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晋徽盐商的次第崛起，缘于粮盐物物交换和盐银的货币交换，那么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则催生了中国商帮史上另一伟大的一幕，那就是票号商人的出现。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结款方式的变革，都带来了财富革命，当代网上购物结款也不例外。
张家口—恰克图贸易是一条用骆驼、牛、骡、马车拉出来的贸易通道。牛车运输，多在春季4月出发，8月底返回，这时草原水草丰茂；骆驼运输则从秋天9月开始，直到冬季，多走戈壁沙滩。
商队一般在11月1日到来年4月1日这150天的冬季行路。夏天酷热难当，晋商一般不在夏天行路。即使在夏天，一般也会选择在晚上赶路。骆驼商队的领路人被称为“驼手”。驼手不仅要精力充沛，而且要熟悉路途，要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水和食物，以及怎样治疗生病的牲畜等。
最要紧的还不是长途跋涉。已经垄断了北边外贸的晋商，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伴随贸易额增大而带来的现金白银的携带和安全问题。10万两白银的重量达2.5吨，为保证银子的安全，抵御恶劣的天气和土匪的任务就成为每趟贸易的重中之重。于是，中国最早的镖局，由一个叫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创办，专门为远途商人押运货物，保驾护航。每趟运输必有镖师和卫犬。镖师更番巡逻，入寝，就以犬代之。
但镖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晋商历时两三个月长途押运的风险问题，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从1796年开始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持续了近20年，波及国内多个省份，镖局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而1823年在京城率先出现的票号，无意间破解了这一难题。
从赌博房学徒到票号创始人
约190年前的平遥城，有关织布、染布和贩卖生丝、茶叶的生意遍布在这座城市之中。来自陕西或上党的棉花、曲沃的旱烟、岚州的胡麻油、苏州的绸缎、两湖的茶叶，让这座小城充满了省内外的商业讯息以及包容、创新的意识。
一种叫压宝的赌博是这座小城的主要娱乐方式。元朝从陕西汉中落籍山西平遥达蒲村的李氏家族的二公子李大全，就是这赌博房里的常客，而来自平遥细窑村（后改成雷家堡）的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就是在赌房里度过的。
雷履泰父亲早逝，家道衰败，13岁便辞母离家，弃学从商。不过三年的功夫，雷履泰就已经是赌房里的大把式，以致财东破天荒地给他分配了人力股，以示对他的器重。三年学徒届满就顶人力股，这在当时平遥商界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场合里，雷履泰练就了一副好眼力、快速心算术以及对人情的练达，这一切都被李大全看在眼里。但赌博，毕竟不是一个谈得上有声望的行业。在李大全的邀请下，雷履泰跳槽到了西裕成。
李家是大户人家，在平遥有高楼院落三处，同时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西裕成是一家颜料行，颜料是平遥达蒲村的传统手工业。雷履泰先是做业务，也就是“跑街”，他能放下身段和放弃身股来西裕成，绝非常人。很快，他就被提拔重用，1810年领班汉口分号，1814年执事北京分号，1818年接任西裕成总号总经理。
雷履泰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能从山西商人的商业实践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金融工具中，找到全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和商机。诸多解决资金结算、汇兑和借款的机构，在当时已经出现。中国最早的账局就由山西人首创，出现在对俄北边贸易的城市张家口。与账局主要给候选官吏和商人放贷不一样，作为小额信用借贷机构，印局产生于明末清初，放款对象主要是城市贫民与小商人。18世纪初，大盛魁印票庄开张。
山西在金融领域诸多方面的实践，为雷履泰的创新提供了可能。1910年，在京注册的账局共52家，山西人开设的有34家。按总经理籍贯分，52家账局中，除3家外，其他的也全由山西人在打理，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等地也有晋商的账局。19世纪50年代，北京159家当铺中，68.55%由山西人开办。1753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
当时在北京经商的平遥人很多，每到年底都要往家捎银子。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这些银子存放在北京西裕成分号，让雷履泰亲手写封信，告诉平遥总号谁在这里存了多少银子，平遥人可定时到平遥总号去领。开始还只是同乡之间帮忙，后来效仿者越来越多，雷履泰就与对方达成协议，收取一定费用，后来费用越滚越大，所赚的钱慢慢比颜料生意赚的钱还多，于是，雷履泰便借鉴“账局”的经验，把汇兑业务由同城扩大到了异地。
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就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就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在这些设想日渐清晰时，西裕成的金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雷履泰就劝财东改组西裕成为票号，获准。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了全国。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
从中国金融行业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票号创始人这个身份，足以让雷履泰获得“中国金融业百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
1840年，雷履泰70岁寿诞，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这种分量的评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明清中国商帮发展的前几百年中，独占鳌头的山西商人灿若群星，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商人或职业经理人获得过如此高的荣耀。
雷履泰的首创票号之功，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了民营金融领域。他开创了一个让晋商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并将山西商帮推向了辉煌500年的巅峰。
日升昌也因此成为清朝票号业的“黄埔军校”。蔚家五联号总掌柜毛鸿翙、范凝晋，协同庆票号掌柜陈平远、百川通首任经理武大德、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都出自日升昌。
雷履泰vs.毛鸿翙：两个人的较量
“人养好儿子，只要养三个：大儿雷履泰，二儿毛鸿翙，三儿最无能，也是程大培。”这首歌谣曾经在中国票号的发源地——山西乃至整个晋商中广为流传。歌中所说的三个好男儿，不是别人，就是“汇通天下”的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三位创始人，即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
毛程二人都是雷履泰发掘出来的苗子。毛鸿翙是被雷履泰看中，从一家油面铺挖到西裕成的，两人所在的村庄相距只有5里地。毛鸿翙虽出身贫寒，但从小喜欢经商，不到30岁就被提升为副经理。程大培原在李家汉口分号做号内临时杂工，一次店里遭遇土匪抢劫，伙友都离号逃跑了，只有程大培未逃。之后，事态平息，伙友都以为铺号大受损失。不想，程大培在土匪来之前就已将号内银钱及账簿等贵重财物一一收拾好，埋在房院之内，铺号毫无丢损。这次劫遇有惊无险，程大培被正式吸收入号，不久便被委任为汉口分号掌柜。嘉庆（1796~1820）末年，程大培被调回平遥总号，提升为襄理。
三驾马车的形成，为日升昌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日后山西票号核裂变一般的斗争，则是从雷毛二人的个人恩怨开始的。在雷毛之争之前，日升昌独吃票号生意。起初，雷毛相安无事，直到1826年雷履泰大病一场。
雷履泰一贯勤奋敬业，加之创办票号立了大功，在日升昌票号内说一不二，大权独揽。生病这年，雷履泰已经56岁，毛鸿翙39岁，程大培40岁开外。尽管雷履泰年老又兼病体，但依然带病处理号务。毛鸿翙以让雷履泰养病为名，向少东家建议让其离号回家休息。在毛鸿翙看来，这场大病将是大掌柜结束掌柜生涯和自己出头之日。
此时李大全已经病故，担当起日升昌财东重任的是他年仅16岁的儿子李箴视。在李箴视看来，较之雷履泰，他与和自己年纪差距较小的毛鸿翙沟通隔阂较少，所以李少东家未加思索就答应了毛鸿翙。
雷履泰在万般不情愿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家中，但他并未休息，而是忙着给少东家写信。他的病还没好，少东家前来探视，他就向少东家交底说：“字号是东家的，码头（即各地分号）是我安的。现在我离号了，也该写信给各地的码头老帮（即分号经理或者掌柜）让他们撤号，东家再安码头，另请高明吧。”
少东家是秉性忠厚、闲静寡语但心中有数之人，一听此言，权衡利弊之后，便竭力劝其留下。那日，雷履泰没有给少东家放个明白话，于是，少东家就差人每日给雷履泰送一桌酒席、30两银子劝慰。半个月后，雷履泰看到少东家的诚意，便答应了少东家的请求，但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毛鸿翙出号。就这样，二掌柜被辞了。
李箴视执东期间，是李氏家族最为鼎盛的时期。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在全国设35处票号分庄。日升通、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四处钱庄，左右平遥钱业市场，称雄一时；东如升、如升大、日升祥、日升当、日升庆等众多商号店铺与之遥相呼应，互相支撑，财源滚滚，把李家推向了平遥首富的宝座。李箴视先后在平遥老家西达蒲村新建了中院、东院、西院、南院4座宅院，并自成一堡，后人称为“李家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