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个人的吨位究竟如何处理，因为没有留下记载而无从得知。不过，在吨位异常紧俏的当时，相信渣甸收获不小。
渣甸初航东方，对那时英国对华贸易的整体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实际上，这时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贸易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渣甸所在的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二是像渣甸本人经营的个人贸易，三是一些散商从事的港脚贸易。
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通过个人贸易分享到对亚洲贸易一杯羹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不过，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权构成最大威胁的，则是来自公司之外的散商。
09
渣甸辞职“下海”此后，直到1817年离开东印度公司之前，渣甸在15年的时间内又先后6次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远洋来到广州。在这些航程中，既有遭到台风猛烈袭击时的心悸，也有遭遇海盗袭击时惊心动魄的体验，更有成为战俘时的煎熬，这些经历或许培养了他坚毅和冒险的作风。不过，也有令他难忘的兴奋时刻，譬如与大名鼎鼎的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的兄长——印度总督卫尔兹利（Wellesley）同船返英，巧遇英国出使清朝的阿美士德（Amherst）使团，等等。当然，更难得的是，自己在东方从事贸易的历练，以及结识了更多日后生意场中的合作者。
其中，1816～1817年出航广州，是渣甸最后一次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船医远航，这次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日后在中国经商的一些观念。
当渣甸抵达广州时，正遇上英国使团的阿美士德垂头丧气地从北京南返。阿美士德使团是继马戛尔尼之后英国的又一个大型访华使团。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尝试在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之时商谈双边贸易。这次访华，虽然马戛尔尼以单腿跪地外加鞠躬的外交礼仪成功谒见乾隆皇帝，但在商贸议题上无功而返。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英国作为西方第一强国地位得到巩固后，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英商一直不满广州的贸易制度，扩大中国市场的呼声强烈，进而促使英国政府派使团访华，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由此，阿美士德使团于1816年2月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年8月抵达北京。
然而，双方在阿美士德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上再次产生分歧和争执。尽管此前英国政府曾训示阿美士德对待中国的礼数可“便宜行事”，但副使、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小斯当东等使团成员持强硬态度，强烈反对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之礼。结果使团不仅没有见到嘉庆皇帝，而且被逐出北京。随后使团南下，在广州商馆停留后返国。小斯当东经此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佩雷菲特著，王国卿、毛凤支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北京，1993，588页。正在广州商馆的渣甸通过此事也强化了自己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强硬态度。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使使团被逐，主要是待在广州多年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事后我们看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结束后，英国派出的首任对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听从在广州经商多年的渣甸等人的意见，导致了中英交往中的一个更大的失败。
1817年，33岁的渣甸作出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告别东印度公司，“下海”经商，开创新的人生旅程。放弃东印度公司的职位，放弃从事了15年的医生职业，渣甸并不遗憾。冒着远涉重洋的风险到东方来，正是为了发财致富。在渣甸开始当船医时，他就已经把一半的心思放在了做生意之上。
15年过去了，东印度公司那垄断东方贸易的铜墙铁壁上，已经在散商的努力下凿出了许多裂缝。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独占被废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成为时代潮流。而且，渣甸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财富，正是离开东印度公司辞职“下海”做散商的好时机。
1817年5月，渣甸结束最后一趟行医之旅后定居伦敦，与1802年相识于广州的威丁（Thomas Weeding）合作。同样是东印度公司船医出身的威丁，1805年便已退出医界，定居伦敦专门从事东西方贸易。1805～1814年，跟随东印度公司船只来往于东西方的渣甸与威丁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合作。威丁作为渣甸在伦敦的代理商，负责销售由他带回的私货，并向渣甸报告伦敦的最新商情与商机。
1818年，在东印度公司一位新进董事索希尔（John Thornhill）同意担任提名人后，渣甸正式成为一名散商。当年11月签订的一份协议书这样写道：“威廉·渣甸开始在孟买以自由商人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
在离开伦敦之前，渣甸欣然帮助他大姐的儿子安德鲁·江斯同（Andrew Johnston）跟随他的脚步，在东印度公司少数几艘“专属”的船上担任船医，这类船上的高级船员向来被视为精英。19世纪30年代中期，江斯同一度加入其舅舅渣甸与马地臣所开的洋行，并成为渣甸·马地臣行的一名合伙人。
1818年12月，渣甸离开英国前往孟买。
190年前的孟买，鸦片烟土在这里汇聚，靠鸦片发家的商行散布城区，帕西商人吉吉皮（Jamseljee Jejeebhoy）便是城中靠鸦片发家而衣着光鲜的富商。1819年，渣甸与吉吉皮重逢于孟买。他们的初次相识，缘于1805年渣甸第二次东方之行因轮船在孟买维修。从这时起，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商业合作。Margaret Reid：Jejeebhoy，Jamseljee，The thistle and the jade，2008，p20.渣甸、威丁与孟买的富商吉吉皮合伙建造了“萨拉号”（Sarah），正式开始了他们在东方的新事业。
1819年，渣甸再次来到广州。不过，他这时的身份已经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变成了自由商人；更重要的是，第二年，渣甸在这里认识了本书的另一个主人公——马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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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地臣：在东方的早期经历1796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萨瑟兰郡的马地臣，其历史久远而极重门第的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马地臣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当时的爱丁堡大学学术地位之高，连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有所不及。此外，医生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并不高。因此，虽然马地臣比渣甸小12岁，但出身更有优势，更有教养，地位也略高渣甸一等。事实上，即使马地臣后来到达广州，在广州自由商人中，他也是唯一可与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委员会成员平起平坐者。
马地臣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与渣甸一样前往伦敦寻找发展的机会。没多久，19岁的马地臣在家族的影响下，于1815年与东印度公司订下自由商的契约，加入其叔父在加尔各答的麦金托什商行（Mackintosh & Co）。
在一些大的印度商行合伙人中，苏格兰人占有绝对优势。经营港脚贸易的英国散商，来自苏格兰的比比皆是，譬如同马地臣打交道的行号中，孟买的伯恩斯·麦克维卡公司（Burns MacVicars & Co），加尔各答的詹姆士·斯科特公司（James Scott & Co）、麦金泰尔公司（DMacIntyre & Co），等等。这期间，英国东方贸易的大部分是由苏格兰人开拓的，他们在好望角以东的许多口岸都有家族的联系。
事实上，不仅在东方世界的英国贸易中苏格兰人担当着重要角色，而且18、19世纪苏格兰人的足迹，早已随着大不列颠帝国的船只踏遍了从几内亚到刚果、从美洲到澳洲等世界各个角落。在美国殖民地的开拓和发展中，苏格兰人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并参与了早期美国与美国企业精神的创建。1700年，苏格兰还是个欧洲贫穷的独立小国。1707年与英格兰正式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时，英格兰同意“不列颠的贸易、航运以及海外商业都在共同的关税和国内税的框架内向苏格兰敞开”。随后，勤劳而精明的苏格兰人的商业天赋被更大地激发出来。不仅如此，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在各方面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出现了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1～1790）、改良蒸汽机的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等近代文明史上的巨大身影，历史学家、画家、剧作家、建筑师等如繁星般涌现，灿若星河。参见阿瑟·赫曼（Arthur Herman）著，韩文正译：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3。
英国东方贸易扩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部分由家族或宗族集团所开拓。对参加中国贸易的苏格兰人来说，血统关系正是一种凝聚和团结的力量。就渣甸洋行（怡和洋行）而言，其前身的合伙人中，包括两位比尔和三位麦尼克兄弟。渣甸的两个侄儿和马地臣的两个侄儿，也都先后成为渣甸洋行（怡和洋行）的合伙人。
这些人成为富商巨贾的两条路径，也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从苏格兰到广州的两条捷径，即“账房”和“甲板”。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35页。如果说渣甸起家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上，走的是“甲板”之路的话，那么，马地臣则是从伦敦和加尔各答商行的“账房”中开始学习生意经，并在广州走上了成功之路。
马地臣从加尔各答到广州做生意的原因，怡和洋行在公司百年志庆的书中这样写道：
“某日，他的叔父委托他把一封信递交给即将启程赴中国的英国船船长。他忘记传递这封信，而且船已经开航了。被这样的疏忽激怒了的老人家，对马地臣斥责道：‘你最好回家去!’他听从叔父的话，便去购买了回英国的船票。这时，一位老船长劝他说：‘为何不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呢？’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前往广州一试。
“此事好像发生在1818年，或许发生在大约与威廉·渣甸在澳门立足的同时，为了赶上从十月持续到来年三月的茶季提前去广州。”Jardine，Matheson & Coafterwards Jardine，Matheson & Co，Limited：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a China House for a Hundred Years 1832～1932，edited by James Sturant，London：Printed in Gteat at the Westminster Press，1934，p4~5.
此事的确发生在1818年。这年6月，马地臣遇到了过去在东印度公司中印贸易船上的泰勒（Robert Taylor）。在这位老船长的劝说下，马地臣来到广州，以非正式的合伙关系经营生意。
第二年（1819），马地臣与泰勒一道从事鸦片买卖。结果马地臣几乎破产，年长的泰勒于1820年8月亡故，身后负债累累，留下马地臣独自面对残局。不过，随后鸦片价格的暴涨挽救了他。马地臣把一批寄售的鸦片卖了个好价钱，从而度过了这段让他心力交瘁而终生难忘的艰难时期。
不过，对马地臣来说，好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就在这一年，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马地臣在广州与来自苏格兰低地的渣甸相识。虽然要到几年之后他们才共同组建公司，合力谋划，但就在这年之后，他们各自以澳门、黄埔为基地经营鸦片，日渐做大，最后逐渐走到了一起。
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他们眼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