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要是碰上别的艺人，才不管呢，该演出演出，该唱歌唱歌，那合同条款本身就有问题，还说不好是谁违约呢。但戴军特老实，他觉得唱片约确实在人家手里，不能再唱歌了。不过还好，还能做主持。戴军说，人在窘迫的时候看到另一个人的窘迫，就会有一种同命相怜。但李静看到的是两个人的“快乐”。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事情，她和戴军似乎都能当成段子讲出来，而且永远是从一个人的相声变成两个人的小品。一次李静被叫去陪客户唱歌，一回来就跟戴军说：“今天那傻帽儿唱歌了。”
说着还比画起来，“我还给他鼓掌来着。”
戴军问：“哪个傻帽儿？”李静想了想，说：“唉，我是傻帽。”
其实李静和戴军一直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所以他们会永不放弃善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能更放肆地拿烦恼开涮。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时候大家不拿工资还能整天笑得脸疼。李静说：“戴军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的。他的主持，让人笑，他的笑，让人勇敢。”
那时候，有个人和戴军一样站在她的身边，这个人就是她的好朋友兼戴军的经纪人，苏威。苏威是南京女孩，1994年从南京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当同学们纷纷踏入外贸、银行，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时候，苏威却到南京电台做起了DJ。1999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她加盟江苏卫视的《超级震撼》节目，成为了一名艺人统筹。也就是在这个节目上她认识了戴军，后来成了他的经纪人。只要在北京，她就会跟着戴军去录影，自然就加盟了李静团队的麻辣宴席，并成为了李静和戴军两人共同的朋友。在苏威眼里，李静和戴军都属于“很简单”的人，乐观，又对人不设防。遇到一件很难的事，也会说难，但你永远在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绝望。2001年，江苏台准备推一档新节目。苏威跟台里的关系一直不错，听到要招标的消息就立马告诉了李静，“这个咱们可以试试。”
可要竞标就要先做个样片出来，租棚搭景以及制作的钱都要自己先出。苏威很清楚，那段时间李静公司账面上的钱从没超过1万块。于是她对李静说：“静，我有十万块，你先拿去用吧，就这么多。”
李静一愣，不知该说什么好。她没要这笔钱，而是选择向手头更宽裕的朋友借，不过她对苏威说：“够朋友。”
后来，苏威又找了个台湾的导演帮李静打造新节目。人家台湾导演对居住条件要求很高，李静心想，我哪有钱给人订宾馆租高级公寓啊。没想到苏威说：“静，那个台湾老师住我家就完了，租房太贵。”
于是，苏威从自己在北京的房子里搬出来，和李静在工作室打起了地铺。经过一番认真的折腾，样片获得了台里的认可，一笔制作费随即送到了李静的手上，解了她的燃眉之急。这档节目播出后的收视非常理想，尽管播出的周期并不长，却为李静今后与电视台的深入合作打好了伏笔，同时也让她更加体会到了“朋友”之重。在李静的字典里，除了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口号”。经历了这乱糟糟的一堆事，她总算理清了思路：做好节目不是只把节目做好就可以的。于是她背着自己的大包继续游走在各地的电视台和广告主之间，她不怕困难，她只怕自己在困难面前麻木。她时时用各种“口号”来刺激自己的心脏，也刺激团队的神经。“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将来一定能成为最牛的制作公司，我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办公室里，散兵游勇们弱弱地望着李静，眨眨眼说：“姐，你这又喝多了吧？”李静说：“事儿还没成，我不敢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