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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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绪论 (2)

因了历来对于文学观念的混淆不清,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似乎更难确定。至今日还有许多文学史的作者,将许多与文学漠不相干的东西写入文学史之中去,同时还将许多文学史上应该讲述的东西反而撇开去不谈。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地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它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它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了!

但这种新的资料,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缘故,对于他们有系统地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如今在编述着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我们时时地发见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变文,《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类。这种发见,其重要实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诸古址的发掘。有时且需要变更了许多已成的结论。这种发见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正如一个伟大的故国遗址,还正在发掘进行中一样。这使我们编述中国文学史感觉到异常困难,因为新材料的不绝发见,便时时要影响到旧结论的变更与修改;但同时却又使我们感觉到异常的兴奋,因为时时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资料,一个新的刺激。有时,我们自己也许还是一个执铲去土的从事发掘工作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伪。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丘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

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见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逸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似的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辑,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

“历史”的论著为宏伟的巨业,每是集体的创作,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却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

“官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萧衍的《通史》的不传,此当为其一因;宋、金、元、明诸史之所以不及个人著作的《史》、《汉》、《三国》乃至《新唐》、《五代》诸史,此当亦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个倾向是愈趋愈鲜明的。其初是各种百科全书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后,这个“通力合作”的趋向,便侵入历史界中来。例如一部十余巨册的《英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这种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书架上的参考之物。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

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地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地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地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毋庸其讳言之。没有了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么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中国文学所接受于她们的恩赐是很深巨的,正如我们所受到的宗教上,艺术上,音乐上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俄国文学之深受英、法、德罗曼文学的影响一样。而在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更要深,更要巨。这是天然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外国文学的输入,往往会成了本国文学的改革与进展。这在每一国的文学史的篇页上都可以见到。虽然从前每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不曾觉察到这事实,我们却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外来的影响,其重要性盖实过于我们所自知。

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与散文家们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风气中讨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在筚路蓝缕地开辟荆荒,或勇敢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或毫不迟疑地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新式样。虽时时受到迫害,他们却是不馁不悔的。这使我们的文学乃时时地在进展,时时有光荣的新巨作,新文体的产生。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作者们的结习虽深,却阻碍不了时代的自然的前进。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形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词,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

对于这些重要的进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地感到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