》。直播前，节目主持人迈克尔 费尔德曼走出直播间问我们在节目过程中会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我问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参加过广播的直播节目，你们会怎么回答？”参加节目的嘉宾中有大约 2/3都举起了手。扫了一眼大家举起的手，迈克尔点点头，问道：“举手这种方式适合广播节目吗？”他的话音刚落，我们就都笑了，但是我们的笑声却不那么爽朗，因为没有考虑到听众根本看不到我们举手，所以觉得有一点点傻。
◎以自己的视角为主是自然倾向
人们总是自然地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记得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总是在地下室的某处玩耍，我和先生发现，在卧室里就能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从通风管传上来。有一次，我坐在通风管旁边的长椅上读书，竟然能听清楚孩子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当时非常惊讶。我有意地听了几分钟，但是觉得像是在偷听，有点鬼鬼祟祟的感觉。所以，当他们爬上楼，冲到卧室里要吃东西时，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秘密：“你们在地下室玩的时候，爸爸和妈妈能通过这个通风管听到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满以为他们会感到惊讶，但是却没有。他们不屑地耸耸肩说：“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也能听清楚爸爸妈妈说的每一句话。”
我大吃一惊，努力地回忆是不是在长椅上说过一些比较“隐私”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听到我们讲话，就像我们听到他们讲话一样，尽管这非常明显。即使是这么明显的情况，我们都会无法看到，由此可见，要采取不同于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是多么困难！
我们都知道，幼儿在一段时期里很难采取他人的视角。比如，学龄前儿童在跟祖母通电话时不停地点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此时，父母总是会告诫孩子说：“跟奶奶说‘是的’，她看不到你点头。”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也能通过通风管听到我们讲话也是一个鲜活的证据，它说明成人也会忘记从他人的视角来看问题。
◎原因：“我”方视角的强大力量
我认为，人们低估了采取一个新视角来看待世界的难度，也低估了听取不同观点的难度。发展“心理学家约翰 弗拉维尔在二十多年中，研究了儿童如何提高“理解不同观点”的能力这一课题，他指出：“自身观点所产生的信号比他人观点所产生的信号强烈得多，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的观点时，自己观点所产生的信号就会不停在耳边环绕……因此，要突破这些信号的包围而采取他人的观点，就需要相当高的技能或付出较大的努力，而且，信息扭曲的可能性还从未消失。”
即使我们注意到了他人的观点，也常常会忽略。正如批判性思维研究者帕特里夏 金和卡伦 基奇纳提出的，当其他视角出现在我们脑海中时，我们很快就将它们抛置一边——根本不会去理会它们。正因为被自己的视角所统治，我们总是不会理会其他的角度，最多只是一扫而过。
理论上来说，我们都知道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理智上，我们甚至承认，至少有一些不同于自己的视角能给我们提供对某一问题的新看法或深入的见解。我们甚至能像第二章提到的戴维 帕金斯研究中的法学专业学生那样，完美地将相反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维。然而，我们仍然会坚持自己的视角，这种趋势被帕金斯称为“我”方偏见。这种偏见就像是一个默认设置，它压制着我们的理性认识（对于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解释或不同的观点），所以，即使我们会承认存在完全相反的观点，但是仍然会固守着自己的视角。
当然，也有时我们不能忽略相反的观点。那是什么情况？就像参与广播节目的现场观众一样，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盲点，能以良好的态度接受并进行调整。因此我们不再举手，而是通过鼓掌来回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而也有时候，我们会采取一种不同的视角，突然醒悟地说：“哦，我明白了。”例如，也许只需要同事简单解释我们就能理解新工序的必要性。或者，某个做人力资源的朋友教导我们要怎样准备一个工作面试，从而我们第一次知道应该更多地从公司的角度及面试者的角度考虑。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存在盲点，并能很容易地采取不同的视角，随后去适应这种新的视角。
这一切都看上去十分合理，但是在许多情境中，我们却不会用这种合理的方式来应对，要么忽略那些和我们不一致的观点，要么就彻底地当它们是错误观点而加以拒绝。
一位父亲为儿子订阅了《大学概览》，期望他能选择更好的大学。父亲将这种行为当做关爱，而儿子则视之为控制。女儿在电话中向妈妈的老板撒谎，这样老板不会发现妈妈喝醉了而无法上班，女儿认为自己说谎是一种保护，而咨询师则认为女儿的这种行为纵容了妈妈酗酒。正如心理学家戴维 列维所指出，我们选择的语言不仅反映了我们对他人行为作出的解释，而且暗含了自身的道德判断。他人是贪婪还是有抱负？有进取心还是武断？固执还是坚定？侵犯还是关注？
同一行为既是关注又是控制吗？认真地采取不同的视角会将我们引入更复杂的世界，面对这种复杂性，我们会无所适从。我们宁愿相信，那些和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是错的。画家凯瑟琳拉开距离反复思考自己的画作的画面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但是现在，我想象着凯瑟琳将椅子拉到不同的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自己的作品。这一想象提醒我，能关注到不同视角确实需要努力。我在椅子上感到很舒适，并且认为能从自己的角度充分地看到世界。当他人试图让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时，就好像他们在房间里向我招手，并大声喊叫：“过来这儿！”其实，我不想过去。我更希望他们到我这儿来看。然后再告诉我他们的看法，而此时我继续舒舒服服地保持着自己的观点，暗中以为只要我能让他们用我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我们之间的分歧就能解决。我不想去应付各种可能性，比如说也许是我错了，或者我仅仅只是部分正确。
策略：多听、多读、多看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消除这种影响？当这一盲点控制着我们时又该怎样发现？
◎策略1：倾听“愚蠢”的判断
当人们觉得他人的思维或行为毫无意义时，常常会作出如下比较典型的评论：
◆“我永远都搞不懂他！”
◆“为什么她会那么做？根本是不可理喻！”
◆“他们怎么能那么想？我真的不明白。”
当我们作出类似的评论时，经常暗示着被我们评价的人一定做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对他人思维或行为的原因完全不理解，那么一定是我们自己存在盲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采取他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而基于这种观点，他人的语言、行为或思维一定有其道理。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我们对他人作出如此评价正是自身存在盲点的征兆。
怎样能真正地理解他人的视角呢？这需要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也需要某种特定的洞察力，也许是和确切的事实还不一样的角度。如果要真的通过一个不同的透镜看世界，真正地去理解世界对于他人是什么样子的，远比一个智力练习要难。它要求我们不但要使用分析性和逻辑性思维，还需要想象。
个人经验使你设身处地
亚历山大 索忍尼辛在他 1968年出版的小说《癌症病房》中描述了内科医生丹特索瓦发现自己患有癌症后的遭遇：
“丹特索瓦从来没想过从里到外那些自己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东西会如此彻底地发生改变，变得对她来说简直是全新的、陌生的。过去 30年中，她一直在治疗他人的疾病，而其中的 20年，她都是坐在 X光片屏幕前。她认真地阅读屏幕和影像片，也阅读着病患扭曲和哀求的眼神。
她一直写文章，并和同事们争论……在她心里，医学理论在整合地向前发展……病因，发病机理，症状，诊断……预后……所有这些已经很充分了。医生应该对病人的反抗、怀疑和恐惧表
示同情；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人性的弱点，但是当要决定使用什么方法进行治疗时，这些根本就无暇顾及。在理性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地方容纳这些情绪……然后，突然……她自己的身体崩塌了……现在，变成了一个装满各个器官的无助的躯壳——这些器官随时都可能突然疼痛。在几天时间里，一切都颠倒了。以前，她对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了如指掌，但是现在，全部都不再熟悉，也令人惊恐。”
在生病之前，丹特索瓦对自己的身体及各种疾病都很了解，她甚至知道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各种思维和情绪。但是，直到自己生病后，她才真正知道确诊患有癌症后到底是什么感觉。
人们谈及个人经验对自己的改变时总是会说：“曾经，我认为是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或“从这件事上我真正学到的是……”这些个人的知识拥有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方法的力量。我们会说“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或“我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看待 ××了”。当然，如果丹特索瓦的癌症治愈后，当她再次给他人治疗时，就绝对不会再以从前的方式对待患者的体验了。
为了学会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需要获得他人的经验性知识，但是也并不一定完全需要自己去亲身经历。我们可以怎么做？
◎策略2：“真正”倾听鲜活的故事
有时，通过和他人交谈就能做到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视角。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的人在给我们讲述人生故事，而故事又能鲜活地传达他对世界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能更清楚地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的感受和想法会是那样。但是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练习“真正的倾听”，倾听是一种艺术，作家东尼
席勒曼在其侦探小说《恶棍在守候》中把人物让 雅各布描述为：
“她是个天生的听众，他以前就注意到了。当你跟这个女人说话时，她很快就投入进来了，并且让自己全部的敏感细胞都关注到说话的人身上。整个世界都好像不存在了，除了对方的话，一切都引不起她的注意。在纳瓦霍文化中，倾听是一种稳固的文化习俗。人们从来不会打断他人说话，总是会等到说话者讲完，甚至会等到说话者考虑片刻，作出注释或补充后才给予回应。但是即使是纳瓦霍人也有可能在倾听的时候不耐烦，他们不是真正地倾听，而是表达出自己的回答，而让 雅各布确实是真正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