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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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洛阳伽蓝记》中的志怪小说(4)

(十)菩提寺记死而复活的崔涵的故事

沙门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以进。时太后与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侍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否?"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满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也。时复游行,或遇饭食,如似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得崔畅,其妻魏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否?"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在华林园中,主人故遣我来相问。

"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还,具以实陈闻,后遣隽送涵回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属,常走于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之言也。这是一则志怪又兼有志人小说特点的作品。

志怪小说内容:僧人发冢得崔涵,崔涵说人间亲人和死后在地底的生活。官府派人核实,崔的父母先承认有这样一子,后又惧祸否认。崔至家门,父"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建去,可得无殃"',用白描"把桃枝"以驱鬼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来表现家人惶恐而冷酷。桃木在中国民间宗教里,历来是驱鬼的神物,《左传》昭公四年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杜预注:"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后崔飘泊京都,"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写出了其有家不得归的可怜悲凄。

志人小说内容:后写市北奉终里"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崔言"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言也"。可见民间棺商欲借重鬼言为营销之策,折射商贾的智慧或狡诈。其时,经商分工细致,有卖柏棺的,有卖桑棺的,可以想见商业的发达。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3谈到北魏丧葬习俗:"后魏俗竞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

志怪小说所叙之人事荒唐怪诞,但意蕴丰富,情节曲折,手法多样,读来妙趣横生。

(十一)开善寺记两则志怪小说

阜财里是洛都充满神异、诡谲事件的社区,这里发生了两桩奇异之事。

1.已成为死鬼的韦英回故居寻找旧妻的故事阜财里内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氏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弦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为茅马,从者数人尽化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韦英早死,妻子梁氏改嫁向子集,仍住在韦英家,已成为鬼的韦英不忘旧情,于是白日来归,乘马带着几个人来到庭院,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向子集惊恐,张弓射之,韦英应弦而倒,鬼变为桃人,马变为茅马,从者变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这一志怪小说写死鬼与活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尤其是死鬼对梁氏的话语,"阿梁!卿忘我也?"与其说是死鬼前来索命、复仇,倒不如说是不忘旧情,对旧妻、旧居、人间仍充满情意,故夫的话语生动传神,千古之下,仍旧栩栩如生,读来感人至深。《酉阳杂俎·冥迹篇》云:"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张弓射之,即变为桃人茅马。"显然为本篇故事的浓缩。

2.侯庆家佛像夺子性命的故事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丈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金色焉。"马氏悟觉,心不遑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尚书左仆射元顺闻里内频有怪异,遂改阜财里为齐谐里也。侯庆故事怪诞离奇。侯家有一尊铜佛像,先前曾许愿卖牛为佛像镀金,后因故未能履行兑现承诺。佛像托梦给侯庆妻子,威胁要取儿性命。天亮时,儿子"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这则志怪小品,神秘怪诞,意蕴复杂甚至矛盾,既表现了佛教的神异,可增进人们对佛教敬畏的同时,也可看出佛像草菅人命、夺人所爱,不惜夺人性命来为自己增添光彩,客观上暴露了佛教在传播中的弊端。

揭露佛教崇信中的弊端,在《洛阳伽蓝记》中就有多次:前面长秋寺记佛像--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每每到了"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就写出了全民狂热崇奉佛教所发生的悲剧,人们在观瞻礼拜佛像中,相互践踏,常有死人。而崇真寺,更是借阎罗王之口,严厉抨击了佛教传播中的多种弊端: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造作经象者"正欲得它人财物;既得它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陇西太守"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洛阳伽蓝记》全书对佛教传播中的弊端的指斥抨击共有这三处。表明作者虽然崇奉佛教,但仍能关注到佛教及其在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仍能出于理性、出于对北魏社会现实的关切,而加以反思、抨击。

佛教认为,"与乐名慈,拔苦为悲",原本奉行慈悲为怀的佛教却夺人性命,侯庆家佛像夺子性命的故事,这类题材在《洛阳伽蓝记》中非常少见,表明作者是"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富于现实批判精神。总之,主人公侯庆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家里无端遭遇悲惨变故,其遭遇让人同情,表明佛教在传播中确实存在弊端,这些弊端发人深省,让人反思。(佛教在传播中的弊端,可参见《魏书·释老志》。)而杨衒之收录这则故事,表明其人文关怀是博大的,对下层民众的悲苦充满同情,爱憎是分明的,决不因自己对佛教的好感亲近,就看不到佛教在传播中的弊端。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讲完两则故事后,结尾处不无有意地加上一句,"尚书左仆射元顺闻里内频有怪异,遂改阜财里为齐谐里也"。阜财里频有怪异,于是改名为"齐谐里"。如果说前面两则故事是"点"的话,典型地写出北魏后期社会腐败动荡,人心不宁,那么,这一句交代就从"面"上揭示这一切,表明这一类的故事、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作品写现实的面就大大扩充了,对社会的揭露力度就大大加强了。

(十二)永明寺附记孟仲晖家里佛像夜行又忽然消失的故事

时有奉朝请孟仲晖者,武威人也。父宾,金城太守。晖志性聪明,学兼释氏,四谛之义,穷其旨归。恒来造第,与沙门论议,时号为玄宗先生。晖遂造人中夹纻像一躯,相好端严,希世所有。置皓前厅,须弥宝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绕其坐,四面脚迹,隐地成文。于是士庶异之,咸来观瞩。由是发心者,亦复无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师迁邺。武定五年,晖为洛州开府长史,重加采访,寥无影迹。上文叙述中心为孟仲晖造的一尊端庄美丽的佛像及发生一系列神异怪诞的事。

先是"每夜行绕其坐,四面脚迹,隐地成文",让洛都"士庶异之,咸来观瞩。由是发心者,亦复无量",引发了很多人皈依佛教。

后来"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佛像消失,成为北魏消亡、京师迁邺的预兆,成为一个谶纬式的故事。写出北魏晚期王朝衰败、社会动荡、人心不宁的现状。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往往到了王朝即将灭亡之时,民间总是充斥着这一类貌似诡谲荒诞、其实却深刻暴露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人心迷茫的故事,正所谓《礼记·中庸》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这个志怪故事把崇信佛教与王朝衰败、社会动荡、人心不安都结合起来,所以所写故事、佛像虽怪诞荒唐,但还是有着对曾经繁荣兴旺的北魏王朝、佛事兴盛的缅怀追忆,也有着对王朝、佛事一同衰亡的哀叹与怅惘,作者所寄托的情意与作品意蕴都是丰富而耐人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