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慌恐中我到了省城，没费多大功夫我便找到了叔叔提供的门牌号码。在威严的大门外我犹豫了好一阵，看看周围，没人。听听里边，很静。当右手食指终于按在门铃上时，却又犹豫了：可别找错门，否则麻烦可就大了。
我再次查看了门牌号码，确认无误后，终于按响了门铃。可过了好一会都不见动静。刚有再按门铃的想法，便被下意识制止：不能再按了，可不能让主人嫌烦。转念又想，也不能这样干等下去呀，叔叔交给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前边按得那几下，主人万一没听见呢。
当我抬手准备再次按门铃时，院里的灯亮了，随后走出一位雍容华贵的阿姨，她打开了大门上的小门，我们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将手里的东西作了交换，便匆匆分手。
离开此地，我才松驰了一直紧绷的神经，犹如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似地长出了一口气，脚下一软，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是一个朦胧的清晨。高低错落的楼群犹如起伏的山脉，大街上的汽车有的还开着大灯，性情急躁的司机使劲地鸣着喇叭，小巷里自行车的铃声和人群的喊声交织在一起，行人的面部被层层雾沙所覆盖，看不出苦与乐、喜与悲。
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大家都没有上班，楼里静得出奇，一个人的环境，空气都显得凝重，凝重得能让你喘不过气来。我说不清究竟被什么东西左右着，仿佛脚下无根无基。
自从叔叔出车祸后，我的心情一直都很低落，人生之坎坷，政坛之险恶，是我不曾料到的。时下社会上流传“做官对头多，老板仇人多，文人朋友多”，今天我有了切肤的体验。这座庄严而神秘的大楼此时对我没了一点吸引力，恨不得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是当农民也比在这个地方强。
越想越心烦意乱，此时我真想把办公室砸个稀巴烂，然后高唱着国歌去寻找自由自在的生活……
也许我的想象太投入了，以至于乔部长走到我面前都没有发觉。
乔部长问，阿福，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哪，那么投入。
谁知我却冒出一句：在想您哪。话一出口，我便惊讶自己也学会了逢场作戏、顺情说好话。不知道这是不是叫近墨者黑。
乔部长“噢”了一声，继而问道，想我什么？
嗯，我觉得叔叔出车祸后大家都躲着我，只有您在帮助我。我又顺口说出了违心话。
乔部长说，噢——，我通过这一段时间观察，感到你这个同志还是不错的，有政治头脑。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能分清是非良莠。你叔叔是你叔叔，你还是你，我们一定会区别对待的，最起码我绝对不会搞株连。还有一点你应该记住，你可是我选的人，当初我就说过与你叔叔一点关系没有。但话又说回来，海良同志毕竟还是我们的副书记，只要在位一天，我们就要尊重一天，他作的指示，我们还是要坚决执行的，可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我察觉出乔部长对我说话的语气已有明显变化，判断可能时局有了转变，便决定来个以静制动。
果然，还未等我表示什么，乔部长话题一转问，市委陈书记是不是到医院看过海书记了？
我得知他的来由，故意和他兜圈子，对他说好像是。
别好像，是还是不是？
我也不大清楚，可能看过。
阿福，我刚才还表扬了你，现在怎么又吞吞吐吐了，不要可能好像也许大概的，给我个准话：是还是不是？
看到乔部长要急了，我便说：来看我叔叔的人很多，我不认识陈书记，况且这几天我没去陪护。
乔部长说：就是你请假上省城那天早晨。
我一听乔部长这话，心想他肯定是知道底儿了，就是想从我这里进一步得到证实。和他兜圈子也没意思了。我便说，是，那天早晨是有两个人来看叔叔，有个人梳着背头，很像大干部，我叔叔对他毕恭毕敬的。
乔部长顿时就嘿嘿笑了，说这就对了阿福，他们都聊些什么呢？
这我可不知道，叔叔让我出去了。我知道乔部长在套我的话，我可不上他的当。叔叔毕竟是叔叔，也不能因为他不大关心我的事就出卖他。要是叔叔下了台，乔部长绝对不会给我好果子吃，这一点，我已经深有体会了。
乔部长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很满意地说，这就够了阿福。这说明陈书记还一直关心着海书记，那么早到医院看他，老爷子得起多大早啊，这一看就足以说明问题。
乔部长用他那双颇具骨感的手再次握住了我的手，力度还是车祸前那么大。
乔部长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看啊，阿福，我其实比你大不了多少，你又是大学生，有一定判断是非的能力，我们彼此交流应该不存在什么代沟。海书记出了车祸，我们心里都很焦急，但可能也有好心办坏事的时候，那不能算意识问题。其实，促使市里发事故通报、鼓动晚报记者发消息等等，都是查书记背后一手操纵和指使的。至于那个“二十来岁一头披肩发的女人”，我问你是想搞清楚，怎么帮海书记辟谣。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谣言止于智者。当我听到司机给别人传这个谣的时候，当即勒令他封口，并严肃批评了他，以后还会再对他作进一步处理。
哟，瞧我都说了些什么呢，怎么好跟你说起这个来了。这些话你不一定跟海书记说啊。乔部长一副失言状。
乔部长以前嘱咐我不能说出去的话都十分肯定，今天却用了“不一定”这个模糊的字眼儿，我理解这口气里应该包括“一定”的成份。
分手时，乔部长说，整天这事那事没完没了，忙得连给你定岗的事也顾不上办了，下来一定要抓紧进行民主评议，早一天给你定岗。
他再次用那特有的“嘿嘿嘿”与我告别，那对虎牙也透着喜色。
党组织生活会是在叔叔的病房中进行的，参加人员除叔叔所在的组织部党小组外，还有查书记和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两位同志，我虽然没有定岗，但在组织部工作，还是党员，所以也参加了会议。
乔部长先发言说，今天我们开个组织生活会，议题是海良同志就发生特大车辆事故的问题作个检查，大家开展一下批评帮助。对开好今天这个会，市委和县委都很重视，市委专门派组织部的两位同志亲临指导，县委查书记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参加会议，这也是对我们的关怀和鼓舞，相信这次会议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查书记说，在这个场合，开这样一个会议，本来不大合适，我们也有些于心不忍。但是从海良同志发生车祸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应该有个正式的态度。眼看就要到年底了，恐怕海良同志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医院，这事也就不必跨年度了，还是要在年内有个了结。另外，正值各级都在换届这个节骨眼儿上，市委也要掌握一下情况，县委也应有个交待，这也是对组织、对干部本人一种负责的态度嘛……
查书记又说，大家都很忙，尤其是市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既要抓住重点，保证质量；又要抓紧时间，提高效率。我看海良同志你就把两个问题说清就行了。一是为什么私自开车回家不报告，发生车祸以后又不报告。二是那个二十来岁一头披肩发女人是怎么回事。
叔叔说，感谢组织上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将诚恳地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教育。我先说明一点，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向党小组长乔部长作过检查，并请其转告查书记。转到安县医院后不久，我又在病床上写了书面检查，交给了乔部长，并请其转交县委和查书记。
查书记“噢”了一声，看了一眼乔部长。他这一“噢”一看，分明告诉众人，此事他不知道。
乔部长说，大家都忙忙乎乎的，也怪我报告不及时。还未给查书记报告呢，这是我的失误，我作检讨。
我看到市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对视了一下，乔部长的回答显然解释不通。
叔叔接着说，我的老家在海县，虽然离安县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但我很少回家。老母亲今年八十多岁了，尽管大字不识，但深明事理，特别支持我的工作。这些年，母亲高血压、心脏病等大小十来种病缠身，有时高压竟达200多，曾几次闹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抢救，但母亲从来没有让哥嫂告诉过我。这回被拉进医院是最严重的一次，全身都失去了知觉，医生也下了病危通知。我想尽快回去看看，就向查书记电话请了假。
查书记插话说，请假是请假了，但你自己开车回去这个关键环节却回避了。
叔叔说，我本不想自己开车回去，可我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找司机，司机家里人说他喝醉了已经睡下了。问行政科要机动车，科长说查书记当县长时的司机回来了，就是下庄乡那个副乡长，他请驾驶班吃饭，不盯班的司机都喝了酒。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多想，就觉得母亲把我从小拉扯大，自己一点孝心也没有尽过，怎么也得见上最后一面，又考虑自己是个有着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了，于是就到驾驶员家拿上汽车钥匙，自己开车走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医院，到医院时天快亮了。当时，母亲神志不清正在抢救中。说实在的，我没想在家多呆，单位事儿太多，特别是旧城改造许多棘手的事还没处理。我在母亲病床前守了两天，母亲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我就告别母亲往回赶，因为那几天心里急，吃不好，睡不好，可以说是精疲力竭，又赶上拉肚子，一系列的原因酿成了车祸。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自己没有把紧安全这根弦儿。
车祸一出，我就晕过去了。醒来时，拨打了120，紧急救护的同志赶来把我拉到附近的礼皇县医院。医生给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就不管了，非要押金才给做手术，警察怎么说也不行。为了活命，我给市委值班室打了电话，当时就一个想法，礼皇也归阿市管，我也在市委工作过，既能证明身份也能得到救治。
查书记说，既然能给120和市委值班室打电话，怎么就不能给县里打个电话呢？
叔叔被问得一时语塞。
这时我才晓得，当时叔叔肯定有侥幸心理，他过低地估计了车祸的性质，认为把车修修，自己在医院住个十天半月便可以息事宁人，不成想聪明反被聪明误。
但叔叔通过饮下几大口水后还是保持了镇静，并转开了话题说，当时只顾活命了，其他没想那么多。这件事出了以后，内心进行了反思，教训是很深刻的。上级明令禁止不让干部开车，更不允许跑长途，作为领导干部，本应带头遵守规定，可问题恰恰出在我身上，我又做过领导同志的秘书，影响更大，给我们安县抹了黑，对不起党组织的教育、关心和培养。另外也影响了领导的时间和精力，乔部长先后跑了几趟礼皇县，处理了许多方方面面的事，县委查书记为我的治疗和恢复健康费了心，我实在是过意不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车上那个二十来岁一头披肩发女人的情况。她是我表姐的女儿，我是她的长辈。孩子在北京工作，回阿市探亲，后来又去看我母亲。她随我的车回安县，纯属顺路，因为海县路过车买不到座票，到安县回阿市就一站地。出了车祸后，也陪我去了礼皇医院，是我催她走的，她定了当晚从阿市回北京的车票。我在礼皇县住院时，就听到过这方面的议论，也没往心里去，谁知安县比礼皇县传得热闹得多，我觉得提这件事实在没什么意思，既然连查书记都提出来了，我也向组织作些说明。有人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什么，我实实在在地讲，这里边什么也没有，我在老家两天的时间里，几乎是没离开老母亲的病房，连医院的门都没有出过，哪还有心思去干别的事。如果组织上不清楚的话还可以调查。
自从市委陈书记看过叔叔以后，乔部长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更明显。他说，听了海良同志的发言，我觉得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出车祸后，我到礼皇县去了两趟，比较了解情况。应该说，这起车祸给单位和个人都带来了损失，是一次血的教训，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这件事情回顾和总结一下也是必要的。
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是车祸不可避免。海良同志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后，心情沉重，思绪也乱了，如果在哪个单位找辆车或雇个出租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但他没有这样做，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海良同志一贯遵守规定，严格要求，从不愿给单位和他人添麻烦。他从安县走时，紧张工作了一天，连夜开车到海县，又在医院折腾两天，实在是太疲劳了才出了事，这里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二是有事要依靠组织。我们是组织上的人，不仅要为组织做事，个人有事也要跟组织讲，有了困难要多找同志商量，不要一个人硬撑，比如平时用个车什么的，找个单位解决一下也是可以的。三是对父母的感情要体现在平时。俗话说，养儿防老。儿女们尽孝心应是经常性的，不能只顾“大家”而忘了“小家”，有事该请假了请假，不要等到老人快不行的时候才着急上火。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事故不是偶然的，是诸多原因造成的，我们县委、政府机关的几个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也说明这一点，我们领导层要是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实一点，一些事故案件是可以避免的。说明在领导层面也存在有失管失察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县委和政府也是有责任的。
乔部长后边的发言显然是冲着查书记来的。
查书记白了乔部长一眼，没有说话。乔部长就请大家发言，你三言我两语，不痛不痒，还带有歌颂叔叔和县委、县政府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