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再考察一下尼采给我们提出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伦理观应该是贵族式的，还是应该在伦理观上等同看待所有人？抱有民主的伦理思想是边沁学派的最大幸福原则，不过，也许他们也会认为，贵族式的政体更能促进普通人的幸福。但是，尼采认为，普通人的幸福不是构成善良的部分。本身具有或善或恶性质的事情只是“高贵者”的事，其他人的事就无所谓善恶了。
那么，这个“高贵者”究竟该如何定义呢？实际上，“高贵者”通常是获胜的氏族或世袭贵族；不过，通常在理论上，贵族又是获胜的氏族的后裔。尼采应该会同意我的这个定义。
在尼采思想体系里，还有一个与彻底个人主义者极力主张的反对工会的理由非常相近的观点。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可能胜利者具有的正是尼采所欣赏的某些品质，但是，即使是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也可能获胜。这场普通人集体与贵族的战斗就如同曾经是战斗前线的法国大革命和意识形态前线的基督教。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反对和阻挠软弱者联合起来，否则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将会打败“高贵者”的联合。此外，还要促成“高贵者”和精英阶层的联合，完成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宣扬尼采哲学。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只适用于现代，不适用于在贵族政治还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贵族政府，只有埃及政府符合尼采式的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自问，我们不喜欢有悠久的成功历史的政体，却喜欢民主制，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吗？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哲学，那么，我们应该自问，我们排斥尼采维护贵族政治的伦理是否有客观根据？
伦理问题是一个关于同情心的问题。从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就会不快乐的角度讲，同情心应该是天生的。但是，同情心的发展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以给别人施加痛苦为乐，有些人却认为只要有人还在忍受痛苦，他就不能快乐。在感情上，大多数人把别人划分成敌和友，然后对朋友抱以同情心，对敌人却没有同情心。类似于基督教或佛教伦理的伦理观与尼采的伦理观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感情的基础不同，前者是普遍同情，后者是完全没有同情。
和反对任何不愉快但能融会贯通的伦理观的理由一样，我反对尼采的哲学是由于感情层面上的原因。我认为，普遍的爱是创立这个世界上我所希望的所有事物的原动力，但尼采却很轻视这种爱。现在，尼采的门徒们已经得意了一段时间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希望这段时间能很短很短，即将迅速地逝去更好。
功利主义
除了名声较小的威廉·汉密尔顿以外，英国哲学家在从康德到尼采的这段时期内都没有受德国人的影响，受康德、费希特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很深的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在政治上有更重要地位的边沁学派的全部哲学纲领都继承自洛克和哈特里等人。他们领导了英国的激进主义，而且在无意间铺平了社会主义学说的道路。
英国激进主义者的公认领袖是杰里米·边沁。边沁生于1748年，但是直到60岁时，他才成了激进主义者。尽管他写就了很多著作，但除了因朋友善意盗窃而发表的之外，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边沁原本只对法学感兴趣，但由于法学的理论，他又对伦理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
边沁的全部哲学以“联想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为基础。在哈特里之前，人们都把观念联合视为错误的细小来源。在哈特里之后，联想原理才被边沁等人当成了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于是，边沁打算依据联想原理给各种精神现象作决定论的说明。
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就是善，相应的，痛苦就是恶。这就是边沁的被人称为“功利主义”的观点的核心内容。不过，如果追溯历史的话，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因为在1725年时，哈契逊就提倡过，之后的普利斯特里也与这个观点有些关联，而洛克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出过这个观点。这样看来，提出这个学说就不能算是边沁的功劳了，边沁的功劳是把这个学说应用到了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上。
边沁还主张说，人们都在追求自己认为的幸福。因此，担负调和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职责的是立法者。边沁还认为，刑法存在的理由是它可以使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当时的英国，许多犯了小罪的人都可能遭到死刑的审判，这使得陪审员们都觉得判罚太重。因此，边沁主张，除了对罪大恶极之人能判处死刑外，应该对其他所有的罪犯免于判死刑。这一主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边沁看来，订立民法应该包含生存、富裕、安全和平等这四个基本原则。边沁不仅不提倡自由，而且还非常轻蔑人权。他认为，绝对的人权是纯粹的胡扯。边沁在得知法国革命者提出《人权宣言》时，批评《人权宣言》是形而上学的极点。他还把《人权宣言》的内容归纳为无法理解的、错误的和既无法理解又错误的三类。
和伊壁鸠鲁一样，在边沁的理想里，安全大过自由。他之所发展到了激进主义，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计算了快乐和痛苦之后得出一种平等信念；二是让他所理解的理性决定所有事物的决心。
在早年，他由于热爱平等，曾主张儿女平均分配已死父母的财产。但是到了晚年时，同样是出于对平等的热爱，他又主张彻底的民主，反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政治。他排斥宗教和上帝，理由是他不愿存有没有理性依据的信念。基于这个原因，在法律方面，不论历史有多么古老，只要是荒唐和破格的地方，他都予以激烈的批评。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青年时期就反对帝国主义，把拥有殖民地视为愚蠢的行为。
在热诚信徒詹姆斯·穆勒的影响下，边沁终于在实际政治上有了一定的立场。詹姆斯·穆勒也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和那个时代的所有激进主义者一样，他信服教育万能。和边沁一样，詹姆斯·穆勒也认为唯一的善就是快乐，唯一的恶就是痛苦；但他最看重的是适度的快乐，认为最高的乐趣是知识上的乐趣，最大的美德是节制。和所有功利主义者一样，他反对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他还认为，理性可以支配政治，证据可以决定人们的意见。
为支持全体幸福即至善这个看法，边沁又提出了很多理由，有些理由甚至还尖锐地批评了其他伦理学说。边沁的学说体系有一处明显的疏漏：如果人们都追求自己的快乐，那么又怎么保证立法者追求的也是一般人的快乐呢？边沁他看不见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有本能的仁慈心。然而，值得钦佩的是，如果他是在为一个国家拟定法典，一定是依据他所理解的公众意愿拟定他的个人利益，绝不会依据他的个人意愿拟定他的个人利益。
找出区别善欲和恶欲的准则，以及通过赞扬和责备促进善欲、抑制恶欲是伦理学的两个目的。从逻辑上讲，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与心理学不相关。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认为，在实际上促进所有幸福欲望的行为是善的。某件行为的动机不一定是促进所有幸福欲望，但只要他最后达成这样的效果就成。
激进主义者是哲学上的一个过渡学派，两个比它们更重要的学说体系就是源自于他们的。这两个学术体系是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边沁学派政治学和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全体动植物界应用以后，形成了达尔文主义。由于马尔萨斯的影响，达尔文本人与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有一些共鸣。达尔文主义主张一种动植物界全体参与的自由竞争，和成功的资本家及其类似的一种动物可以获得这种竞争的胜利。不过，与达尔文宣称是进化原动力的生存竞争相比，正统经济学家赞赏的竞争有很大区别。他们认为，所谓“自由竞争”，是受法律束缚的非常人能为的概念。
但不管怎么说，边沁学派所说的“自由竞争”不是真正的自由。边沁学派的规则决不允许在竞争中利用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发生，但这种情况是达尔文学说所能接受的。虽然达尔文本人信仰自由主义，但如果人们能彻底接受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那么也会产生一种与边沁哲学相比，更类似于尼采哲学的东西。
在边沁学说的全盛时代，社会主义萌芽了。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时花费的劳动的大卫·李嘉图和边沁、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三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1817年，李嘉图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八年后，托马斯·霍吉斯金发表了《反对资方的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霍吉斯金认为，如果真如李嘉图所说，劳动赋予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那么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就应该全归劳动者所有，假如地主和资本家也想得到一份利润，那么他们的所得必然是榨取自劳动者。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有了丰富的实际体验之后，他也相信了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就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欧文认为，劳动者正在逐渐地被机器排挤和取代，劳动者没有得到与机器相抗争的手段，这就说明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于是，他提出解决了这一弊端的方法，成为近代社会主义的雏形。
虽然欧文是边沁的朋友，但边沁及其学派并不喜欢欧文的新学说。和以前相比，社会主义的来临在事实上使他们的激进主义色彩和哲学色彩都减弱了。社会主义不是哲学上的主义，而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义，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不属于哲学史应该关注的的范围。然而，在卡尔·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也有了一套哲学体系。
卡尔·马克思
通常，在人们心中，卡尔·马克思是一个自称把社会主义做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的确如此，他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运动，这个运动通过吸引人和排斥人的手法支配了近期的欧洲历史。在哲学上，他似乎是个激进主义者，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支持理性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作风。他似乎又是个复兴唯物主义者，通过赋予唯物主义新的解释，使唯物主义与人类历史发生了新关系。但他似乎又是最后一个大体系缔造者，继承了黑格尔“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观点。
1818年，马克思出生在德意志特里尔的一个犹太教律法博士世家，在他幼年时，他的父母改信了基督教。在大学时，他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后来又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之后，马克思办过报纸，他的《莱因报》就是因为言论过于激烈而被查禁的。1843年，他前往法国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并结识了工厂经理出身的恩格斯。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他了解了劳工状况和英国经济。这使他早于1848年革命得到国际修养。在1848年时，他先后参加了法国和德国的革命。一年后，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他被迫逃往英国。之后，他在伦敦度过了生命里的主要岁月。
对马克思来说，他自始至终的目的都是合乎科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相比，他主张的经济学只改变了原动力；在他的经济学里，他代表雇佣劳动者说话。马克思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但他这个唯物主义者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相比又有不同。由于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比较接近现在所说的工具主义。
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经济学在被马克思掺合以后，形成了一种名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新学说。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点，他们的不同点在于，如何确定和看待“按照辩证法公式发展”的原动力。黑格尔认为，这种发展的原动力是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讲的。可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精神”为什么要历经这些发展阶段。于是，也许有人会忍不住这样想：“精神”在把每个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仓促地客观化，就表明它也在努力尝试理解黑格尔的意思。
与黑格尔相比，除了带有某种必然性之外，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这种性质。马克思认为，推动“世界按照辩证法公式发展”的力量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物质，并不是原子论者所说的那种完全非人化的物质。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原动力其实是人与物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产方式。由此，马克思把他的唯物论又发展成了经济学。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艺术都是生产方式的结果，或者至少是分配方式的结果。如果对文化的一切细节都作此主张，是有问题的，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只是对文化的大体轮廓而言的。马克思的这个学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与哲学史家有一定的关系，被称作“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