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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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诗经与楚辞 (5)

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踞,“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地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他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决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屈原。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词语:“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所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吗?不知《所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词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

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赫西奥德(Hesiodos)所作的《神谱》,或阿波洛道鲁斯(Apollodoru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吧。

《大招》或以为屈原作,或以为景差作。王逸以为:“疑不能明。”朱熹则直以为景差作。《招魂》向以为宋玉作,并无异辞。至王夫之、林云铭他们,始指为屈原作。此二篇内容极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话,则第二篇决不会更是他“作”的。但这两篇原都是民间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题下,释曰:“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魂。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种见解,较之王逸的“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这两篇“招魂”的文章,无论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与作者的关系都是很不密切的,他们只是居改作或润饰之劳而已。

这两篇作品的影响,在后来颇不小。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辩》,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们只有抒写,并不铺叙。只是抒情,并不夸张。只是一气直下,并不重叠地用意描状。至于有意于夸张的铺叙种种的东西,以张大他们的描状的效力者,在《楚辞》中却只有《大招》、《招魂》这两篇。例如,他们说美人,便道:“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徕,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徕;静以安只。

”(《大招》)他们说宫室,便道:“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招魂》)说饮食,说歌舞,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又他们对于招来灵魂,既历举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归来的可以享受种种的快乐。这种对称的叙述,重叠的有秩序的描状,后来的赋家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是这样的。《三都赋》是如此,《七发》是如此,《箫赋》也是如此。“赋者,铺也”一语,恰恰足以解释这一类的赋。《大招》、《招魂》的重叠铺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仪式。却不料反开了后来的那么大的一个流派。

在《楚辞》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记》在《屈原列传》之末,提起这样的一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并没有说起宋玉的生平。在《汉书·艺文志》里,于“宋玉赋十六篇”之下,也只注着“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韩诗外传》(卷七)及《新序》(杂事第一及第五)里,说起:宋玉是屈原以后的一位诗人,事楚襄王(《韩诗外传》作怀王)为小臣,并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约是与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诸人相类。与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诸人,皆能赋。他的一生,大约是这样的很平稳的为文学侍从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约在楚亡以前。他与屈原的关系,以上几部书都不曾说起过。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上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辩·序》)这话没有根据。大约宋玉受屈原的影响则有之,为实际上的师弟则未必然。他在当时颇有一部分的势力,他的锋利的谈片,或为时人所艳称,所以他有许多逸事流传于后。

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说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则为十四篇。在其中,唯《九辩》一篇,公认为宋玉所作,并无异议。这一部大作,也实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艺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诗歌组成的。那九篇的情调,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约决不会是同时之作。《九辩》之名,或为当时作者随手所自题(《九辩》原为古诗名),或为后人所追题。在《九辩》里的宋玉,其情调与屈原却大有不同。他也伤时,然而他只说道“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见察,然而他也只说道“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骂世,然而他只说道“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而止。他是蕴蓄的,他是“温柔敦厚”的。

《九辩》里写秋景的几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简直要一口气读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诸作,除《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则他们的文体是疏率的,与《九辩》之致密不同。再则,他们的情调是浅露无余的,与《九辩》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则他们的结构是直截的,与《九辩》之缠绵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样的记事的对话体的赋,一开头便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便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便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显然不会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的。

且《高唐赋》中简直的写上了“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这还不是后人的追记吗?《笛赋》中还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语。宋玉会引用到荆卿的故事吗?又《登徒子好色赋》与《讽赋》皆叙的是一件事;结构与情调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赋》、《神女赋》与《高唐对》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们全是宋玉写的,他又何必写此同样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见于《古文苑》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其来历更是不可问的。刘向见闻至广,王逸也博采《楚辞》的作品。假定当时宋玉有这许多作品流传着,他们还不会收入《楚辞》之中吗?

此外,楚人之善辞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无景差的作品。《史记》却提到过景差。王逸说:“《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则断《大招》为景差之作。但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约与宋玉同时。唐勒也是与他们同时,也事楚襄王为大夫,且尝与宋玉争宠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绝不可见。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土论》的残文数语。

参考书目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

二、《诗集传》八卷 宋朱熹撰,坊刻本极多。

三、《诗经通论》十八卷 清姚际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读诗偶识》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辅丛书》本,有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五、《诗经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润撰,有《鸿濛室丛书》本,有石印本。

六、《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谦撰,有乙卯年虚受堂原刊本。

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顾颉刚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说月报丛刊》本。

八、《读毛诗序》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辞》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有汲古阁刊本,有金陵书局刊本。

十一、《楚辞集注》 朱熹撰,有《古逸丛书》本,有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