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文学的输入——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四十二章经》——安世高、严佛调等——支谦与聂承远父子——南北朝佛教大盛的原因——这二百七十年间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昙无忏与《佛所行赞经》——佛驮跋陀罗——法显及其《佛国记》——拘那罗陀及所译《唯识论》等——佛典翻译的困难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地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最后，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学的“文体”而产生出好几种宏伟无比的新的文体出来。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决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关于佛教文学的影响，本章暂时不讲。我们在下文里将详述之。本章所讲的只是在六朝的时候，佛教文学输入中国的一段历史。
佛教文学的翻译事业，总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在于何时，我们已不能知道。相传有汉明帝求法之说。明帝水平八年（65年）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相传最早翻译的书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这可见较早的介绍，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迁就本土的习惯的。
可考的最早的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严佛调等。安世高为安息人，支曜为月支人，康巨为康居人，他们皆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严佛调则为最早的汉人（临淮人）译者，和安玄合作，译有《维摩诘经》等。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若支谦、康曾会、维衹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
维衹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222年）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明哲品》），都给我们诗坛以清新的一种哲理诗的空气。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在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为最重要。谦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国，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惟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未始非聂氏父子润饰之力。
但翻译的最伟大时代还在公元317年以后。这时候是五胡乱华，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极点的时候。然佛教徒却以更勇猛的愿力，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动着。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洛阳佛寺，在元魏的时候，大小不啻千数。虽也曾遇到几次的大屠杀和迫害，然无害于佛教的发展。南朝的萧衍，身为皇帝，也尝舍身于同泰寺。其他著名的文士，若谢灵运、沈约等无不是佛弟子。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且成了和尚。我们如读着《弘明集》及《广弘明集》便知这时候的佛教势力是如何的巨大。范缜的《神灭论》刚一发表，攻击者便纷纷而至。慧琳的《白黑论》方才宣布，宗炳、何尚之便极力地压迫他，至诋之为“假服僧次，而毁其法”。他们是持着如何的蔑视异端的狂热的宗教徒的态度！为什么佛教在这时会大行于世呢？一则是许多年来的暗地里的培植，这时恰大收其果；二则乱华的诸胡，其本为佛教的信仰者甚多；三则丧乱的时代，无告的人民最容易受宗教的熏染，而遁入未来生活的信仰之中；四则中国本土的宗教，实在是原始，无组织，故受佛教的影响，而无能抵抗。然许多佛教徒持着“殉教”的精神，在宣传，在讲道，在翻译，却也是最重要的一因。
从晋的南渡（318年）起，到隋的灭陈（589年）止，只有二百七十多年，然据《开元释教录》所记载，南北二朝译经者凡有九十六人，所译经共凡一千零八十七部，三千四百三十七卷。如果非宗教的热忱在迫驱着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宏伟的成绩可见呢。在这九十几个翻译家里，最重要者为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法显、昙无忏、拘那罗陀诸人。
鸠摩罗什是六朝翻译界里最重要的一位大师。其父天竺人，母龟兹王之妹。释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灭龟兹，挟什归。未到而坚已亡。鸠摩罗什遂依吕光于凉州，凡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至姚兴灭后凉，始迎他入关，于弘始三年十二月（402年）到长安。在姚秦弘始十一年（409年）卒。他在长安凡八年，所译的经凡三百余卷，其中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法华》、《维摩诘》、《首楞严》、《持世》等经，又有诸种律、论等。鸠摩罗什通汉文，门下又多高明之士（有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时号四圣，皆参译事），故所译遂畅达宏丽，于中国文学极有影响。《金刚》、《维摩诘》、《法华》诸经，于六朝及唐文学上尤为输入印度文学的风趣的最重要的媒介。《维摩诘经》是一部绝妙的小说，叙述居士维摩诘有病，佛遣诸弟子去问病，自舍利弗、大目犍连以下，皆诉说维摩诘的本领，不敢前去。后来只有文殊师利肯去。这部经，在中国文学上影响极大。在唐代尝被演成伟大的《维摩诘经变文》。底下引罗什译文一段：
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住，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命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坠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辨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罗什所译《法华经》，影响也极大。此经于散文外，并附有韵文的“偈”。这乃是把印度所特有的韵、散文杂为一体的一种“文体”灌输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后来“变文”、“宝卷”、“弹词”乃至“小说”，皆是受这种影响而产生的。
昙无忏，中天竺人，北凉沮渠蒙逊时，到姑臧。初于玄始中译《大般涅槃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金光明》等经，复六十余万言。而《佛所行赞经》五卷的移植，尤为佛教文学极重要的事实。《佛所行赞经》（Buddha Carita）为佛教大诗人马鸣（Asvaghosha）所著，以韵文述佛一生的故事。昙无忏，以五言无韵诗体译之，约九千三百余句，凡四万六千多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里一首极长的诗。
北部的译者极多，最重要者唯斯二人。至南朝重要的翻译家，则有：佛驮跋陀罗（中名觉贤），迦毗罗卫人。初至长安，甚为罗什所敬礼。后乃南下。宋武帝礼供之。他在南方所译的，凡经论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为最有影响。又有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隆安二年（399年）游印度求经典。义熙八年（412年）返国。凡在印度十四年，所历三十佘国。著有《佛国记》，是今日研究中、印交通及印度历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自陆去，从海归，故把当时水陆二途的交通，写得很详尽。他带回经典不少，自己也动手译《方等泥洹经》等。同时又有求那跋罗陀、智严、室云（译《佛本行经》）诸译者。到了梁、陈间则有拘那罗陀（中名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梁中大同元年（546年）由海道到中国。所译有《摄大乘论》、《难识论》、《俱舍论》、《大乘起信论》等凡六十余部，二百七十余卷。他所给予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这二百七十余年间，南北二朝政治上虽成对立之势，宗教却是同一的。佛教徒们常交通往来于二大之间。慧远尝向鸠摩罗什问学，觉贤不容于北，便赴南朝。在宗教上，南北可以说是统一的。
但佛教文学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其不能融洽于中国本土文学是自然的现象。但传教者们总是要求本土的人们的了解与赞许的。所以初期的译者、述者们不是编述《四十二章经》，便是译《昙钵经》，或其他小品，宁愿以迁就本土的趣味为主。鸠摩罗什诸人所译，也多所删节、移动。所以他自己尝不满意地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然即此“失味”的翻译，在中国文学上已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了。
参考书目
一、《大藏经》有明版的《南藏》、《北藏》，清版的《乾隆藏》等，但以日本版的《大正大藏经》为最便于检阅。
二、《宏明集》（释僧佑编）及《广弘明集》（释道宣编）均有《大藏经》本，《四部丛刊》本及金陵新刻本。
三、《高僧传》（慧皎编）及《续商僧传》（道宣编）有《大藏经》本，亦有单刻。
四、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可读其第四集的一、二、三卷论佛典翻译的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