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蒂·辛格在1852年被英印政府确立为蓬奇王，他在1897年去世，由其子拜德维·辛格继位。拜德维·辛格在1918年去世，由其子苏克德维·辛格继位。苏克德维·辛格在位期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蓬奇土邦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第三任大君普拉塔普·辛格在1925年去世，他没有儿子，他弟弟艾马？辛格的儿子哈里·辛格被立为大君继承人。哈里·辛格是个花花公子，普拉塔普·辛格大君对他非常不满意，生前废黜了他的王位继承人资格，另外选中了蓬奇王苏克德维·辛格的弟弟和继承人贾噶特德维·辛格为“克什米尔的精神继承人”。普拉塔普·辛格的这一决定得到印度王公议院的同意，但是被英印政府的政治部否决了。
英国政府选中了名声不佳的哈里·辛格作为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继承人，以便今后控制他。哈里·辛格继位之后，一直把贾噶特德维·辛格看作潜在的威胁。苏克德维·辛格在1927年去世，贾噶特德维·辛格继位为新的蓬奇王。哈里·辛格想尽办法为难贾噶特德维·辛格，并抓住一切机会收缩他的权力，并最终在1936年使蓬奇王室服从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高级王室。贾噶特德维·辛格在1940年去世，由其未成年的儿子拉坦德维·辛格继位，哈里·辛格乘机剥夺了蓬奇土邦的所有自治权Lamb， Alastair，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8-120。
（引自《克什米尔问题的重要档案和注释》第7页，略有改动）
兼并蓬奇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进行的最后一项领土兼并工作。1947年8月1日，在印巴分治前夕，英国政府出于特殊考虑，提前终止应该于1995年到期的《吉尔吉特租约》，把租借的吉尔吉特和坎巨提交给哈里·辛格大君。至此，通常意义而言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才最终形成，不过，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可真称得上是庄子所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物，随即就因为第一次印巴战争被分裂而告终结，走向了另一次重生。此一过程也同样漫长，至今尚未结束。
查谟王室建立于1822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正式确立于1846年，形式上结束于1952年，当中经过五传：第一代大君是古拉伯·辛格，1822－1857年在位。第二代大君是兰比尔·辛格，1857－1885年在位；第三代是普拉塔普·辛格，1885－1925年在位；第四代大君是哈里·辛格，1925－1949年在位；第五代大君是哈里·辛格的儿子卡兰·辛格。1949年，哈里·辛格逊位之后，卡兰·辛格继位摄政；1952年11月14日，克什米尔制宪议会废除克什米尔的君主制，卡兰·辛格当选为克什米尔历史上仅有的一任元首；1965年，印度改印控克什米尔为普通邦，卡兰·辛格改任印控克什米尔的第一任邦长；1967年，他辞去印控克什米尔的邦长之职，入印度内阁担任高职。
多格拉家族以查谟为基地，以克什米尔为中心，经过一百年精心营造建立起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由于地理上差别巨大、历史上多动荡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人口构成极其复杂，境内住着讲多种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和部族。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末任大君卡兰·辛格说：“根据宗教信仰，克什米尔的居民可以分为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喇嘛教徒和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多格拉族集中在查谟，印度教徒潘迪特族集中在克什米尔谷；锡克教徒主要分散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谷；喇嘛教徒集中在拉达克，他们属于蒙古人种，尊奉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其余地区是穆斯林占多数，其中在克什米尔谷主要是逊尼派和少量什叶派，从穆扎法拉巴德到迈普尔的西部地带是旁遮普穆斯林，在吉尔吉特、斯卡杜和卡尔吉尔是什叶派。”Karan Singh， Autobiography（1931-1967），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2
根据1941年的人口普查，克什米尔的人口总数是4021616，其中有3101247个穆斯林和920369个非穆斯林。因此穆斯林以占人口7711％的比例占压倒性多数，非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是2289％。因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地理上被分为三个自然单位，即克什米尔、查谟以及拉达克和吉尔吉特边境地区。克什米尔省的人口数是1728705，其中穆斯林人数是1615478，占总数的比例是9346％；非穆斯林是113227，占总数的比例是654％，克什米尔谷总的非穆斯林人口中，克什米尔潘迪特约占3％。查谟省的人数是1981433，其中穆斯林是1215676人，所占比例是6136％，非穆斯林是765757，所占比例是3864％。
拉达克、阿斯图里、吉尔吉特（包括租区和专区）和卡尔吉尔边境地区的总人口是311478个，其中穆斯林是270093人，所占比例是8672％；非穆斯林人口（绝大多数是佛教徒）是41385人，所占比例是1328％Khan， Ghulam Hass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freedom movement in Jammu and Kashmir， 1931-1947， Delhi: Bhavana Prakashan， 2000， p37。这些数据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为何会轻易被多格拉人征服；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军事控制线为何会是那样一个走向。
（引自普利亚尔金的《克什米尔》第105页）
四、克什米尔土邦的民族民主运动
20世纪上半期克什米尔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对后来的克什米尔问题有重大影响。锡克人和查谟人控制克什米尔的政权之后，大量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从印度平原进入克什米尔谋求发展，克什米尔的军队和政府机关的职位，大多由他们把持。与此同时，大批穆斯林因遭迫害而迁出克什米尔，流落到印度其他地方，尤其是毗邻的英属印度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的下层穆斯林遭受多重压迫，生活极为困难和贫穷。曾在克什米尔政府担任高职的印度基督教徒阿尔伯坚？班纳吉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非常落后，大量穆斯林是绝对的文盲，在饥饿和恶劣的条件下劳作，他们居住在乡村，实际上被当作会说话的牲畜来管制。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联系，人民没有适当的机会倾诉冤屈。对于人民的渴望和冤屈，政府不予以同情。克什米尔的行政机制自身应该从上到下进行翻修，以便有效地适应现代的条件。”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 88
普拉塔普·辛格大君在1889年被褫夺权力后，英国殖民政府在克什米尔大力推行西化政策。哈里·辛格曾经在英国留学，1925年继承大君位之后，他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发起了大规模的教育和经济改革。与此同时，自19世纪下半期以后，印度的西式教育也获得很大发展，尤其是阿里加穆斯林大学创办之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有知识，觉悟高，但在克什米尔找不到工作。在旁遮普的穆斯林影响下，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开始建立组织进行政治活动，斯利那加的穆斯林阅览室是他们早期进行活动的最重要据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涨起来，带动了克什米尔的民族民主运动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军阀盛世才投靠苏联之后，英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西北地区的控制，强行租借了吉尔吉特等地区，这招致了克什米尔大君的不满。在1931年的伦敦圆桌会议上，哈里·辛格大君反对英国人企图从他那里攫取战略要地吉尔吉特，虽然他允许他们控制而非拥有它。大君甚至要求废除英国驻吉尔吉特的政治代理。大君和英国之间的敌对使得后者同情穆斯林RN Kaul，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7。
1931年6月初，克什米尔的查谟省发生了政府官员打断穆斯林礼拜进程和侮辱神圣《可兰经》的事件。消息传到斯利那加后，这事逐渐演变成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反抗大君统治的运动，并在7月13日的警察和群众冲突中，导致22名示威者和至少1名警察死亡。这一天后来被确立为克什米尔的“烈士节”。10月19日，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向大君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以及保障其演讲、舆论和集会自由等权利。11月12日，克什米尔政府成立了由JB葛兰西为主席的调查团，以期制定相关政策顺应形势的发展，但这并未能满足穆斯林的政治要求。
克什米尔早期的穆斯林运动处在旁遮普穆斯林领袖的指导和实际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克什米尔委员会”的小团体，给负责该土邦事务的人士提供建议。在这个委员会的指示下，8月14日被全印穆斯林遵守为“克什米尔日”，这一天要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对穆斯林在1931年7月13日战火中的受害者表示同情Bazaz， Prem Nath， The History of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Kashmi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Present day， New Delhi: Kashmir Publishing company， 1954， p156。为了顺利地开展政治活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在1932年组织成立了穆斯林会议党，并在10月15－17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穆斯林会议党的阶级基础是穆斯林中上层人士，比较偏重于维护穆斯林中上层阶级的利益。
克什米尔的自由运动兴起之后，除了穆斯林运动之外，其他大量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也相继展开，成立了大量的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印度教徒组织以及其他群体的组织。一些开明的穆斯林领袖认识到团结全体人民的重要性，以党主席谢赫·阿卜杜拉为首的部分穆斯林会议党领袖开始强调为全体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人民争取权益，而不是仅仅维护穆斯林的利益。1938年3月28日，他在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中说：“我们必须终结教派主义，当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停止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我们必须把大门打开，向所有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开放，他们同样爱我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将从为所欲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RN Kaul，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16此外，谢赫·阿卜杜拉认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穆斯林分成许多宗派，不能仅仅依靠宗教将他们团结起来，强调政教分离的重要性。他曾经说：“如果伊朗国王沙阿？巴列维将政治服从于宗教……他是否会成功？……一个国家的真正进步只能依赖于政教分离。”Quoted in Khan， Ghulam Hass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freedom movement in Jammu and Kashmir， 1931-1947， Delhi: Bhavana Prakashan， 2000， p163
1939年6月11日，谢赫·阿卜杜拉率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米尔扎·阿弗泽尔·贝格和吴拉姆？穆罕默德？萨迪克等人，从穆斯林会议党中脱离出来，正式成立国民会议党，包容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锡克教徒，他们被称作民族主义派。原来的穆斯林会议党继续存在，由克什米尔人米尔瓦札？穆罕默德？尤素福？沙阿和查谟人乔杜里？吴拉姆？阿巴斯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