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历来对于文学观念的混淆不清，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似乎更难确定。至今日还有许多文学史的作者，将许多与文学漠不相干的东西写入文学史之中去，同时还将许多文学史上应该讲述的东西反而撇开去不谈。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地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它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它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了！
但这种新的资料，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缘故，对于他们有系统地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如今在编述着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我们时时地发见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变文，《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类。这种发见，其重要实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诸古址的发掘。有时且需要变更了许多已成的结论。这种发见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正如一个伟大的故国遗址，还正在发掘进行中一样。这使我们编述中国文学史感觉到异常困难，因为新材料的不绝发见，便时时要影响到旧结论的变更与修改；但同时却又使我们感觉到异常的兴奋，因为时时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资料，一个新的刺激。有时，我们自己也许还是一个执铲去土的从事发掘工作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伪。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丘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
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见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逸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似的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辑，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
“历史”的论著为宏伟的巨业，每是集体的创作，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却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
“官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萧衍的《通史》的不传，此当为其一因；宋、金、元、明诸史之所以不及个人著作的《史》、《汉》、《三国》乃至《新唐》、《五代》诸史，此当亦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个倾向是愈趋愈鲜明的。其初是各种百科全书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后，这个“通力合作”的趋向，便侵入历史界中来。例如一部十余巨册的《英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这种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书架上的参考之物。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
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地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地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地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毋庸其讳言之。没有了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么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中国文学所接受于她们的恩赐是很深巨的，正如我们所受到的宗教上，艺术上，音乐上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俄国文学之深受英、法、德罗曼文学的影响一样。而在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更要深，更要巨。这是天然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外国文学的输入，往往会成了本国文学的改革与进展。这在每一国的文学史的篇页上都可以见到。虽然从前每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不曾觉察到这事实，我们却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外来的影响，其重要性盖实过于我们所自知。
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与散文家们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风气中讨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在筚路蓝缕地开辟荆荒，或勇敢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或毫不迟疑地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新式样。虽时时受到迫害，他们却是不馁不悔的。这使我们的文学乃时时地在进展，时时有光荣的新巨作，新文体的产生。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作者们的结习虽深，却阻碍不了时代的自然的前进。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形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词，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
对于这些重要的进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地感到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