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局面的形成，周王室的最高权威遭受沉重打击，“礼崩乐坏”之风在这个非权威的年代流行，艺术领域中的礼制性元素逐渐减少，开始转而追寻鲜明的个性与奢侈的美感。
城市与建筑
东周的城市布局 此时的城市布局集政治、军事与经济功能于一体，逐渐发展出城郭之制。宫城为保护统治者的内城，位于全城中轴线的显要位置，周边安置各种设施以保证王室的安全。郭为老百姓生活居住的外城，包括官署、居住区、商业区，为王室生活所需提供支持。
赵国邯郸城布局俨然遵循城郭之分，宫城为呈品字形排开的东、西、北三城组成，三城均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呈不规则长方形的郭城位于宫城东北，为手工业制造与商品交换集中活动区域。至此，封建社会城市布局的轮廓已基本成形：东西对称，位于中轴线的宫城坐北朝南，城郭分离，为后世所沿用。
此外，另有一特点为这乱世所独有，值得注意。平王东迁以来，王室威严呈江河日下之势，各地诸侯雄踞一方，打破了周王室之前以王化为中心的城市布局传统，各地都城的规模和形制与以往有很大突破，“僭越”现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如齐国临淄城外城周长14公里，其主体宫城周长亦达7公里，规模远远超过了东周都城洛邑。
木结构建筑的造型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在兼具实用功效与权威象征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装饰美化，追求华丽之风。木结构建筑的重要特点便是斗拱的使用，这种位于柱与梁之间的构件作用有二，一是承上启下，右牵左拉，传递荷载的实用功效，即使遇上地震，亦可“墙倒房不塌”；二是其构造精巧，向外出挑，将最外层的桁檀向外延伸出一定距离，达到翼角飞翘的装饰效果。
人们对装饰效果的注重给瓦当以用武之地，其很快便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建筑装饰。瓦当形状以圆形和半圆形为主，动物、人物以及几何图案的各式纹饰由模子制成，便于大批量生产，以获得整齐美观的效果。出土于陕西凤翔的秦国瓦当，以动物图案居多，奔鹿、双獾以及夔凤各以生动的姿态翩然跃于瓦上。
华丽之风的体现除了对细节装饰的关注外，建筑形制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春秋战国时期，上层阶级皆以高台建筑为荣。各国诸雄为炫耀其雄霸一方的实力，便纷纷在台榭陂池上大做文章。如河北易县的燕下都赫赫有名的老台今残高仍有8米，面积达1200平方米，由此可想象当年此台是何等的风光无限。
漆器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我国在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木胎漆碗。由于具有色彩鲜明、实用轻便、防潮防腐的特点，漆器开始渐渐取代青铜器成为日常用品。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至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其制作工艺也不断精进。
春秋时期的漆器彩绘花纹一般是以有光的加油精制漆为颜料在砑光的脱水精制漆髹成的漆面上描绘，其色彩以红黑为主，装饰纹样基本沿袭青铜器纹饰处理方法，图案极具动感。
进入战国时期，漆器工艺进一步发展：胎体用木料、竹料、皮料及夹料制成，更加轻巧；运用描绘、镶嵌及刻画等手法制成的装饰纹样，除传统的动物纹外还出现了几何纹、云雾纹以及描绘生活场景的画面，更显生动；借用金属制成的纽耳等饰件的陪衬更具贵气。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无论在造型创作还是制作工艺方面，在当时都首屈一指，在湖北江陵、信阳、湖南长沙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在江陵雨台山战国墓出土的虎座凤鸟悬鼓就是一件漆器精品，两凤背向，引颈而立，各踩一虎于爪下，颀长的脖子衬托出凤鸟的优雅华贵，半眯的眼睛刻画出老虎的憨态可掬。
绘画
战国时期的绘画已初步形成中国画特征，用线造型，并且线条的使用已趋于成熟。描画的对象以人物为主，大多是作为各种工艺品装饰纹样出现，亦有部分作品已摆脱装饰的附庸地位，发展成具有独立地位的艺术品。
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属战国时期之物，其纹样以剪影的形式镶嵌为三层繁复的纹饰带。第一层饰带于壶体颈部，描画了采桑与狩猎的生活场面，苗条的妇女正提篮采桑，壮硕的猎手欲拉弓射箭，一幅静谧的田园风景画。第二层是水边射鸟与宴乐，一边是形态各异的四猎手：两人箭已射出，一人箭正出鞘，一人待箭欲发，受惊的水鸟纷纷腾飞出水面四处逃散；另一边是大宴宾客：主人捧杯致辞，厅前歌舞升平，厨师忙着在一侧张罗食物，画面乱中有序，真实完整地刻画出生活情景。第三层是水陆攻战，攻城战描画的是一方士兵攀上云梯欲攻下城池，另一方则死守城头拒不放弃；另一边的水战也在紧张地展开，两船相向疾驶，双方士兵短兵相接，厮杀惨烈，还有士兵潜游在水中欲伺机行动，激战的场面搅得水中的鱼儿也惊惶失措。
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最早的独幅画，是绘画作为独立形态出现的有力见证。该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立轴，以毛笔绘于绢帛上，线条流畅，用笔劲挺。头戴高冠，腰佩长剑，身着长袍的男子潇洒地将船形巨龙踩于足下，紧拉缰绳，御龙飞驰。象征长寿的白鹤立于龙尾，正引颈长鸣，龙下的一尾鲤鱼悠哉地游于水中。据考证此画作为墓主的引魂幡，表现了各吉祥物引领主人升天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