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快讲完之前，再回我家看看吧。
那次鸽子们全体阵亡的惨案再次印证我们一家人最厉害的地方是四口人谁都听不见谁说话。
这个“传统”在我们家由来已久。梁氏父子听不到陈萍对整洁的要求，我爸听不到我妈希望她承担教育我哥的希冀，我妈听不到梁小飞对鸽子的情感，我听不到我妈希望我成为一个淑女的梦想。
我爸妈跟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只是盲目而固执地守着固有的原则和模式，把小孩子使劲往他们既定的那个坚硬的框架里塞，凡塞不下的，就都被判为多余，都会遭到横刀切断，哪怕彼此伤痕累累。
更糟糕的是，在这个鲁莽的过程中，我爸妈之间的战略战术好像从来也没有统一过。
我在夹缝中早早学会了以说谎或出神为主的消极抵抗，而梁小飞只好在两套系统中不停地摸索。举例说明：陈萍不许我们吃饭的时候发出任何响声，她认定那是基本的礼节。可梁朝伟吃饭的声音吧唧的在院子外面都能听见，他认为享受自己的最重要，不用多余管别人的感受。
最后的结果是，我顺应了我妈的教育，吃饭不出声，同时和我妈一样认为我爸很粗俗。我哥秉承了我爸的理念，吃饭出很大声，同时和我爸一样认为我妈“很事儿很做作”。
这样的事发生多了，我爸妈原本就无法统一的教育方式逐渐演变成争夺我和我哥立场的角逐，角逐的终极结果是四败俱伤。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我们是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有最紧密血缘关系的一家人，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初衷，仿佛一切的行为只为了互相对抗，我们内心深处的距离忽远忽近，我们是常常倍感陌生的亲人。
那种隔阂感一直存在到我自己也成了一个成年人。
在开始拥有自己的婚姻家庭之后，我对很多事情开始有不一样的观感，于是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和我父母“修好”。
由于陈萍和梁朝伟之间都对对方坚定地保持着各种不满，所以，要想修好，首先要统一好的标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小时候常听我爸常抱怨我妈不喜欢接近大自然，他最常举出的事例是我妈从来不带我们去公园，个人认为这个评价对我妈有失公允。梁朝伟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陈萍确实不太热衷于任何跟大自然有关的内容，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然而陈萍实在是相当热衷于去公园，只不过，她去公园不是为了接近自然，而是为了“照相”。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我妈对照相有着类似某种“瘾”一样的精神依赖。我从有记忆开始就不断地被她安排参与各种形式的“照相”，从黑白照片到黑白染色照片到真正的彩色照片。
有那么几年，“拍照”是我们家最常举行的娱乐活动，差不多每两三个月，陈萍就会组织大家进行一次拍照活动。我们居住的那个现在算起来应该不到80平米的两间房的各个角落都被我妈拍了个遍。更有甚者，某次她甚至托人弄来一幅巨大的幕布，是那种通常照相馆才会有的，专门为“照相”而绘的背景布。
我们家的那张主题是北京的天坛，前景画着一簇一簇的大丽花，想想看那种经过拙劣和艳俗的绘图方法出来的效果，也只能用“狰狞”和“恶俗”来形容。
我小时候和我们家有限的亲戚成员在这张幕布前留下了无数张合影。导致后来我移居北京后有二十年之久都拒绝去参观天坛。它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代表着一种“被迫”，被迫照相，被迫微笑，笑得不够那么自然的时候还会被骂。
等再后来，随着“彩照”的发明，我们家的拍照活动从户内，院门口，终于转战到了真正的户外。
这就是我们家的公园时代。
现在，每当电视里播放以八十年代为背景的连续剧时，我都会想，如果这个剧的美工道具需要整理八十年代初“人民公园”或“中山公园”的素材，绝对可以找我妈，因为她手里的照片足以让别人从各个角度把很多城市的“人民公园”“中山公园”都看个通通透透。
在我们家所有照片中，获得最多恶评是我爸和我。梁朝伟被批评的原因是他很少出现在照片里，而我被我妈指摘最多的依然是形象问题。
有一次我大姑姑梁朝心带她的两个女儿来参加我们家的例行拍照，那天的最后一张是在大家排成几排站在中山公园大门口的假山前，进行每次都会有的集体大合影。我妈对大合影特别有期许有要求，通常那都是要经过她一番构思和布局的。那天，在她的构思中，应该有一个人指着斜上方，全家人民都朝着她手指的方向做“眺望状”。
起初，被指派伸手指的是我。结果，拍了两次之后我妈都不满意，不耐烦之下，把伸手指的权利换成了梁朝心的大女儿，我的表姐之一。
当表姐的右手翘成兰花的式样娉娉婷地徐徐伸出时，我彻底被打败了，因为那种姿态是我不论如何努力也做不出来的。
我在队伍中用了很大力气才没让眼泪当场掉下来。那种情绪，夹杂着自卑，挫败，和卑微的艳羡之情。我为没有长出像姐姐那样纤细的手指而深感自卑，也为总是做不到陈萍的要求而感到非常挫败。
就是那样吧，在我童年的诸多梦魇中，又多了“照相”这一项。
这个影响持续到我成年后，不管去到哪里，我一直都不大喜欢照相。或是，这样说好了，我一直都在心底很抗拒合影，不论是与人或与物。
我也不喜欢在旅行的过程中没完没了帮同行的人跟建筑物或风景合照，比起用照相机记录，我更愿意用我的记忆去记录，这让我显得有些不太随和，为了避免如此，我成年之后的旅行常常是独自在路上。
在第一次离婚之后，婚姻的失败感让我对家庭亲情空前渴望，所以，人生首次，我主动热情地邀约我妈和俩姑姑一起去欧洲。我想我大概在当时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帮我证明自己仍旧被需要，至少，仍旧被家人需要。
然而，那到底又是一场不怎么愉快的旅行。
不愉快的事发现场在卢浮宫。
我租了放解说词的小放音机，或许太过专注，我在跟随解说的步调中和三个女长辈走散了。参观队伍在缓慢而有秩序地移动了一个小时之后，忽然“堵塞”。
我把解说词暂停掉，有些焦虑地伸头探脑往前面眺望，这时只听旁边有几个游客在窸窸窣窣的议论，夹杂着“中国人”和“拍照”这样的词汇。
一种不详预感立刻在我心头升起，两分钟之后这预感被证实：我的妈妈和姑姑们为了要跟维纳斯拍摄足够清晰的全景照片，自行拦阻参观队伍，导致了人流的堵塞。
我一边学着日本人的做派点头哈腰地给周围游人道歉，一边赶紧把这三位我人生中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妇女给拽走了。
没想到的是这样令我尴尬的一幕没十几分钟之后就在“蒙娜丽莎”面前重演，重要的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上端有清楚的中文写着“禁止拍照”。
我一时火起，当众冲我妈发了脾气：“您没看见人家写着不能拍照吗？！”
我失控的大嗓门引来周围人侧目，陈萍被看得窘迫，回嚷道：“我拍照怎么啦，那么多人不都在拍照嘛？”
这时候梁朝心和梁朝英两位女性试图介入。出于好心，朝心姑姑对我妈说：“姑娘让别拍就不拍，姑娘见识广，也是为了咱们好，是吧！”
“什么见识广！笑话，再见识广还不是我养的！”陈萍继续愤愤道，说完挽着我俩姑姑掉头走掉了，临走还不忘回头丢给我一句：“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追上她们，把酒店的门卡和一把法币塞给梁朝英，之后，我离开卢浮宫，独自在巴黎的街头漫无目的的步行了4个多小时。
我妈最后嚷的那句话在我心头环绕：
“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句话有足够的力量把我那些天咬紧牙关对自己默默的鼓励全部击碎。
我妈妈当然不知道，我的第一任前夫在跟我离婚前夕，发狠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什么了不起？”在异国他乡，黄昏中，我自问。
这个问题让一切都随着天光在瞬间变得黯然。
我有什么了不起？
唉，我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普通地希望爱和被爱，普通地活着，普通地卑微，普通地希望一切都能更有秩序。这个“秩序”包括鞭策那个刚从“丈夫”变成“前夫”的男人更有事业心，这个“秩序”包括提醒我妈沉浸在自己的拍照的快感中时不要影响路人或破坏人家的规矩。
更要命的是，这个秩序的概念原本来自我的家庭教育，而陈萍才是那个教育体制的建立者和领导者。
这真是一个很蹊跷的过程：
在陈萍对我的教育中，口口声声都是如何尊崇规矩，然而一旦我长大成人，就发现正是“规矩”最容易让一个人身陷囹圄。
甚至，我妈自己也早忘了她对我关于规矩的教诲，当规矩与她的愿望自我矛盾时，她选择的既不是规矩，也不是爱，而是逃离，就像我小时候她很多的选择一样。
我妈回来对谁也没特别说我们在法国的口角，她长久地沉浸在自己被摄影的那些照片里，我听到她对不算太熟悉的亲戚朋友们夸赞我如何孝顺懂事。
她夸大了我的行径，让我十分汗颜，同时我也注意到我妈对法国，或是说整个的欧洲之行都没有多少切实的记忆。她唯一专注的事情就是拍照，好像背负着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让认识她的那些人目睹她在异国他乡一览众山小的风采。
当然，事实是，那次旅行也成了我们家家庭旅行的阶段性的终结。
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始于一个好的出发点，终于一个不够好的结束。但不论多好多不好，对外的说辞总归能保持一致的光彩照人惹人垂涎。
我父母的个性中最难得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在碰到任何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绝对不是关注这件事本身的变化或意义，而一定是在意外人对这件事的观感或评价。
我一直对此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对外人的观感和评价的在意程度远远超过“发生”本身，他们对别人的看法的执迷简直像现在的大部分艺人或政客一类的所谓“公众人物”。可，问题是，关注他们的外人从来也都相当有限。尤其在我爸辞去工作之后，从他们的30来岁到他们的60来岁的这30年间，关注他们的人群全加在一起也不过就30来个，这已经包括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何况这30来人也没有持续的热切的关注。
这真让人迷惑，那30个人，究竟他们何等重要？使得他们的议论能长期的左右我的父母对一些事情的决定，或起码是长期的让他们像内心被封锁蒙蔽了一样看不到自己的真实意愿。
不，确切地说，是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内心的真实。这就奇怪了，对一切表现的如此“在意”的一对夫妇，最“在意”的，却往往不是真实的自己或事情的本身。
我忘了是哪个西方的文学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很多人在二三十岁就停止成长，然后终其一生都是在重复自己。”
如果这样的人能被归于一类的话，我父母就可以去当“代言人”了。
我30来岁的某个夏天，我父母某次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我妈搬来和我们同住，时年我的女儿趴趴刚6个月大。
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月嫂抱着趴趴在饭厅散步，我去厨房盛汤回来，刚好看到已升级为外婆的陈萍正把一坨她刚咀嚼过的稀烂的食物从嘴里吐出来，放在手指尖上打算喂趴趴。我赶紧把汤放下立刻冲过去，把趴趴从月嫂怀里夺过来抱走，没让她吃我妈吐出来的食物。
晚间，等安排好趴趴睡觉，我正抽空写方案的时候，我妈推开我的书房，站在我身后义正词严地对我说：“小梁，我要跟你谈谈。”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但我非常疲倦，没有力气安抚她。
“我怎么不能喂趴趴？你小时候还不就是吃我嘴里吐出来的东西长大的？这怎么了？怎么我还被嫌弃上了？”
我尽量耐心道：“妈，我不是嫌您，我是……”
“你嫌不嫌我也无所谓！”陈萍打断我道：“反正你从小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习惯了！我就是告诉你，你如果非要说我，可以说，但请你不要当着佣人说我，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忽然之间，我被一阵彻骨的哀伤和气馁侵袭，几乎没有力气再多做解说，我感到肩头的责任瞬间在加剧，除了要工作和照顾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之外，还要照顾另一个早就拒绝成长的60岁的女子。她像年轻时一样坚定决绝地抵制收到“事情的本质”，而把一切的焦点执拗在毫无意义的外部反响当中。
而这一次，影响她情绪的，是被她称为“佣人”的月嫂。
我真的，对此根本完全无法理解，理论上说，月嫂是被我妈轻视的，但实际的情况是，被她轻视的人对她的看法又不可理喻地被扩大。
因为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原因，陈萍站在书房里指责了我半个多小时，重复了50次“如果你哥还在，我早就不再这儿受你的气了。”
最后我被她说笑了，对她说：“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你常常跟我抱怨姥姥，说姥姥总是耍脾气去舅舅家，你现在跟姥姥那会儿简直一模一样。”
我妈听到这句，终于语塞。
等大家都偃旗息鼓，我回卧室，和我的第二任丈夫谈到此事，他正躺在床上皱着眉头看《杜月笙传》，对于我全部的诉说，他唯一的回应是嘟囔了一句：“咳，你就少说两句吧，她是你妈。”
我知道，我又一次被屏蔽了。
不过，这也让我略感释然，起码，这件事情证明，我妈，我丈夫，都不是太奇怪的人，只有我，在要求别人“收到”的时候，过于执着。发现自己的问题总归是好的。我们可以默认某一种孤立，我们可以减少对这个世界的要求，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潜水”，这不失是一种活法。
但，它也只适用于有生活能力的成年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