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应该依附在有毒的鸦片上扩散吗？上帝难道会赞同毒害无数人心灵和肉体的鸦片扩散，是从“恶中求善”？
——（英）罗伯·布雷克
1825年和1828年先后加入麦尼克行的渣甸和马地臣，不仅相互间配合默契，而且在广州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有勇有谋”的鸦片商贩，并且是广州侨民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随着1832年6月30日麦尼克行的关闭，7月1日，渣甸·马地臣行正式诞生。
敢于冒险和先人一步，是渣甸·马地臣行在鸦片买卖上的成功之道。就在以伶仃洋为基地的珠江三角洲鸦片市场日益稳固的同时，渣甸·马地臣行开始积极拓展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庞大市场。当1834年东印度公司正式结束其对华贸易垄断权，预计有更多商人投入到对华贸易中来之前，渣甸·马地臣行已经开始了以更大规模、更加系统的方式从事鸦片经营的事业。由趸船、飞剪船和沿海航船构成的一支完整的鸦片贸易船队组建了起来。
01
渣甸·马地臣行正式开张1832年7月1日，渣甸·马地臣行在广州成立。这就是日后闻名东方的“怡和洋行”（渣甸洋行）。
正如第一章所述，渣甸·马地臣行（怡和洋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82年“柯克斯老爷”与约翰·里德等人合伙建立的柯克斯·里德号。渣甸和马地臣最早在同一行号下共事，则是在麦尼克行。
在渣甸和马地臣成为合伙人之前，由麦尼克兄弟——查尔斯、荷林华斯和丹尼尔主持的麦尼克行，是广州和澳门一带最有实力的代理行。据怡和洋行成立一百周年时出版的《怡和洋行百年史略（1832～1932）》记载，麦尼克兄弟的父亲弗朗西斯·麦尼克（Francis Magniac）共有8个儿子，除一个战死在滑铁卢、两个夭折外，弗利（Fry）和莱恩（Lane）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另外3个儿子查尔斯、荷林华斯和丹尼尔先后来到澳门和广州经营自己独立的公司。
弗朗西斯·麦尼克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身为钟表匠的他，曾经为清朝皇帝（乾隆或嘉庆）制造过两座靠机械运动并装饰有士兵、乐师和鸟兽的音乐钟。
在渣甸初次来到广州的1802年，汤姆士·比尔是“普鲁士驻广州领事”，弗朗西斯的大儿子、26岁的查尔斯是“副领事”。1820年，查尔斯继汤姆士·比尔成为“普鲁士驻广州领事”，他的弟弟荷林华斯和丹尼尔分别为“副领事”和“秘书”。
1824年，在渣甸已经在广州商界打下根基之时，查尔斯生病回伦敦、荷林华斯从伦敦赶来接手相关事务期间，早已与麦尼克兄弟相熟的渣甸受托临时打理麦尼克行的事务。当回到伦敦的查尔斯去世后，1825年，荷林华斯邀请渣甸加入麦尼克行。渣甸二话没说，立即赴孟买了结相关事务，1826年正式作为麦尼克行合伙人，全力在广州发展。
1827年，急于退休返英的荷林华斯回国。随后，麦尼克行邀请从加尔各答回到广州的马地臣加入。前一年（1826）10月，马地臣的合伙人伊沙瑞在加尔各答去世，于是他前往加尔各答料理后事。1827年3月初，马地臣通知客户商行日常业务由其侄子央马地臣（Alexander Matheson）和另一名雇员处理，一般业务则由渣甸负责。9月，马地臣回到广州。也就是在这一年，马地臣在广州创办了英文报纸Canton Register（《广州纪事报》），亨特称，据说创办《广州纪事报》的是马地臣，但究竟是他还是来自美国的文艺青年伍德，“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当初他投稿以及后来经常接触，伍德“从未暗示过自己不是该报的唯一创办者。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当时詹姆斯爵士正沿着海岸向北旅行”（《广州“番鬼”录》中文版第84页）。按：亨特多年以后的这个记忆的确有误。除了刊登一些最新的消息和商情外，最大的特点便是刊登鸦片买卖价格。
1828年1月，马地臣正式加入麦尼克行。由于荷林华斯还是合伙人，因此行名未作改变，直到1832年6月30日麦尼克家族的事务处理完毕，麦尼克行关门大吉。次日，渣甸和马地臣作为合伙人，以渣甸·马地臣行之名，在广州重新开张。
在渣甸·马地臣行开张之前，渣甸特意租了十三行中的东生行义和馆。每年租银6 500元，3年为期，期满再签。将“深陆大进”的东生行义和馆租给渣甸，也因此时已经破产的东生行欠渣甸银65万元，现由其他行代为清还。从怡和洋行档案中保留的《义和馆租约》中我们看到，由十三行中的同孚行、怡和行、广利行等9个商行“会馆公立”的租约，签于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租约商定：馆内瓦面墙壁破烂、楼阁门扇被白蚁食烂，以及馆内门扇三年油漆一次，均由会馆负责，墙壁及上盖每年的粉刷，则由渣甸自理。租约同时强调：“自租之后，不得携带夷妇在馆内居住，又不得囤贮违禁货物，如违，会馆立即取回，毋得异言。”杨联陞：剑桥大学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档案选注，清华学报，台北，一卷三期（1958年9月），52～60页。
02
衰落与崛起：两个怡和洋行的不同命运那么，渣甸·马地臣行使用“怡和”（EWO）之名，始于何时？渣甸洋行与怡和洋行的称呼是否有细微的区别？渣甸与马地臣作为合伙人成立的“怡和洋行”，与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氏家族的“怡和洋行”又是何种关系？
正如第一章所述，在渣甸·马地臣行成立之时，伍氏家族的“怡和洋行”在广州已经叱咤风云多时。
1832年前后，伍氏怡和洋行依旧处于鼎盛期——虽然伍秉鉴（即伍敦元）在1821年被摘去了三品顶戴，但依然是十三行的首席行商。1826年，怡和行务交由四子伍受昌掌管，伍秉鉴退居幕后，依然握有怡和行实权。1833年，33岁的伍受昌去世，行务由23岁的五弟伍绍荣接任。渣甸·马地臣行成立时，或称“渣甸行”和“渣甸洋行”，但尚未使用“怡和”之名。冯邦彦所著《香港英资财团》（三联书店，香港，1996）称“怡和”是它在广州注册时所用的行号，似不确切。布雷克应怡和之约写的《怡和洋行》（1999）指渣甸用“怡和”为中文名在1840年，似亦不确。当时，正处中英鸦片战争之际，且伍氏怡和行和渣甸·马地臣行都在替战争的各自一方发挥着重要作用。章文钦在《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1991）一文中认为，渣甸“借用”了伍氏怡和行的老字号，但未提及使用年份。格林堡以怡和档案为主撰写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51）也未对此加以说明，该书中文译者康成称：“它的起源译者没有考证出来，但揣想不会在鸦片战争之前。”翁静晶《怡和行与怡和洋行》（载《星岛日报》2006年6月28日）称：也许“怡和”之名是鸦片战争后再度复业始使用的，推论用“怡和”为名约在《南京条约》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怡和洋行撰写的《怡和洋行的复兴（1945～1947）》，认为“怡和”是“一百年前中国人给起的中文字号”。著名汉学家杨联陞1958年发表怡和洋行中文档案注释文章时认为，“称怡和洋行，似始于19世纪末叶。当时行商中伍家的怡和行已经衰落，所以不至于误会”，杨猜测怡和洋行租住过义和馆，“义和”与“怡和”音近，可能怡和一时有过义和之称，后转音而来。Cheong，WE（张荣洋）在Mandarins and Merchants（1979）中称，系1842年后继承十三行怡和行名；Maggie Keswick主编的The thistle and the jade（1982）附录中称，1842年继承行商浩官的怡和行名。看来怡和洋行之称应该在鸦片战争之后，一般而言，在香港称“渣甸洋行”，在上海和华北一带则称“怡和洋行”。怡和在创办150周年专刊《第一个150年（1832～1982）》中，称1844年怡和完成了总公司搬到香港东角的搬迁工作，同年“采用‘怡和’作为公司的中国名，‘怡和’即愉快和谐之意”。怡和在其175周年的纪念出版物中则称1958年在香港正式使用“怡和”这一中文名称。
林则徐1839年南下查禁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之间的调停和谈判，伍秉鉴和伍绍荣父子都起着重要作用。伍家的雄厚财力也曾经是林则徐筹措广东防务的重要财源。战争期间，伍家先后为琦善与义律、杨芳与义律、奕山与义律之间的谈判协调奔走。
对于纵横商海数十年的伍秉鉴来说，除了经营管理上有其过人之处外，在处理与政府、外商的关系方面，也显示了娴熟的技巧和高超的能力，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协助化解了无数官“夷”冲突、民“夷”冲突事件。
具体而言，经营方面，伍秉鉴在国内拥有房地产、茶园、店铺和巨额流动资金的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了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为怡和行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伍秉鉴也以其巨额资产而被世人誉为19世纪的“世界首富”。
在应对官府方面，由于从政府手中获得垄断贸易特权，自然就得承担政府要求办理的事项，诸如代办外商出入口货税、转递官方与外商之间的文书等。此外，就清朝的这种体制，还须以捐输、报效、贿赂等方式，将利润的一部分“孝敬”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对此，谨慎而精明的伍秉鉴处理得比较妥当。据广州学者章文钦统计，1801～1843年，伍氏送礼、捐输和报效的银钱多达1 600万两。
不仅如此，他积极鼓励家族成员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或通过捐纳以获取官职和虚衔，作为经商的“护身符”。
在应付外商方面，十三行既是私人商贸组织，又要代表官方管理对外贸易相关事宜；伍秉鉴既要面对贪腐而盲目排外的一些中央及地方官员，又要应付骄横跋扈、狡猾傲慢的外商。但伍秉鉴对此多数时候都显得游刃有余。伍秉鉴与东印度公司和美国旗昌洋行等建立了紧密联系。怡和行一度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如1813年东印度公司欠怡和行款项达54万两；与改组旗昌洋行的顾盛（JPCushing）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旗昌的另一大股东、日后美国铁路大亨约翰·福士（JMForbes）还曾担任其“机密代理人”和“私人秘书”。
然而，当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发生、国与国之间无可调和的矛盾激烈爆发时，伍秉鉴已经无力回天。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伤感地写信给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顾盛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伍秉鉴书信集》（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所藏稿本），No33，转引自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290页。
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绍荣曾被召前往南京参与战后谈判，但在赶赴南京的途中，条约已经签订。
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英国驻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官员与各地方官员公文往来直接交往。清政府被英国要求巨额赔偿，一部分也被转嫁于十三行，怡和行承担了其中的100万两。
1843年9月，当74岁的伍秉鉴在内忧外患中黯然病逝时，《南京条约》已经正式批准，香港已经割让给了英国，渣甸·马地臣行在香港东角的房屋也早已修建。
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已经让十三行行商尤其是怡和行遭到重大打击，而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及相关条款，更导致十三行进一步衰落。鸦片战争结束后，伍崇曜继承伍氏家族产业，将洋行改为茶行，继续经营大宗茶叶贸易，同时成为旗昌洋行股东，继续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849年英人谋求进入广州城时，伍崇曜上书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促其暂时放弃入城起了重要作用；在1854年天地会起义围攻广州时，伍崇曜积极筹饷为政府解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围攻广州时，伍崇曜曾不断为中英之间的谈判而协调奔走。
就在曾经辉煌一时、有“天子南库”之称的十三行逐渐走向消亡，身为世界首富的伍氏怡和洋行走向没落之时，英资怡和洋行开始崛起。
两个“怡和洋行”的衰亡与崛起，是两个国家战争胜败的体现，更是两种制度较量得出的结果。
03
早期探索：鸦片直销东南沿海伶仃洋走私基地形成后，除了珠江三角洲的中国鸦片贩子来此购买鸦片外，沿海各省也多有鸦片走私商前来洽购。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奏道：伶仃洋在“大洋之中，四通八达，不惟附近奸匪驾艇私往价买，凡通洋各省，无不航海而来，藉贩货为名，驶向伶仃，暗购烟泥（鸦片），扬帆以去，是外海分销之路，天下皆通……今则福建之厦门、浙江之宁波、直隶之天津，俱有海船直达伶仃，与夷船私相授受”。
同时，马地臣等鸦片商在竞争压力和暴利的驱使下，也以伶仃洋为基地，积极到中国东南沿海开拓鸦片市场。
早在1806年，麦尼克为逃避广州方面对外贸的管制，曾经将孟加拉国棉花运到厦门附近的沿海一带售卖。不过，较早将鸦片运到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贩卖的，则是马地臣。
1823年，当鸦片价格暴跌时，与西班牙人伊沙瑞合伙成立伊沙瑞行的马地臣一度为自己“暗淡的、不幸的前途”而担忧。在头一年“公班土”涨价时，伊沙瑞行大量囤积，试图垄断“公班土”市场，没想到广东地方政府实行禁烟，导致“公班土”价格暴跌。在大批鸦片存货无法脱手，而长期赊销给烟贩风险又太大之时，马地臣决心试着派遣“一个远征队去开辟中国东海岸的走私贸易”。
1823年6月，悬挂西班牙旗的两桅帆船“圣西巴斯提恩号”（San Sebastian）驶往福建沿海推销鸦片，在泉州一带有所斩获。对这次试探性的沿海鸦片直销，马地臣在返回之后的报告中写道：“106天辛苦的结果虽然很小，但是前途的展望，却足可鼓励我们再作一次冒险。”
“圣西巴斯提恩号”后来果然又到福建沿海进行了一次鸦片走私，当它在广州与厦门之间的各个港口兜售鸦片时发现，这些港口的鸦片售价比广州一带高出许多。这次航行收获不菲，马地臣卖出了价值132万西班牙元的鸦片。
在这种销售业绩的鼓舞下，马地臣派出了更多的船只沿着东海岸向北开拓鸦片市场。
马地臣在东南沿海推销鸦片的行动，很快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颠地行等竞争对手步其后尘，一些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也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