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圣·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上帝乃是自然的上帝而不是臆测的上帝；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然都是上帝，人、畜、树、石当然都是自然，但其中没有一种是上帝；在真正的神学那里，大地是上帝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母亲。据此，奥古斯丁将各个不同民族的传统信仰——自然崇拜、土地崇拜等作为异教进行了驳斥，以此证明基督教具有和自然理性相一致的普遍性。奥古斯丁的这一学说在中世纪定型成为一种神学传统，使一代又一代的神学家们确信犹太基督教是绝对唯一的真宗教，而所有其他的宗教和信仰都必然是伪宗教。正是根据这样的神学原理，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对于他们传教地的人们的各种原有宗教和传统信仰，或多或少都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将其统统视作异教“迷信”，不厌其烦地给予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有关堪舆之学的大段描述和评论：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如果有人要破土动工，他会一天一天地推延日期，要出门的人也会推延行期，为的是一点都不要违背术士对这些事所规定的时日。他们的这种迷信甚至于是风雨无阻。如果在预定的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或是行船逆风，他们也从不迟疑按照事先预定的时日开始行动，因为那个时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说到旅行和动土，只要走了四步路，他们就认为是已经开始旅行了，如果翻了两锹土，他们也就认为是开始破土动工了。为了遵守迷信，在预定要开始这些活动的时日，他们就一定那样做，然后使自己相信事情一定会成功。
……在选择修建公共建筑或私宅的地点以及埋葬死人的地点时，他们是按照据说地下的特殊龙头或龙尾或龙爪来研究地址的。他们相信不仅本家而且全城、全省和全国的运道好坏全要看这些地域性的龙而定。他们很多最显赫的人士也对这种深奥的学问感兴趣，必要时甚至把他们从很远的地方邀来请教。这种事可能发生在要修建公共建筑或纪念碑的时候，以及为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机械应如何放置才能避免灾祸以及使事业交到好运的场合。就跟占星术家观察星象一样，这些地师根据山水田地的相对位置而算定一块地的气运和吉凶，而他们的卜算和观星家的占星是同样骗人的。把一个家庭的安全、荣誉或甚至整个的生存都想象为一定取决于诸如门要开在这一边或那一边，雨从左边还是右边流入院子，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房顶哪一个要比另一个高等细节；有什么能比这更荒唐的呢？
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的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算卦的，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之于一类，即都是骗子。按照福音书上的格言，他们可真是“瞎子领瞎子”。
对堪舆家的修辞学——吉凶论，提出严厉批评，这一点，传教士们并没有做错，因为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出自神学目的，而不是科学目的。然而由此就断言堪舆之学纯是迷信，纯是骗局，却未免有点以偏概全。如果是一本普通的著作，对一件事情评价失当，原也没有什么。可这本书却不同。“它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而且把一个有问题的成员介绍到国际大家庭里来。”由于具有如此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而其关于堪舆学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形同律令，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各国相传不辍，从未受到任何研究者尤其是科学家的质疑。即使在17世纪以后基督教处于衰退时期，也复如此。长期以来，以追求真理、分析问题见长的学术界，在对待堪舆学问题上，竟然不置异议、不附一言地袭用传教士的“先人之见”，说来也怪。
6．“天道好还”
17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随着知识界从教会手中夺取对各种学问的教权的事件的相继发生，作为欧洲主要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开始失去其在世俗社会的统治力量，逐渐走向衰败。紧接着，在占人类多数的西欧以外的各个民族，由于广泛传播西欧的制度、思想和理想，也纷纷从它们原已有之的各种宗教——俄国的东正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教——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一齐投入到了“科学”的爱河里。人们一厢情愿地设想：只要通过有组织地应用科学技术，就可能达到空前的技术进步，而后者一定会跟生活福利的提高连接在一起；人们一见钟情地坚信：科学就是真，科学就是善，科学就是进步，科学就是幸福，科学就是安琪儿，科学就是普罗米修斯。
面对科学，人们如牛魔王遇到了铁扇公主，钦迟之情，迥绝言喻，惟希一订终身而后快，哪想罗刹也有惑人处。于是乎礼之，赞之，歌之，颂之，俨然一柄“铁扇”在握，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好像自此而后，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可以一解百解，一了百了了。而另一方面，似乎为了报答人类对它的过分宠爱，科学这个“安琪儿”也真会争脸，所带来的陪嫁品之丰厚，也着实令人咋舌不已，什么电灯、电话、电报、电机，什么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什么高层建筑，摩天大楼，总之，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五光十色，令人目眩。面对于此，人类醉人心头，欣喜不已，由此而大发“胜天”之慨。并以“上帝死了”为由，对大自然首次提出了权利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近代西欧人代替古来的基督教，而改信脱离基督教的科学信仰时，在放弃有神论的同时，只把利用人以外的自然的权利这一信仰，从一神教中抽出来并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下来。按过去基督教的神意，他们相信，只要崇拜神，承认神的所有权——法律用语叫“土地的没收和使用权”——就有作为神的雇农，利用自然的神圣权利。但是，17世纪，随着英国国民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把神也埋葬了。这样，他们就没收和使用了宇宙万物，并且不是作为雇农，而是作为自耕农，声称他们是大自然的绝对所有者。
对于祖先们在造化面前所表现的种种谦卑态度和妥协精神（崇拜自然、崇拜土地、崇拜灵物、崇拜生命），现代人不屑一顾。相反，他们要用科学技术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他们要像汉高祖位登大宝后衣锦还乡那样，在大自然面前高唱一曲“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我有猛士兮镇四方！几百万年了，人类终于翻了身，和大自然将关系掉了个，哪能不扬眉吐气，笑傲江湖呢！又哪能不翩翩起舞，飘飘欲仙呢？
然而，曾几何时，人类便被告知：他们对科学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幸福的信仰是一种准宗教，或者准确地说，也具有一定的迷信成分，其证据之一便是两次世界大战都利用了全部经济和科技力量，结果给人类带来的却只是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而大自然也不是一块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什么就捏什么；随着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进而不断地破坏自然，自然界固有的节律开始紊乱，并达到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便是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
面对以上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人们开始自问：人类的文明是否还有别样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是否还有别样的选择？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回应，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眼光移向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希望从这些有自然崇拜传统的独特文化中，提取出一种可与科学技术信仰契合的互补性的信仰要素，注入到现代文明中，以恢复人类对自然所应当具有的崇敬和体贴。在这一态势下，以“天人合一”著称于世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受学术界的欢迎和注意；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态势下，某些过去曾被视作迷信术数的中国传统神秘文化如堪舆之学，又引起了人们尤其是学术界的新的关注和评价。1974年版的《美国城市规划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的“风水”和“风水先生”的若干论述，就反映了有科学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城市规划学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不能把中国的规划设计工作看做是中央帝国的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懂得规划设计工作的基本原则，而且都在实际工作中按这些基本原则行事。他们会本能地征求“风水先生”对任何一项工程的意见，后者自然随时愿意提供古典建筑中可供借鉴的答案……一名典型的中国设计师如果没有按照坐北朝南和左右对称的传统设计某某建筑物，心里会有美中不足之感，甚至会有犯罪感。两千年来的传统、风俗、习惯会使他本能地意识到，只有坐北朝南和左右对称的建筑物，才能流芳百世，才能交好运，才能皆大欢喜。因此，即使真的有人提请他在规划设计工作中遵守法令和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他也仍然会优先考虑“风水”的因素。如果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就很难懂得中国的规划设计人员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尽管城市、大堤、运河、桥梁、道路等大型工程的地址由朝廷来选择，但是，一经选择地址，具体的规划设计方案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当地的绅士去拟定。这些地方绅士必然要去求教当地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一般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他们对当地的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的规律、土地的耕种方式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有长期的丰富经验。这些：“风水先生”同西方的设计人员不一样：他们终身从事看风水的职业，从不离开自己的所在地区，从不解释自己向用户提出劝告的理由。他们的话说得神乎其神，什么龙山呀，蛇水呀，某某地方是虎地，动不得，若工匠们不听劝告在该地大兴土木，定会招致灭顶之灾，云云。
凡兴土木先问“风水先生”的做法，能确保人们用较低的代价就可随时获得当地哪儿的地皮如何使用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很值得赞扬。这主要是因为“风水先生”不会提出错误的劝告，否则他要对后果负责。对一个家庭来说，兴建住宅要花掉其积累的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因此，人们在兴建住宅前，势必会极其慎重地选择宅基。关于“风水”知识的原则，只能通过长期研究从墙顶一直垂到墙根的长卷轴山水画，才能领悟。这种玄妙莫测的做法能使设计人员从不同角度审视拟议中的宅基。
也不知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过于偏爱，还是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在这里只论述了风水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的正功能即积极的一面，至于它的负功能即消极的一面，则只字未提。这当然有点失之于片面。不过，它反映了这样一种动向，即国外的学术界尤其是汉学家，已不再满足于当年传教士对中国堪舆之学所做的那些表面性的现成结论，而试图潜入到该领域的深层去搜索和挖掘，以期能有新的发现与新的突破。这一动向颇值得国人注意。
7．批判什么？
1990年，笔者在一家专业报纸发表了题名为《风水文化：住宅民俗学的第一瞄准点》的短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笔者强调指出：“风水也是一种民俗活动，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也有一些合理成分可供今人借鉴；它之所以不绝于世，是因为它还能为农民提供类似于建筑事务所那样的咨询功能（这种功能至今还没有引起我们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去注意）。基于此，所以我们也需要对它一分为二，该批的要批，该禁的要禁，该继承的也要继承。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这确乎是我对古老神奇、真伪杂糅的风水理论与风水现象的一种基本看法。只不过当时为篇幅所限，未能展开讨论。而今，在本章同时也是本书即将结束时，再对这些问题做些详细探究，也许并非多余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