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国财长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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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蒋史风波 (1)

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抗日的局面,蒋介石便插手“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其实这个点子不是蒋介石自己出的,而是他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杰作,是蒋介石出面去做的。

1942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6艘航空母舰上突然起飞,秘密偷袭美国珍珠港。

珍珠港是一个美丽的港湾,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港大的陆抱良岛,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这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18艘舰船,装载着260架作战飞机,静静停泊在港湾里。

日本偷袭这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本飞机骤然临头,狂轰滥炸,珍珠港一片火海升腾。十余艘战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哑巴;188架飞机全部化为灰烬;4000名官兵全部成了牺牲品。

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传到中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是早于蒋介石听到。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他凭着他独有的政治敏感性,立即意识到此事必将对世界大战的格局产生巨大影响,马上给蒋介石发报,通报此消息和对策。

蒋介石接到这个消息,在日军偷袭珍珠岛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蒋介石有嘴无“腿”,这些事都是嘱咐宋子文主办的。

结果反应不一: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则表示赞同派人参加。

这次会议在宋子文的周旋下,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决议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英国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缅甸公路,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于日本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出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英国人没有接受,但他还是出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去打日本。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在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改变了初衷。这样,蒋介石将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与日军作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做了一次秘而不宣的印度之行。

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最低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解放领袖。

罗斯福由于宋子文在做其工作,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而丘吉尔却相反,认为是未经允许的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他们很快就遇到礼仪上的奇怪问题。

按照中国的礼节,蒋介石应该先到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俗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去会面。总督要求按印度习俗去做。当时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印度的大使阿基鲍尔德。阿基鲍尔德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宋美龄。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执意要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进行劝说。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蒋介石终于屈服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妥协后的会谈地点。印度领导人甘地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蒋介石得知此事备受感动。随后二人商谈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等问题。

2月21日,即访问的最后一天,宋美龄全文发出了蒋介石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不顾英国人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可是在他们结束访问离开后不久,甘地和其他国会领导人被捕入狱,这种事在印度人与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蒋介石为了不得罪英国,请宋子文在美国活动罗斯福总统,由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

蒋介石回国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一事,是蒋介石提出来的,交待宋子文经办的。但是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却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哪六职?即为: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六职,只有蒋介石初衷的一项,即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能不生气。他埋怨宋子文做事不给他商量,可宋子文也有一肚子委屈。根子还在美国陆军部官员身上。

史迪威没来已成“畸型儿”。他来到中国,蒋、史矛盾与重大争执从此就开始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受气包或埋怨对象。

关于史、蒋的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实际上,摩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委员长,声言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以及其他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员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声言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之间的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作为最高司令员的参谋长,史迪威应该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总统的命令要高于蒋介石的。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我往哪里放?蒋介石嘴里不说心里在想。尤其是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蒋介石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来华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是他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做过较长时间的面谈,也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

但更糟糕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他们不愿让蒋介石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否决权。

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儿头”把委员长称做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做“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起了他爱用的辱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当然遭到蒋的抵制。不过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蒋介石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以至于目空一切。

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先生。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中国战区的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以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能力。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种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发生了矛盾。陈纳德希望把它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坶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缅甸的日军。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长吴铁成曾谈到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他列举了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两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这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主要还是个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将军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的前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退不可避免时,他连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原约十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只剩下四万人左右。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蒋介石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到印度。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蒋介石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不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个光荣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