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边沁主义者带有很温和的革命性，但后来逐渐地就起了变化，革命性荡然无存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要求英国政府转变对他们的看法一事上获得了成功；二是因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强。事实上，边沁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者，而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也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者，只是当时他们肩负的任务很艰巨，既要反抗现存的经济秩序，又要反抗排挤他们的边沁主义者。
和理性主义形式的反抗一样，浪漫主义形式的反抗也源自法国大革命和之前的哲学家。浪漫主义的反抗和理性主义的反抗虽然出自同一个源头，但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不同。其中，拜伦著作里的是被非哲学的外衣包裹着的浪漫主义，而叔本华和尼采著作里的是学会使用哲学语言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形式的反抗强调意志，倾向于牺牲理智，还赞成使用暴力。作为民族主义的盟友，浪漫主义形式的反抗在实际政治中很重要。
到此为止，我们考察的各派哲学都得到了传统的、文学的和政治的启发。但是，我们忽略了科学和机器生产，它们也是产生哲学观点的两个根源。从十七世纪起，科学这个根源一直就很重要，在十九世纪时又有了各种新的形式。而机器生产从马克思时代才开始有了学理上的影响。
达尔文在十九世纪获得的地位，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在十七世纪获得的地位。一般而言，达尔文的理论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达尔文主张进化论，认为所有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只是在后来才逐渐产生了区别。为了证明进化论，达尔文拿出了大量的证据。果然，在第二部分，他自己就率先发现了产生进化的原因。他的进化论也因此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理论的第二个部分。达尔文认为，如果动植物都以很快的速度繁殖，那么自然界最后就可能无力供养它们了。因此，不论是什么动植物，在理论上，在达到生殖年龄之前都有可能死去。那么，该由谁来决定谁死去呢？除了几分运气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适者生存，能适应这种环境的动物就能生存下来，适应不了的只能死去，给其他动物腾出生存空间。
虽然达尔文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理论里，却总是出现与传统自由主义矛盾的结论。达尔文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成年之后的差异是由后天教育形成的。但是，这种观点和他的“同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先天因素造成的”这一观点互相矛盾。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异在根本上就有了重要意义。
受到科学影响的人们在生物学威信的促使下，没有把机械论的范畴应用到世界上，相反，他们把生物学的范畴应用在了世界上。万物都是不断进化着的，因此，它们都有一个很容易想象的内在目的。很多人以为，进化证明了“宇宙是有目的的”这种信念是正确的，因此人们对达尔文的贡献视而不见。
有人认为，十八世纪的原子论思想在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和哲学解释上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机体的概念。后来，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理论物理学，导致政治上也开始强调与个人对立的社会。但是，这种变化对国家权力的增长和民族主义而言，都是和谐和可协调的。在民族主义方面，也可以适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
尽管生物学会对机械论解释的世界观产生不利，但近代经济技术的作用却与生物学相反。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的思想还没有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重大影响，但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主义兴起以后，这种影响就开始出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科学技术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是间接的。工业主义很受社会主义者的厚爱，但是这样一来，想从工厂主的魔掌中解放工人就更加困难了。社会主义者在长期考察的问题上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上，他们受到的影响就很小了。
在十九世纪，虽然还有很多真诚的人信仰平等和民主（尽管只是理论上的民主），但人的想象力已经受到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十九世纪时不讲民主的工业体制造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带来的。民主制度的内在已经出现了分裂，只是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普通民众还没有意识到，但这瞒不过哲学家的眼睛；因为民主向来是哲学家共同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这自然会引起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的关注。
黑格尔
在德国哲学中，由康德发起的那场运动的顶峰人物是黑格尔（1770—1831年）。尽管黑格尔对康德时有批评，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康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就绝对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十九世纪末，美国和英国大学里的一流哲学家大多是黑格尔派。在纯哲学领域之外，许多新教神学家也承认自己受过黑格尔学说的影响。
青年时就热衷于神秘主义的黑格尔，原本是耶拿大学一名讲授哲学的无俸讲师，后来当上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自1818年开始直到逝世，在柏林大学担任哲学教授。黑格尔在青年时代曾藐视普鲁士，崇拜拿破仑，然而到了晚年，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成为一个普鲁士的爱国者，和这个国家最忠诚的公民。
在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当中，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最难懂的，艰涩深奥，让人不能卒读。在他看来，有限事物在表面上的自立性是一个幻觉。他认为，除了全部整体之外，任何东西都不是完全实在的。但他没有把全体想象成一个单纯的实体，而想象成一个我们应该称之为有机体一类的复合体系。那些构成全部世界的东西，看起来是独立的，但并不单纯是一种幻象。它们或多或少还有一定程度的实在性。这些看法都是他心里最初的洞察，显得有些神秘。他著作中反映出来的理智是后来才拥有的。
黑格尔有这样一个论断：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应当准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内涵。他所谓的“现实的”的含义，并不是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黑格尔认为，经验主义者所有关于事实的看法都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必然地、全部地不合理。只有把事实当成全体的一个样本，并在改变它外在的形式特征之后，才能看出它是否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因为经验主义者把现实的等同于合理的，就必然会造成一种自满的情绪。之所以有自以为是、自满自得的情绪，是因为它和一个信念联系在一起：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正当的。
黑格尔和之前所有具有形而上学观念的哲学家相比，有以下两点不同，首先是强调逻辑。在黑格尔看来，“实在”的本性是可以推演出来的，唯一考虑的前提就是不能自相矛盾。其次就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辩证法”的思想。黑格尔最重要的著作是两部《逻辑学》，只有阅读了这两部书，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他为什么对其他问题有那样一个看法。
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和形而上学没有什么区别。对逻辑有这样一个看法，与平常我们所理解的逻辑完全不同。他的观点是，假如你把任何一个普遍通用的谓语都看成在限定“实在”这个全体，那产生的结果就会是自相矛盾的。没有边界的限定，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可能是球状的。除非这个东西的外部还有别的东西存在——这也就意味有边界的可能。由此，当我们把整个宇宙假设为球状时，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陈述。
过程对于黑格尔来说，对认识事物的结果是必不可少的。在辩证法中，事物发展到后一个阶段，其实蕴涵前面所有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会消失，不会被完全取代，而是会作为全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存在。辩证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需的，不可跨越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真理。
认识在整体上是一个三元运动。认识最开始的阶段是感官知觉，感官知觉只是对客体的意识。接下来是感觉的质疑、思考和评判，此时的认识进入到主体的阶段。最后过渡到认识的阶段，此时主体、客体不再有什么分别。最高的认识必须是“绝对”所具有的认识。“绝对”意味着“全部”，由此在它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任何事物需要认识了。所以，自主意识是认识的最高形态。这一结论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显然必须如此。
在黑格尔看来，最好的思维可以让思想四通八达来去无碍。真和假不是直接的对立物，通常人们并不这样看。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完全是假的，而我们能认识的事物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显然，绝对真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局限在孤立的知识之上的。
《逻辑学》一书中的“绝对理念”，与亚里士多德的“神”非常相似。绝对理念是思想关于思维的产物。在思维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思维。
黑格尔哲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那就是他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或者斯宾诺莎等人的区别所在。在黑格尔看来，最终是没有时间性的，所谓的时间无非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是因为我们没能力看到“全部”而产生的，但时间在进程上却与纯粹的逻辑辩证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全部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在不同范畴的进程中（从中国的“纯有”到“绝对理念”）实现的。
按黑格尔的见解，从伦理和逻辑两方面来看，时间都要经历一个从不太完善到较为完善的过程。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是无法区分的。因为，逻辑之所以拥有完善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没有外在于这个整体的独立部分。它的边缘是确定无疑的。好比人体或者说理性精神一样，它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又互相依存，且都指向同一个单一的目标。伦理的完善性也在于此。
历史哲学的对象就是精神以及精神发展的过程。精神的对立面是物质，通过两者的比较就可以认识精神的特性。物质的本质是重量，精神的实质是自由。物质在自身之外具有中心，而精神的中心却在自身之内。
在精神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东方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日耳曼人。一般人常常认为民主制在自由之地是再合适不过的政体，其实不然，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一样，它们的自由还都是某些人的自由。专制政治的自由是一个人的自由。君主制属于所有者自由的阶段。黑格尔这里所用的“自由”在字义上显得很奇特。黑格尔的自由主要与法律联系在一起，没有法律就是没有自由。黑格尔总是说，只要有法律就有自由。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意味着你可以不进集中营，不意味着民主，不意味着出版自由，更不是那些自由党惯常打出来的旗号。黑格尔对所有这些都有所贬抑的。精神把法律强加于自己之上，这样做就是自由的。而用我们世俗的观点来看，在人上笼罩一个法律，这个“精神”好像是由君主来体现的。而加在人上的法律的“精神”，则是由君主的臣民来体现的。但自“绝对”的眼光来看，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区别原本就是一个幻觉，这和其他所有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假使君主把自己的臣民关进监狱，即使臣民具有自由的思想，这依然是精神的自由决定。卢梭区分了全部意志和全体人的意志，对此黑格尔极为赞赏。由此可以这样来推论，君主体现的是全部意志，而议会中的多数体现的不过是全体人的意志而已。
日耳曼历史在黑格尔这里被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到查理曼大帝为止；第二个时期从查理曼大帝到宗教改革，第三个时期在宗教改革之后。这三个时期分别称之为：圣父王国、圣子王国和圣灵王国。黑格尔所谓的圣灵王国是从镇压农民战争开始的——其中多有鲜血淋漓的暴行，这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意外。这样的细枝末节黑格尔并不怎么关注。黑格尔赞赏的是马基雅维里，这反而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黑格尔认为，民族的发展靠的是阶级——这是马克思经常讲的。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在民族精神。引领世界前进的往往是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民族。世界通过这个民族去到达应当如此的辩证法阶段。在黑格尔看来，引导现代世界的民族显然是德意志。然而，在民族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到一些独特的个体。他们属于世界、属于历史，他们的目标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辩证法逻辑。这些个体就是英雄。英雄即便有可能违反通常的道德律令，但这也无可厚非。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极力推尊国家的重要性。他尤其强调民族的重要性，阐释自己独特的自由观，这些都在表明他的政治哲学的倾向性。黑格尔关于国家的哲学思想，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都有集中阐发，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