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卢坤再度发布命令，全面禁止通商，直至律劳卑离去。这道命令不像往常通过行商和渣甸转达，而是直接派士兵张贴在律劳卑下榻的商馆大门上。律劳卑派人通知“伊莫珍号”战舰舰长布莱克伍德（为渣甸一艘鸦片飞剪船的船长），命令“安朵玛琪号”和“伊莫珍号”从穿鼻火速驶入黄埔，并下令若在虎门被阻，必要时可强行闯过。律劳卑已经无视巴麦尊所下“非不得已不得求助于武装力量”的指示，无视外交的基本法则。
此时正在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商人亨特对接下来的情况记载道：“各事办妥之后，（律劳卑）勋爵阁下及其随员退回商馆，并将大门上了闩。到了半夜，罗宾臣爵士离开了广州，乘一只小快艇去与那两艘军舰会合。海军很快就到达商馆，广场上满是中国士兵，河面上集结了许多帆船、战船和小艇。和黄埔的所有船运联系都被截断了，英国船艇禁止来城。总督还要求美国商人如无紧急事情不要让他们船只的驳艇驶来。不用说，整个口岸的对外贸易已完全停顿了。”
这正合渣甸之意，他要的正是双方的摊牌。军舰的到来，要么是卢坤屈服，要么是律劳卑撤退。矛盾的不可调和，对渣甸·马地臣行的鸦片生意并不构成威胁，而且最终将会改变英国国内舆论，直至派遣远征军前来，彻底打开中国对西方贸易的大门。
06
律劳卑之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英国的两艘战舰在闯入珠江内河到达黄埔的过程中，与清军发生了一系列零星的相互炮击。在9月7日强行通过虎门炮台时，爆发了一场历史上被称为“虎门之战”的战役。11日黄昏，这两艘战舰抵达黄埔。
就在军舰开往黄埔的途程中，住在广州英国商馆里的律劳卑却病倒了。一来广州炎热而潮湿的天气，让他难以适应；二来与两广总督的交往并不顺利，让他心急。但是，患了间歇性高烧热病的律劳卑，并不愿将工作交给第二商务监督德庇时而撒手不管，事实上他也很少听从这位前东印度公司人士的意见。
9月8日，律劳卑通过马地臣担任主席的广州英国商会，向卢坤递交了一份公函。在这份盛气凌人的信函里，律劳卑不仅斥责卢坤独断专行，还就虎门之战指责卢坤，并威胁称两艘战舰将战斗到底，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将由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负责。
11日，也就是律劳卑的两艘战舰抵达黄埔的当天，卢坤发布文告，同样对律劳卑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同时就其军舰闯入内河，并开炮打死打伤清朝官兵的恶劣行径进行谴责，并强调清朝的军队已经作好一切准备。不过，如果律劳卑及时撤出广州、前往澳门，也还来得及。
两艘军舰被卢坤封锁在了珠江，卢坤的底线已经亮明。有病在身的律劳卑没有任何办法，渣甸和马地臣也无计可施。充当律劳卑医生的安德鲁·江斯同劝他前往澳门，这样至少对身体的恢复有益。14日，律劳卑通告所有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他打算离开广州。
5天后，律劳卑与行官举行会谈，渣甸、浩官、茂官均有出席。会谈达成的协议是：律劳卑同意命令战舰撤到伶仃洋，自己则向清朝申请通行证乘坐私船前往澳门。
26日，律劳卑与妻子、女儿在澳门会合。由于病情加重，两个星期后，律劳卑不治而亡。
目睹了整个事件原委的美国商人亨特，后来在其《广州“番鬼”录》中写道：“律劳卑勋爵阁下不答应以行商来做与总督往来的媒介，而这却是当时中外关系中唯一可以行得通的方式。总督不能置未废除的制度于不顾，也不能与任何外国代表作私人的接触。如果要这样做，必须由帝国政府特别授权。因此，全部的麻烦都是由于女王陛下的代表坚持要求总督做他所不能答应的事而引起的，这样自然便引出了这场律劳卑战争，或如当地人所称的‘律劳卑的失败’。”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3，98页。
07
沉默政策与矛盾公开化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继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职位。德庇时无意再去重叩广州清政府的大门，而是坐等英国外交部新指令的到来。他给伦敦方面写信说，在未得到来自外交部的训令之前，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一卷，166页。
与此同时，广州英国商会内部发生分裂。以颠地行（宝顺洋行）的颠地（Launcelot Dent）为首的一派，与以渣甸·马地臣行（怡和洋行）的渣甸、马地臣为首的一派，将分歧公之于众。英国历史学家格林堡认为，宝顺与怡和交恶，源自1830年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的事件。当时传出“普鲁士蓝”既便宜又好，正可取代蓝靛，于是蓝靛价格暴跌，不少商号因此倒闭。其中主要的蓝靛交易商——柏马行与宝顺、怡和均有生意往来，怡和洋行的飞剪船将商号倒闭的消息带到广州，渣甸佯装没事而暗自部署，因此损失有限。但他并未让颠地知道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从此结下梁子。英国史学家布雷克认为，颠地和渣甸交恶，政治或许也是原因之一。颠地是英国保守党员，渣甸与马地臣则属辉格党，后来相继成为辉格党在阿什伯顿地区的国会议员。大致说来，来自苏格兰和北方势力的辉格党对华较为强硬，而保守党中的一些人受有“保守党堡垒”之称的东印度公司传统的影响，相对而言较为谨慎。
颠地对由渣甸和马地臣操纵的商会并不买账。1835年10月3日，与颠地关系密切的《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发表长文，认为广州英国商会完全不符合商会的本来旨趣，政治味道极浓，这个“律劳卑的商会”的失败结局是“无须争论的”。文中写道：“我们可以断言，它的建立是缺乏权威性的，它被赋予的使命是这类机构从未有过的，它与一般商会的功能、优势以及实际可行性相抵触，也与商会约定俗成的合法目标相违背。”
渣甸和马地臣对颠地等人的分裂商会行为愤怒不已，甚至指责颠地在律劳卑失败事件中与广州政府方面暗中有交易。直到1836年11月双方的争斗才告一段落。11月28日，“广州外国居民全体会议”召开。颠地和马地臣同时参会，并被安排在第一、第二个发言。颠地提议并全体通过成立广州外侨总商会（Canto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马地臣则当选为首任主席。
不仅如此，渣甸和马地臣对德庇时的“沉默政策”更是难以忍受。
德庇时发布告示向在华英商宣示“沉默政策”，强调鉴于广东当局拒绝承认其“官方身份，不允进行官方交往”，商务监督们“认为自己应该保持绝对沉默以等待国王的最终决定”，并告诫在华英商以克制的审慎行为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留下好印象。
1835年1月，德庇时在一份写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指出（此时巴麦尊已下台，但澳门尚不知晓），与中方对抗“收效甚微，或者说完全无用”，甚至会损害英国利益，但也不主张向本地政府的专制行径立即屈服，“在等待国内的意见期间，采取彻底的沉默，绝不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谈判，这样或能产生有利的效果”。几个月后，德庇时辞职，罗治臣继任。虽然伦敦方面已要求他尽快与广州官方直接接触，但因为有律劳卑的前车之鉴，1835～1836年担任首席商务监督的罗治臣同样只是“安静地工作”。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保持贸易畅通，而不是挑起事端。
广州的鸦片贸易依然在继续，伶仃洋上的非法交易愈做愈大。住在澳门的罗治臣，面对颟顸的清朝官员和贪婪的鸦片烟贩，与他的前任、东印度公司同事德庇时一样，对此视而不见。随着广州政府不时掀起的禁烟风潮，觉得在澳门办公有所不便的罗治臣，干脆在1835年11月将办公室搬到了鸦片走私天堂——伶仃洋的一艘船上。
在这里，罗治臣天天目睹着渣甸·马地臣行等所拥有从印度驶来的飞剪船，将鸦片一箱一箱地运到趸船上，然后再从趸船上转售给客户和分销商。非法鸦片交易是如此猖獗，罗治臣感觉到自己作为驻华首席商务监督，身为英国国家代表，有必要对此稍作管束。1836年2月，他向巴麦尊写信表示，如有必要的话，他打算采取一些措施约略地限制一下。对此，巴麦尊明确予以否定：驻华商务监督的任务，是保护与扶助英商在广州的贸易，而不是压制与阻挡英商的发展与扩张。即使鸦片贸易实为非法，但有益于英国商人而无损于英国国家利益，也不宜横加阻碍。于是，罗治臣继续天天看着飞剪船在他面前繁忙地穿梭，直至1836年年底退休，义律接任。
当德庇时和罗治臣在无所用心地执行所谓的“沉默政策”时，渣甸和马地臣则在加紧他们对于“激进政策”的要求。
08
马地臣返英联手工商界律劳卑去世后，马地臣伴送律劳卑夫人及女儿返回英国，他希望拜会外交部，催生出一个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同时，渣甸发起广州英商联署请愿书，要求重新指派一名官方代表接替律劳卑，并派遣一支舰队给以军事支持，作为对这位“不幸人士”、对英国国旗和这个国家所受羞辱的补偿。
当请愿书与其他有关律劳卑失败及去世的文件到达伦敦时，辉格党内阁已经倒台，接替它的是短命的保守党政府。当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收到这些文件时，他对请愿书中的激进建议兴趣不大，认为将律劳卑的遭遇说成是对国家侮辱的说法更是夸大其辞。让获取大量税款的茶叶生意、换取大量白银的鸦片生意正常运转，这种不作为也许是最好的作为。
威灵顿认为，对中英争执带来贸易停顿之后果应负责任的正是律劳卑，他“不应背离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
马地臣到达伦敦后，前往谒见外交大臣。他遇到的同样是威灵顿冷淡的面孔。马地臣写信给渣甸，直骂威灵顿是“一个冷血的家伙……一个恭顺和奴性的热烈倡导者”。
当与渣甸和马地臣同属辉格党的巴麦尊重返外交部后，英国的对华政策也没有立即作出改变，这让对新政府抱有急切希望的马地臣感到失望。
马地臣转而联络渣甸·马地臣行在英国的往来户，即与曼彻斯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商界接触，发动他们向外交部上书，对政府施压。渣甸与马地臣此前还同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巨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注意争取工业界支持他们的对华强硬政策。
1836年，马地臣在伦敦出版了《对华贸易的现况与展望》（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rade in China），要求人们注意旅华英商处在“危险的、毫无防范的地位”，并吁请英国政府“立即出面干涉并且认真监督我国对华通商制度的改造事宜”，使贸易置于“一个安全、有利、体面而又持久的基础之上”。
1836年2月，曼彻斯特商会草拟了一份名为“我国对华贸易的无保障状况”的陈情书，上呈外交大臣。陈情书提请注意对华贸易对于英国商业、工业和航运业的重要性，以及作为贸易媒介的旅华英商毫无保障的处境。继而指出，对华贸易不但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10万吨的业务，并为英国制造品提供了市场，而且提供了每年300多万英镑印度产品的出路。同时，对华贸易有大大扩充的可能。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贸易就势必任由行商或中国官吏摆布、动辄封禁。英国财产天天处在险境之中，英国工业容易陷于瘫痪，税收则须冒着每年500万英镑损失的危险。英国政府必须防止这些弊害发生。
来自英国本土工商界的力量，逐渐被发动起来，与以渣甸为首的激进的广州英商遥相呼应。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格林堡所说：到1836年，英国国内工业界的力量已经被投入到了对华激进政策之中。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175～178页。
巴麦尊显然比威灵顿公爵更赞同广州英商的论点，也更重视他们的声音。随着长期执掌外交部（1835年4月至1841年9月），巴麦尊正沿着支持采取对华强硬路线的方向迈进。
而对清政府来说，面对猖獗的鸦片走私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样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烟措施，一场史无前例的禁烟风暴眼看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