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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 (3)

诸葛亮主张备应进兵收取四川,以为基业。备兵遂西进,破了成都,降了刘璋。备自立为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为五虎将。关羽镇守荆州,东吴屡使人求还荆州,羽不与。孙权遂进军攻荆州,杀了关羽。这时,曹丕篡汉,自立为帝。权与备闻之,也各立为吴、蜀帝。备以羽为权兵所杀,悲愤不已,遂起大军征吴。为吴所败,卒于白帝城。诸葛亮辅阿斗为帝,辛勤主国,七擒孟获,先平南蛮,以绝后顾之忧。更六出岐山,以讨反贼(曹魏)。但俱不能有功。最后,亮病卒。姜维继其志,也无所展施。后司马氏篡魏,立晋,使邓艾、钟会平蜀,使王浚、王浑平吴,天下复归于一。但汉帝外孙刘渊逃于北方,不伏晋人。其子刘聪更骁勇绝人,自立国号曰汉,为刘氏复仇。晋惠帝死,怀帝立。刘聪领军至洛阳,杀了怀帝,又追掳新立的悯帝于长安,灭了晋国,即皇帝位。《三国志平话》之终于刘聪灭晋,而不终于应终的晋灭吴、蜀二国之时,作者似乎仍是持着因果报应的观念,欲以此刘氏的恢复故物,为后来深惜诸葛之功不就的人弥补缺憾的。

这五部平话,虽显然非出于一手,却同为新安虞氏所合刊。其格式也为闽中刊本所特有的式样,一页分为二格,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图是很狭长的。图的一格约当文字的一格的四五分之一。这个闽本的式样,当起于宋。宋刊本的绘图的《列女传》(闽余氏原刊,阮元翻刻本)便是如此。直至明万历中,余象斗等刻印《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其式样还是如此未变。

但这五部平话虽非出于一手,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笔谈,然其文字不大通顺,白字破句,亦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我们很显然地可以看出他们乃是纯然的民间的著作。与宋人之诸短篇话本,与乎《五代史平话》较之,实令人未免有彼善于此的感想。今姑从五本中征引一二则以明此言。

乐毅大喜,看柏杨定甚计来。先生曰:“此是迷魂阵,捉孙子之地。”毅告曰:“下战书与孙子。孙子拜师父为师叔,兼孙操拜为师父。若见,必舌辨也。”柏杨曰:“放心也。败尔者弱吾节概。”同乐毅至张秋景德镇,向燕阵中烈八足马四匹,怀胎妇人各用七个,取胎埋于七处,四角头埋四面日月七星旗。阴阳不辨,南北不分,此为迷魂阵。若是打阵入来,直至死不能得出。准备了毕。却说齐帅孙子在营中有人报军师,寨门外有一道童来。先生唤至。呈书与孙子。孙子看曰:“师父书来,道膑有百日之灾,慎勿出战,只宜忍事。如出阵,有误也。”言未已,有人报乐毅下战书。先生曰:“此非师父之书,是乐毅之计,必诈也。”孙子不信,叫袁达:“听吾令。依计用事,破燕阵,捉乐毅。”袁达持斧上马曰:“只今朝便睹个清平。”来战乐毅。且看胜败如何?

诗曰:贯世英雄谁敢敌,今朝却陷虎坑中。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按《汉书》云:吕后送高皇回来,常思斩韩信之计,中无方便。“若高皇征陈稀回来,必见某过也。”吕后终日不悦。驾去早经二月有余。(吕后)令左右请萧何入内。吕后问丞相曰:“高皇出征临行,曾言,子童与丞相同谋定计,早获斩韩信,要其愆过。”问:“丞相有计么?”萧何闻言,心中大惊。暗思:“韩信未遇,吾曾举荐他挂印,东荡西除,亡秦灭楚,收伏天下,今一统归于刘氏。今作闲人,坐家致仕,今亦要将韩信斩首,吕后逼吾定计,不由我矣。实可伤悲!韩信好昔哉!”萧何哽咽未对。吕后大怒曰:“丞相不与朝廷分忧,到与反臣出力。

尔当日三箭亦保韩信反乎?”萧何急奏曰:“告娘娘,与小臣三日暇限,于私宅中思计如何?”太后准奏。还于私宅,闷闷而不悦。升坐片间,有左右人来报,楚王下一妇人名唤青远,言有机密事要见相公。萧何曰:“唤来。”青远叩厅而拜,“告相公,妾有冤屈之事。韩信教唆陈稀告反,却把妾男长兴杀了。因此妾状告相公。”萧何听妇人言其事,唬得萧何失色。暗引妇人青远入内见太后。萧相言其韩信教唆陈稀谋反。吕后大惊,问萧相如何。萧相言:“牢中取一罪囚,貌相陈稀,斩之。将首级与使命,于城外将来,诈言高皇捉讫陈稀斩首。教他将头入宫。韩信闻之,必然忧恐。更何说韩信入宫,将他问罪,与妇人青远对词证之。”太后曰:“此计甚妙。”

——《前汉书续集》

有张飞遂问玄德:“哥哥因何烦恼?”刘备曰:“令某上县尉九品官爵。关、张众将一般军前破黄巾贼五百余万。我为官,弟兄二人无官,以此烦恼。”张飞曰:“哥哥错矣!从长安至定州,行十日不烦恼,缘何参州回来便烦恼?必是州主有甚不好。哥哥对兄弟说。”玄德不说。张飞离了玄德,言道:“要知端的,除是根问去。”去于后槽根底,见亲随二人便问。不肯实说。张飞闻之大怒,至天晚二更向后,手提尖刀,即时出尉司衙。至州衙后,越墙而过。至后花园,见一妇人。张飞问妇人:“太守那里宿睡?你若不道,我便杀你。”妇人战战兢兢,怕怖,言,“太守在后堂内宿睡。”“你是太守甚人?”“我是太守拂床之人。”张飞道:“你引我后堂中去来。”妇人引张飞至后堂。张飞把妇人杀了,又把太守元峤杀了。有灯下夫人忙叫道:“杀人贼!”又把夫人杀讫。

——《三国志平话》

由此可见,这样笨拙、迟重的文笔,的确是出于民间作者之手,而未曾经过文人学士的润饰的。与宋本的《三藏取经诗话》,其气韵恰好相类。

《元刊平话五种》作者无考。最早的讲史和英雄传奇作家之可考者唯一罗贯中耳。(施耐庵之名尚为一个谜)在元、明小说的演进上,罗贯中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的。活动于宋代的“书会先生”,在元代虽似乎也甚努力,但其努力的方向,似已由小说方面而转移到戏曲方面去。中国的小说遂突然由第一黄金时代的南宋,而堕落到像产生《元刊平话五种》的幼稚的元代。与元代的鼎盛的戏文与杂剧较之,诚未免要使人高喊着小说界的不幸。或者,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厌倦了比较宁静、单调的说书、讲史,而群趋于金鼓喧天、管弦凄清的剧场中了吧。因此,说书的职业,遂为之冷落;小说的著作,遂为之停顿。但到了元代的末叶,却有罗贯中氏出来,竭其全力,以著作小说,以提倡小说,而小说界的蓬勃气象,遂复为之引起。驯至产生了第二黄金时代的明代。罗氏之功,实不可没。而罗氏的雄健的著作力,在中国小说史上,似乎也一时无比。罗氏盖实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他正是一位继往承来、继绝存亡的俊杰;站在雅与俗、文与质之间的。他以文雅来提高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加之于罗氏作品之上似乎是最为恰当的。

罗氏的生平,我们不甚明了;在他的作品里,更一无可以供我们研究他的生平的。但很有幸的,在贾仲名的《续录鬼簿》里,却有关于罗贯中的一段话:“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后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这虽是寥寥的数语,却是最可珍异的材料。后来的以他为名本,字贯中,东原人,或武林人,庐陵人;其名或有作“牧”,或“木”的诸说,都可以不辨自明了。周亮工《书影》说他是洪武时人,和仲名的记载恰正相符。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才人。在政治方面必是一点也不曾有过一官半职的。

那时(元时)汉人,特别是南方人,在政治上是不用想有什么建树的。在受着少数民族的重重压迫之下,才人名士们毫不能有所展施,于是只好将其才力,用之于戏曲上,用之于小说上。一方面,也许竟带有几分解决生活问题的性质。罗氏的那些小说的流行,对于他,当有几许利益的。陈氏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上,有序一篇道:“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丛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其间描写人情世态,宦况闺思,种种度越人表。迨其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业之报。”子孙三世皆哑之说,人往往以指施耐庵,此序独加之于罗氏身上,似不可信。

罗氏的著作,传世者不少,但往往皆没其名氏,或为后人所增润删改,大失其本来面目。但这些著作,大都皆为历史小说、讲史及英雄传奇。在其中,《三国志》及《水浒传》最有大名。亦有神怪妖异之作,像《平妖传》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氏作品里最流行的一部,也是被后人修改得最少的一部。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虽标明他自己伪造的“古本”,用来删润罗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罗氏原本的面目,依然存在。近来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有嘉靖间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又明刊本甚多,毛氏评本的《第一才子书》最易得)的发现,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无甚异同,可证其即为罗氏原本无疑。依据了这个原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可知罗氏对于“讲史”的写作,其态度是改俗为雅,牵野说以就历史的。虽然他仍保存不少旧作的原来的东西,但过于荒诞不经的东西则皆毫不吝惜地铲除无遗。原来,我们要晓得,罗氏的著作,大都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有所依据的。

换言之,他的地位,与其说他是一位“创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位“编订者”,或“改写者”,特别是关于“讲史”一部分,因为那些讲史在他之前大都是已有了很古很古的旧本的。不过,他的这位“编订家”,或“改写家”所负的责任与所取的态度,却是非同寻常的编订者一般的。他不是毛宗岗、陈继儒、金圣叹一流的人。他乃是更大胆的冯梦龙、褚人获一流人。他是一位超出于寻常编订家以上的“改作家”,有时简直是“重作”。我们试取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来一看,便可知他的工作是如何的繁重与重要。《三国志平话》,上文已经说到过,其骨架乃建立在因果报应之说上。汉之所以分为三国,盖因韩信、彭越、英布的报仇,三国所以复合为晋,盖因上天以一统的江山赐给断狱公平的司马仲相。罗贯中氏改作《三国演义》,则首先将这一段鬼话完全铲去,直由“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年十二岁”叙起。

许多年来胶附于“三国”平话中的这一段原始的民间因果报应谈,至此始与“三国”故事分离。罗氏的手眼,不可谓不高!《三国演义》之成为纯粹的历史小说,其第一功臣,故当为罗氏。除了司马仲相的阴司断狱一段以外,罗氏的《演义》与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不同者尚有几点。(一)削去了《平话》中许多荒诞不经的事实,例如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刘备到太行山中落草为寇等。(二)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历史上的真实材料,例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等。(三)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诗词、表札。(四)改写了《平话》上许多不经的记载,例如《平话》叙张飞拒操长坂桥,大喊一声,桥竟为之喊断,此实万无此理者,故罗氏改作飞的喊声,惊破了夏侯杰之胆。(五)保存了《平话》的叙述,而将此叙述润饰着,改作着,往往放大到五六倍;以此枯瘠的记载往往顿成了丰赡华腴的描写。有此五点,我们已可知道罗氏改作的功绩是如何的宏伟了。今且引罗氏《三国演义》的一段于下,以示其作风的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