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踞，“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地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他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决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屈原。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词语：“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所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吗？不知《所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词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
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赫西奥德（Hesiodos）所作的《神谱》，或阿波洛道鲁斯（Apollodoru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吧。
《大招》或以为屈原作，或以为景差作。王逸以为：“疑不能明。”朱熹则直以为景差作。《招魂》向以为宋玉作，并无异辞。至王夫之、林云铭他们，始指为屈原作。此二篇内容极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话，则第二篇决不会更是他“作”的。但这两篇原都是民间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题下，释曰：“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魂。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种见解，较之王逸的“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这两篇“招魂”的文章，无论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与作者的关系都是很不密切的，他们只是居改作或润饰之劳而已。
这两篇作品的影响，在后来颇不小。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辩》，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们只有抒写，并不铺叙。只是抒情，并不夸张。只是一气直下，并不重叠地用意描状。至于有意于夸张的铺叙种种的东西，以张大他们的描状的效力者，在《楚辞》中却只有《大招》、《招魂》这两篇。例如，他们说美人，便道：“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徕，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徕；静以安只。
”（《大招》）他们说宫室，便道：“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招魂》）说饮食，说歌舞，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又他们对于招来灵魂，既历举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归来的可以享受种种的快乐。这种对称的叙述，重叠的有秩序的描状，后来的赋家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是这样的。《三都赋》是如此，《七发》是如此，《箫赋》也是如此。“赋者，铺也”一语，恰恰足以解释这一类的赋。《大招》、《招魂》的重叠铺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仪式。却不料反开了后来的那么大的一个流派。
在《楚辞》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记》在《屈原列传》之末，提起这样的一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并没有说起宋玉的生平。在《汉书·艺文志》里，于“宋玉赋十六篇”之下，也只注着“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韩诗外传》（卷七）及《新序》（杂事第一及第五）里，说起：宋玉是屈原以后的一位诗人，事楚襄王（《韩诗外传》作怀王）为小臣，并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约是与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诸人相类。与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诸人，皆能赋。他的一生，大约是这样的很平稳的为文学侍从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约在楚亡以前。他与屈原的关系，以上几部书都不曾说起过。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上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辩·序》）这话没有根据。大约宋玉受屈原的影响则有之，为实际上的师弟则未必然。他在当时颇有一部分的势力，他的锋利的谈片，或为时人所艳称，所以他有许多逸事流传于后。
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说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则为十四篇。在其中，唯《九辩》一篇，公认为宋玉所作，并无异议。这一部大作，也实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艺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诗歌组成的。那九篇的情调，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约决不会是同时之作。《九辩》之名，或为当时作者随手所自题（《九辩》原为古诗名），或为后人所追题。在《九辩》里的宋玉，其情调与屈原却大有不同。他也伤时，然而他只说道“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见察，然而他也只说道“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骂世，然而他只说道“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而止。他是蕴蓄的，他是“温柔敦厚”的。
《九辩》里写秋景的几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简直要一口气读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诸作，除《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则他们的文体是疏率的，与《九辩》之致密不同。再则，他们的情调是浅露无余的，与《九辩》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则他们的结构是直截的，与《九辩》之缠绵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样的记事的对话体的赋，一开头便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便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便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显然不会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的。
且《高唐赋》中简直的写上了“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这还不是后人的追记吗？《笛赋》中还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语。宋玉会引用到荆卿的故事吗？又《登徒子好色赋》与《讽赋》皆叙的是一件事；结构与情调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赋》、《神女赋》与《高唐对》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们全是宋玉写的，他又何必写此同样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见于《古文苑》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其来历更是不可问的。刘向见闻至广，王逸也博采《楚辞》的作品。假定当时宋玉有这许多作品流传着，他们还不会收入《楚辞》之中吗？
此外，楚人之善辞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无景差的作品。《史记》却提到过景差。王逸说：“《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则断《大招》为景差之作。但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约与宋玉同时。唐勒也是与他们同时，也事楚襄王为大夫，且尝与宋玉争宠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绝不可见。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土论》的残文数语。
参考书目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
二、《诗集传》八卷 宋朱熹撰，坊刻本极多。
三、《诗经通论》十八卷 清姚际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读诗偶识》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辅丛书》本，有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五、《诗经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润撰，有《鸿濛室丛书》本，有石印本。
六、《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谦撰，有乙卯年虚受堂原刊本。
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顾颉刚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说月报丛刊》本。
八、《读毛诗序》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辞》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有汲古阁刊本，有金陵书局刊本。
十一、《楚辞集注》 朱熹撰，有《古逸丛书》本，有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