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东南亚美国和平队服务，1989年担负研究东南亚现代史的迈克尔·比林顿撰文透露：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在东亚废除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统治，遭到英国丘吉尔政府的强烈反对。其中，蒋介石对凯瑟克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怒——“罗斯福1941年设立的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主管美国在中国的情报机构的行动，这个机构不断受到派别活动的重大干扰。这些人中一派是支持罗斯福政策的，即美国支持建立强大的中国人的国家；另一派则支持英国人所作出的努力，要使中国变得软弱，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英国在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是臭名昭著的约翰·凯瑟克，他是英国设在殖民地香港的怡和洋行的董事长。1942年4月，蒋介石和他的情报头子戴笠命令凯瑟克和他的所有机构撤出中国。凯瑟克竭力要求美国保护他，但是罗斯福拒绝了。”迈克尔·比林顿：英国的冷战对罗斯福总统的总计划：东亚战区，1943～1963，载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1999年10月15日。
香港沦陷后，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到1942年6月初，英国军队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大溃败的同时，蒋介石成为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民众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渐高，美国罗斯福政府也主张殖民地现象必须结束，香港应该交还给中国。
1942年，在耻辱的《南京条约》签订10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开始与英美就尽早废除以前强加于中国的旧约，另就签订平等互利的新约进行谈判。通过中英之间几个月的博弈，1943年1月11日，《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在重庆签订，英国正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但是新约中没有涉及香港的任何内容，蒋介石政府期待的香港回归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蒋介石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及“本月反省录”中称，“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新界)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蒋介石在这篇日记中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同时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 韩晓蓉：复旦连手斯坦福全面解密“蒋宋孔陈”民国绝档，载：东方早报，2007年12月26日。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
1943年，丘吉尔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成功地设立了一个英国东南亚司令部，司令便是路易斯·蒙巴顿上将。迈克尔·比林顿说，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东南亚司令部实际上是为了拯救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随即约翰·凯瑟克被调往蒙巴顿上将所在的东南亚军事指挥部，担任对华事务政治参谋兼联络官。
事实上，蒋介石一直想早日收回香港。他在参加1943年11月有美、中、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上，曾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再一次争取英国归还香港。
参加会议的史迪威将军在离开开罗前会晤罗斯福总统时，罗斯福也曾谈到计划让香港成为一个自由港，“不过还是先升起中国国旗，然后第二天蒋介石就会做出高姿态让它成为一个自由港。就要这样处理!”巴巴拉·W·塔奇曼著，葛里、陈曾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420页。
然而，在英国首相丘吉尔表达出“只要我还在首相任上，就别想使大英帝国解体”，“只有在我死后，香港才会从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消失”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再次落空。
04
英国接收香港与怡和重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然而，早在1944年年初英国即成立专门机构，筹划接管香港事宜。为此，在日军投降前后，中英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角力。
相较于蒋介石国民政府，英国方面重占香港的行动迅速而周密。当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同时中国军队也在积极向前推进时，英国政府设法联络囚禁在赤柱的前港英政府布政司詹逊，指示其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恢复英国在香港的行政机构，直至英国海军抵达香港成立军政府。
当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迅速命令距香港最近的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悫(CHJHarcourt)率皇家海军特遣舰队开赴香港。约翰·凯瑟克则被蒙巴顿派往香港，负责东南亚军事指挥部与夏悫少将及英国驻重庆代表之间的联系协调工作。英国殖民地部的麦克杜格尔(DMacDougall)也同时被派往香港，负责协助夏悫处理行政事务。
与此同时，在外交上，英国驻重庆使馆向蒋介石政府递交备忘录，单方面宣布英国正派遣军队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CAtlee)电告美国新总统杜鲁门，英国海军正开赴香港，并得到其同意。
8月28日，已经接到英国政府授命成立过渡性政府训令的詹逊，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作为英国在港主要代表，已在市内成立政府机关。30日，英国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在沦陷三年零八个月之后，香港重新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在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香港的同时，英国同样在香港日军受降问题上展开攻势。香港并不属蒙巴顿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而属于中国战区，香港日军理应向被盟国公推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然而，英国以对香港享有主权，同时事关英国国家荣誉为由而要求受降权。事实上，英国当年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或租借，英军仅在抵抗十几天后便缴械投降使香港沦陷，“主权”和“荣誉”从何谈起？
然而，英国在美国无条件支持下无所忌惮。即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作出让步后要求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权英方到香港受降，也同样遭到了英国的拒绝。最后，香港地区接受日本投降采取“双重授权受降”方案，英国海军少将夏悫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和英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5月，前港督杨慕琦重任总督，从夏悫军政府手中接过行政权，恢复文官政府。在约翰·凯瑟克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辞呈之前，关押在赤柱等地的D·L·纽比金等怡和员工已经走出集中营，打开了关闭已久的怡和大门。1941年起即移往伦敦的怡和总部也重返香港，开始了山河重整。
事实上，随着英国势力重回香港，汇丰银行、太古洋行等英资大行均已回到香港，并迅速恢复了它们在中国的业务。1946年，汇丰银行将总行从伦敦迁回香港，积极向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和主要企业贷款，协助香港重建。汇丰银行资产快速增长，分支机构迅速扩大。
太古的重建工作也同样得到快速推进。1946年担任英国太古集团主席的施约克，前往香港主持太古重建。当年7月，太古在香港创办太古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和代理业务。太古船坞和太古糖厂的重建工作也相继完成。恢复生产的上海国光油漆厂于1948年移往香港，与永光油漆厂合并。与此同时，太古在战后发展的一项新业务是代理航空公司的售票业务，将活动领域从航运扩展到了航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怡和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业务也一天天恢复和发展起来。
05
怡和大略：战后复兴香港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继续成为怡和牢固的总部所在地。安放在铜锣湾东角的礼炮，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每天正午鸣放的惯例。日军占领香港后，大炮被日本人拆除，再也听不到礼炮声了。日本投降后，英国皇家海军赠给怡和一门新的礼炮。从1947年8月30日起，每天正午的礼炮声重新响起，一如怡和在香港的业务，又开始兴旺起来了。
长期以来怡和的收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上海是战前怡和在大陆最主要的基地。虽然上海公共租界已经被国民政府收回，虽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摩擦不断，但怡和上海的事业在约翰·凯瑟克(其兄弟威廉战后返回伦敦)管理下，依然在不断地恢复和发展。
作为国民党历任上海市长中最年轻的市长，53岁的吴国祯于1946年5月走马上任。在帮助怡和重建方面，吴国祯提供了大量协助。而对怡和买办顾乾麟来说，从曾祖父顾福昌到父亲顾叔苹再到自己，有“买办世家”之称的顾家，几代服务于怡和。在怡和战后业务重建时，顾乾麟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当怡和被关进集中营的英籍员工备受磨难时，顾乾麟便想方设法为他们送去了大量衣食包裹。
对于战后中国市场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怡和充满信心。它特意编撰了《怡和洋行的复兴(1945～1947)》一书向全世界的朋友们致意，并表示要寄送一个信息：“我们正在充满信心地和成功地重建永远是我们传统的、愉快的和自由的贸易关系。”
书中信心满怀地表示：“今日的怡和洋行将永久地安全屹立在香港、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那里有贸易活动，就会有怡和洋行。”
怡和的反应是敏捷的。在旺季，怡和的航运大约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50％。怡和还签订了第一批战后出口冷藏蛋品和干缩蛋品的合同，并且是致力于销售东北出口的大豆的第一个船主。在中国的台湾，台北办事处不仅在向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茶叶出口中占领先地位，而且还经营航运业和一般进出口贸易。在日本，当1947年夏天一经当局许可，怡和便立即重新进回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