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北京城里又查获一个鸦片烟贩。嘉庆皇帝震怒不已并发布谕旨，要求北京各城门严查密访。同时，广东、福建方面更需严格查处，务求断其来源，不得敷衍了事，视中央律令为一纸空文。
1811年年初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于当年6月26日在澳门约见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的负责人。松筠说，他已经收到皇上的特别谕旨，加强禁止鸦片买卖这种非法贸易，希望东印度公司合作，阻止这些危害无穷的鸦片。鸦片扩散的责任，无疑在东印度公司方面，因为鸦片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不列颠殖民地……
会谈后，东印度公司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我们注意到总督上述关于鸦片的谈话时，我们完全相信，这只不过是形式，而没有一点会采取任何有效步骤来查禁这一贸易的意思。众所周知，政府官员一直认为默许这种贸易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比尔·麦尼克行经营鸦片越发大胆起来。1813年11月，比尔·麦尼克行的主要合伙人比尔与澳门的葡萄牙法官阿里阿加（Arriaga）联合，进行鸦片投机买卖（澳门法律禁止法官从事任何贸易活动）。比尔提供资金867万西班牙元，鸦片的实际交易则由阿里阿加经营，盈亏双方分摊。
第二年（1814），比尔又以900箱鸦片作抵押，要求东印度公司广州方面向孟加拉国签发相当于80万西班牙元的汇票，比尔保证几个月内还款，同时每月支付1％的利息。东印度公司对比尔在鸦片贸易中的才能，显然十分信任，因此大笔一挥签出了这笔巨款。
鸦片商人的钻营，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保护，连同清代官员的腐败和失职，鸦片走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发展。1815年，一起轰动一时的鸦片案在澳门爆发，鸦片贸易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05
澳门：贿赂基金的设立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基金很多，但公然成立以贿赂政府官员为目的的专项基金，则可谓世所罕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澳门，却存在一个由澳门葡萄牙当局发起专门贿赂中国官员的“贿赂基金”。
澳门贿赂基金的设立，源于1815年广东地方政府严厉查禁鸦片。而广东地方政府严查鸦片，则是由一起发生在澳门的鸦片案件所引发。
我们从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史料中，可以大致复原出这起案件的全貌。事件的前后经过，充满了戏剧性，也立体地呈现了清朝的官场百态。
5年前（1810）投降清军的著名海盗首领阿保仔（又叫张保、张保仔），这时任清朝的厦门近海水师长官。本人即是“瘾君子”的阿保仔，凭借过去熟知鸦片贸易实情的经验，抓捕了若干艘鸦片走私船，他的初衷实际上不过是想给自己捞些好处而已。但是他审讯被捕者后，得知澳门有一个特大鸦片走私窝点。于是，他立即将这一情报上报，闽浙总督随即将此知会两广总督。
根据这一情报，1815年春，广东香山县的官员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以朱梅官为首的6名主要鸦片贩子。香山县官员于是乘机敲诈，对这些鸦片贩子透出口风：交8万银元即可放人。由于勒索金额过大，香山县官员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此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被解送到广州。在一番行刑逼供之后，他们被迫供认了贩卖鸦片的事实。
两广总督蒋攸铦随后将这一事件上奏朝廷。奏折内容大致如下：
朱梅官等六人带着布匹与茶叶，在澳门与葡萄牙人安多利（Antony）交易胡椒、海参等物。安多利在尚欠三千四百八十西班牙元的情况下，准备在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末回国，且所乘之船已停泊于香山县外海之上。朱梅官等人要他付清所欠之款，安多利于是商借于偶然在场的葡萄牙船船长。船长说银元没有，只有鸦片。最后，朱梅官等人接受一百二十筒（每筒重约二斤七八两）鸦片，并将鸦片售予过往不相识的小船，得银三千八百四十元。
天高皇帝远。一起重大的鸦片走私案，在蒋攸铦的上奏中被大事化小。地方政府向中央瞒报实情可谓不绝如缕。但令人惊叹的是，蒋攸铦在上奏中，将事件编织得如此逼真，不由得皇上不信。上谕称：“朱梅官等着革职，先于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满日，发黑龙江充当苦差。”
蒋攸铦不敢等闲视之。以澳门鸦片案为契机，在与粤海关监督商量后，蒋攸铦奏请制定严禁鸦片的条规，并获朝廷认可。
禁烟章程除了规定各种处罚之外，一个主要内容是：运货到澳门的葡萄牙船须逐船查验。如夹带有鸦片等违禁货物，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
根据这个章程，澳门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鸦片走私基地，澳门的鸦片贸易从而遭受重大打击。前面提到比尔要求东印度公司签发相当于80万西班牙元的巨额汇票，并保证几个月内偿还。结果，由于新禁烟令的颁布，比尔从印度贩运来的鸦片销路不畅，阿里阿加更因挥霍而欠下比尔178万西班牙元。受到双重打击的比尔，根本无法还清所欠东印度公司的债务，最后只得潜逃。
鸦片走私的衰落，严重影响着澳门的繁荣与澳门当局的财政收入。澳葡当局不得不想出一些措施进行补救。他们深知，中国的禁烟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清政府的官员是否认真查禁。因此，他们采用的办法简单而直接——行贿清朝官员。
澳葡当局对运入澳门的鸦片采取每箱征收40西班牙元，建立一个基金，以贿赂当地的中国官员。这笔摊派款以“公开的方式”征收，由购买鸦片者支付，而不是由将鸦片输入澳门的进口者支付。按当时每年的鸦片销售量（约2 500箱）计算，每年可征得10万西班牙元。
澳葡当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重申1805年制定的关于禁止非葡萄牙船只所运鸦片进入澳门的规定，以便将英国人从澳门的鸦片市场上排斥出去，确保自身利益。
06
渣甸与马地臣早期的鸦片买卖澳葡当局上述限制的实行，导致英国的鸦片船只愈来愈多地开往广州黄埔。在澳门，英国的鸦片船必须向葡萄牙当局交纳高额税收；而在黄埔，则无须交纳任何税金，因为这里的鸦片贸易本来就属非法走私。在澳门，英国鸦片商必须通过葡萄牙代理人进行鸦片贸易，贸易所得利润的一部分，要被葡萄牙代理人所分享；而在黄埔，外国鸦片商可直接同中国烟贩交易，所得利润不会旁落，只是风险增大了而已。因此，黄埔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鸦片贸易基地，鸦片贸易开始进入一个大“繁荣”的时代。
鸦片流入黄埔的方式多种多样：英国鸦片商或与中国烟贩内外勾结，在进入黄埔前即将鸦片从船上取出，偷越关卡运入内地；或将鸦片藏在货船底部，上盖其他货物，伪装后进入黄埔；或与清朝官吏及保商相勾结，公然走私。
1819年，一些新的英国散商加入到鸦片贸易中来。当马地臣1819年到达黄埔后，他向其印度鸦片货主报告说：“行商一般不肯承保鸦片船只，须要诱哄他们落入圈套。”
也就在这一年（1819），渣甸来到广州。作为自由代理商，他开始为麦尼克行经营鸦片生意。
鸦片价格暴涨，让这些鸦片经营者喜不自胜。泰勒兴奋地写道：“鸦片像黄金一样，我可以随时卖出。”当时主要的鸦片代理人之一——达卫森不无得意地说：“再也没有比销售鸦片更简单的事了。”另一主要鸦片代理商麦尼克要求在孟加拉国的客户尽量收购鸦片。他认为刚从加尔各答给他发来25箱鸦片的一个鸦片商胆子太小，他写信强调：“我们诚恳地希望你所发来的，是十倍于此的数量。”
然而，鸦片价格暴涨过后，接着就是大跌。“这个政府刚刚采用的禁止鸦片在中国消费的严厉办法”，造成了价格的猛跌。因此，麦尼克赶紧大量抛售鸦片。同时，麦尼克行向加尔各答发出紧急函件，要求立即取消买进期货的合同。泰勒则在鸦片价格低迷的时候，于1820年8月郁郁而终，剩下几近破产的马地臣。
鸦片价格的这种大起大落，原因在于清政府飘忽不定的执法决心。1820年3月，官府下令达卫森将“老师傅号”鸦片船驶离黄埔，并声明“送钱也没用”。在4月和7月，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再次下令，责成行商搜查所有外国船只是否携带鸦片，并要为他们所担保的船只负起全责。
但是，官方禁烟时松时紧，贩卖鸦片的吸引力始终存在，经营鸦片对于英国散商来说依旧是首选。
1821年7月，马地臣成为伊沙瑞行的合伙人，西班牙人伊沙瑞与加尔各答的大商家拉罗瑞商行联系紧密，马地臣找到新的合伙人之后，开始慢慢走上成功之路。
为人谨慎而心细的渣甸此时早已熟识东方。在马地臣成为伊沙瑞行合伙人的第二年（1822），38岁的渣甸下定决心将生意重心放在广州，建立起一家经营麻尔洼鸦片的代理行，集中主要精力从事鸦片买卖。
07
“叶恒澍案”引发的禁烟行动澳门葡萄牙当局成立了贿赂基金后，在澳门的叶恒澍（葡人称其为阿西）正是充当将葡萄牙人的贿款转交给清朝官员的中间人，同时也是澳门的一个主要鸦片商。1821年9月，叶恒澍因卷入一起极其残忍的凶杀案而被捕。在狱中，他供出了澳门的葡萄牙人向中国官员行贿的事实：一些官员从每箱鸦片中提取一定数额的赃款，另一些官员则每年一次性地领取一笔赃款。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材料和国外其他相关史料，为我们记下了以上“叶恒澍案”的梗概。然而，两广总督阮元的上奏，却与前述蒋攸铦的上奏一样，采用了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其奏折内容大致如下：
叶恒澍曾以捐纳得州同知虚衔，在澳门经营渔业。道光元年（1820）七月，叶船停泊在娘妈阁时，偶然遇到来澳门贸易的熟人陈五。陈五告诉叶，有一批鸦片买不买，每斤12银元。于是，叶与同伙一起凑齐1 320银元，向陈五购入110斤，之后倒手以每斤16银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人。随后，叶被逮捕。
按阮元上奏，叶恒澍案不过是一起普通的私人鸦片买卖案而已。叶恒澍被以贩卖鸦片一次定罪，奏请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再杖一百）。
官员出于逃避责任，在上奏中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一直到鸦片战争期间不绝于史籍，两广总督邓廷桢、靖逆将军奕山、两江总督伊里布、钦差大臣琦善、参赞大臣杨芳等，没有不隐瞒真相、谎报实情的。参见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北京，2005。其结果自然是北京的中央朝廷无法获得充分且正确的情报，从而无法准确作出决策。井上裕正著，胡修之译：关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原文载《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1号（收录于《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一书）。
与上任总督一样，阮元在向中央朝廷虚报案情后，同样以叶恒澍案为契机，推行了英国散商查理·麦尼克所说的“记忆中最猛烈的”鸦片禁令和禁烟行动。这次大规模的禁烟行动，正是以弹劾公行商人伍敦元为序幕而展开的。
在发生叶恒澍案后、向朝廷上奏前，阮元以鸦片贸易不能彻底禁绝，责任在于公行商人不遵守禁令为由，弹劾了当时的十三行总商伍敦元，并奏请摘去伍敦元的三品顶戴。由于阮元在上报程序上，先奏请处理伍敦元，后上报叶恒澍案情，从而使得这两件有关联的事件，变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情。
行商成了禁烟不严的替罪羊。阮元弹劾行商首领伍敦元的理由，是行商代表政府直接与外国商人打交道，所以“洋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
结果，伍敦元的三品顶戴被摘去。政府重申禁止鸦片，凡外船有运入鸦片者，人货罚没。
对于叶恒澍案引发出严厉的查禁鸦片行动，马地臣后来写道：“这个卑鄙的阿西（近来在澳门的主要烟贩），已经被判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地方，但是他仍关押在此地的监牢。他似乎曾向北京控告，暴露官吏的爱财和贪污，并拿出他几年来向他们行贿的账簿作为证明……盼望北京派遣一位钦差来审判这个案件。”1822年5月17日，参见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110页。
这次以弹劾伍敦元为序幕展开的查禁鸦片行动，在广州禁烟和鸦片贸易史上影响深远。1821年11月12日，以伍敦元为首的公行商人，向外国方面发出通告：停泊在黄埔的鸦片走私船只即刻退出，否则将报告官府；以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当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编者注，才对该船担保，允许进行交易。
公行商人同时还告发了停泊在黄埔的四艘装有鸦片的英国船“墨罗佩号”（Melope）、“胡兰号”（Hooghly）、“尤吉尼亚号”（Eugenia），以及美国船“艾米利号”（Emily）。其中，前三艘船都与马地臣有关。
四艘船缓缓开出黄埔，退到了伶仃洋上。从1821年起，以黄埔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活动走向没落，鸦片贸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伶仃洋时代。
08
艰难抉择：伶仃洋鸦片基地的确立黄埔无以为继，哪里才是下一个安全而合适的鸦片贸易基地?鸦片商们一度举棋不定，争论不休。葡萄牙人当然希望鸦片商们选择澳门，从而重新树立澳门的鸦片贸易龙头地位并直接获益。但在这些鸦片商们看来，澳门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中国只是听由葡萄牙人使用此地，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随时可以掐断鸦片交易。
马地臣就强烈地反对以澳门为基地。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葡萄牙居留地对中国当局的仰赖，就我们看来，是此计划中无法克服的障碍。迄今，吸食者不愿对中国官吏的剥削屈服时，尚可诉诸广州和伶仃洋的市场。但是，如果照着葡萄牙人的提议及期盼，就如同把鸦片接连不断地放到中国官吏唾手可得的范围内，这就很难预料中国官吏可能会贪心到何种前所未闻的地步。”
此外，澳葡官方的腐败无能，并且办事不公，让渣甸和马地臣看来，除了可轻易用钱买通之外，对唯一的法官“不能假定他懂得多少法律”。要想取得“公平正义”，得向远在欧洲的里斯本运用影响力。
渣甸认为，澳葡当局的“行事原则，完全不能使当地的外国人感到财产有所保障”。因此，利用澳门作为转运港，显然毫无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