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一个偶然的冲动使我与克什米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又跟随王红生教授对克什米尔问题做了7年的研究，眼下结稿出版的这本着作就算是我献给王老师的礼物。
王红生教授是位宽厚仁慈的长者，默默地耕耘与付出。王老师有较独特的指导学生的方法，强调用理论来分析、研究和概括问题。我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有所长进，完全归功于王老师的教导。
林承节教授是我国着名的印度研究专家，他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和缜密思维使我受益良多。林老师对学生竭尽提携之情，数年来替我从国外购买珍贵的资料，使本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阐释得以更为全面。北大历史系亚非拉教研室的另一位教授董正华老师总是那样的随和乐助，7年里对我在论文和学习上的求助总是不吝赐教，在其他方面也予以关心。
负笈燕园的7年当中，北大东方学系的唐孟生教授，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孙士海老师、刘建老师，北大历史系亚非拉教研室的何芳川老师、包茂宏老师、牛可老师、吴小安老师、董经胜老师，以及北大东方学系的姜永红老师、姜景奎老师等许多人向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我进行各种程序的论文答辩时，同门的周红江师弟、汤大江师弟、徐硕师妹和冯立冰师妹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迫于生计压力，我选择了以定向的方式来攻读博士学位，此举使我2004年9月步入北大之后生活窘迫，居无定所，沦为“丧家之犬”。在我颠沛流离之际，刘子忠师兄、王立新师兄与卢建勇、施展、董仲瑜、肖守贸、李鑫、李永春和徐志民等同学对我施以援手，提供各种便利，使我能够安心学习。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件艰辛的事，在这一过程中我有幸得到许多老师、诸多同学的帮助，使我能够如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我随即回到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立立教授和科研处处长郑苏淮教授尤为关心并催促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巴蜀书社编辑周文炯先生专业、严谨且仔细地校稿，不仅订正了我原来书稿中的许多错误，其润色亦为本书增辉不少，在此特致敬意和表示感谢。求学至出书的过程虽辛苦，然亦欣慰甚而欣喜。故此，我真诚地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祝大家万事如意！
习罡华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