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艺术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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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隋唐时期 (1)

告别了三百多年的混乱与分裂,隋唐相继建立起统一王朝,盛世气象随之沓来。频繁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皇室的热情赞助,此时的中国艺术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达到了辉煌的境地。艺术开始逐渐从政治与宗教的教化工具中分离出来,独立为愉悦感官的艺术欣赏品,满足于观者的视觉享受。

城市、建筑和陵墓

作为那个时代世界文明中心之一,隋唐两朝的都城长安在秦汉旧城基础上加以扩建,至唐时已经发展成为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面积达83平方公里的大型国际性大都会。长安城布局仍承前制,采用规整对称的全封闭式设计,建有宫城、皇城、外郭三大部分。宫城由太极宫、东宫及掖庭宫组成,位于南北中轴线北端,为城中之城,是皇室办公、居住之所;皇城建于宫城南面,为官府所在;厚度为9至12米的土墙组成外郭城垣。

与汉长安城“宫室与百姓杂居”不同,唐长安城将皇城与宫城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心,在皇城以南的其余地带建有方正相交的棋盘形街道分割坊里, 一派“十里长街市连井”的繁荣景象。以朱雀大街为界,两边各半,共110坊,作为百姓生活居住之处,形成了北宫南市的城市格局,为大唐兴盛的重要文化景观之一。

长安城内宫殿建筑极其华丽,其中尤以建于贞观八年(634年)的大明宫为最。该宫殿位于长安外龙首原上,大朝含元殿、日朝宣政殿、常朝紫宸殿沿中轴线南北分布。含元殿为正殿,宽11间,为门形平面建筑群,皇权至上的意识贯穿整个布局:75米长的龙尾道在前开路,左右两侧翔鸾、栖凤两阁于旁护驾。此外,三组宫殿两侧还修有对称的楼阁殿宇若干,以衬托主殿的大气磅礴。宫北为园林区,掘有太液池,池中置蓬莱山,供帝王后妃嬉戏游玩。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在大兴城建造了大兴苑,隋阳帝后来在东都洛阳建造了西苑。西苑方圆百里,人工湖中仿汉代皇家园林筑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唐长安宫殿外建有御苑三处,城东还有芙蓉园,城外有禁苑。这些园林占地广阔,或临自然水系,或开凿湖泊,旁有楼、台、亭、阁,广植花卉树木。北宋的园林集中在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两地。著名的皇家苑囿有金明池、良岳和琼林苑。金明池有明显的中轴线,布局规整。艮岳设计巧妙,山水环抱,园内有大量从江南运来的山石、名花。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载西京洛阳有名园24个。洛阳的花圃园林众多,因而有“花城”之称。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悠闲自得之风弥漫着整个社会,私人花园开始增多,园林建筑兴盛起来。与前朝歌功颂德、拜佛求天不同,隋唐时代的园林建筑不拘泥于形式与规模,也不追求华丽精致、气势恢弘,只求怡情养性、洗练性灵。如宋之问的蓝田别业、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皆简洁别致,以亲近自然陶冶情趣为鹄的。

选太湖石堆砌假山为隋唐时期园林建筑的一大特色,假山的形制依据个人喜好来塑造,或圆润秀丽,或尖锐挺拔,或如凤如虬,或如鬼如兽,三山五岳似在其中,人工雕砌与自然创造融为一体,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在这小小园林中一一展现。

唐代陵墓大多利用地形,依山为陵,基本承袭汉制:封土平面呈方形,下大上小,状如覆斗。陵墓规制巨大,布局严谨:雄伟的墓冢前立灵亭、献殿和东西二阁,周边筑起方城,方城四角建角楼,四面立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门,其中朱雀门外修有长达数里的神道,按不等距离于神道上安置三对土阙,象征三重宫门,神道两侧陈列有石人石马石华表,将整个陵墓衬托得更加肃穆、神秘、威严。

唐朝皇室陵墓大多分布在当时政治中心长安北面诸县,皇帝陵墓在长安附近有18座,俗称“唐十八陵”,其中以昭陵与乾陵为陵墓艺术的杰出代表。

唐太宗在世时依九山修建昭陵,由阎立德主持,画家阎立本也参与了其中设计。陵区周长六十公里,占地约三万多亩,山前有献殿、朱雀门,东西有青龙门和白虎门,后有陵寝、北阙及玄武门。此外还有诸王、公主、嫔妃、功臣的陪葬墓达167座,其规模之巨为史上仅有。

置于昭陵北阙的六骏浮雕完整地展现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命匠师将在开国战争中乘骑过的六匹骏马制成石屏式浮雕,并亲自撰词,欧阳询书写,嵌于北阙下,史称“昭陵六骏”。六骏原来次序为:东侧为飒露紫、拳毛★、白蹄乌;西侧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分别呈侍立、徐行、奔驰等姿态,立体感极强。其中飒露紫刻画了战马为矢所中,勇士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形。丘行恭镇定沉着,做拔箭前屏息停滞状,战马肩颈高耸,身体后倾,强忍剧痛温驯地配合,生动地展现了主从间的密切关系。可惜此浮雕连同拳毛★一并于1914年被盗卖出国,国人只得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去一睹其风姿。

乾陵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尽管其内外两重城的宏伟建筑早已塌毁,但保存完整设计精美的神道石刻至今仍具珍贵的艺术价值。陵前石刻至南朝已初成规制:石兽于前,石柱其后,石碑殿后,六件石刻呈对称布局。至唐乾陵始以石人石马列于神道两侧:方城四门外均有石狮一对,玄武门另有石马一对,朱雀门另石人一对。神道自南而北有:华表一对,翼马1对,朱雀一对,石马五对(各有奚官一人)、石臣十对,外族酋长六十。气势雄伟的神道仪仗自此形成定制,此后的十六座唐陵纷纷仿效,陵前石刻艺术渐渐发展至佳境。

寺庙和石窟雕塑

隋唐时期为宗教艺术的全盛时代,佛寺建筑遍布全国,据时人统计,多达四千余所。但因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皆为框架式木结构,经历上千年的沧桑岁月与无数次的战火兵燹,绝大多数建筑已经毁坏无存。20世纪初几位日本学者,甚至公开宣称,“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这一狂妄臆断终于在七七事变前夕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推翻。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证实了这对建筑学家所持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

这座千年古刹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高踞山腰,后世翻修较少,较好地保存了原貌。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梁思成语),为典型的唐代建筑。殿内外柱上有宏大的斗拱承托上部梁架和平缓起翘的屋檐。殿前基址较高,为梯田式,有片石砌筑,其上筑以台基。正殿向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形制。殿内建一偌大佛坛,正中置有三座主佛,二十余尊侍者、力神环而立之,犹如一众仙之林。此殿雄浑壮丽,稳健巍峨,为现存唐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

隋唐为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尽管唐朝统治者因与道教创始人李耳同姓,特别推崇道教,然而佛教在当时宗教信仰领域中的支柱性地位也未曾撼动。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安定与富足,痛苦与呻吟渐为乐观与希望所代替,人们对宗教的狂热崇拜也渐化为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因而佛教形象的世俗化成为隋唐石窟的重要特色。隋唐石窟遍布全国,其中以甘肃、河南、四川等地最具代表性。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的鼎盛时期,敦煌莫高窟现存492窟,其中隋窟70,唐窟238,占近五分之三强。隋与初唐时期的石窟多承袭北朝末的“支提窟”形制:中央立四方龛柱,柱前及左右各凿一佛龛;后期石窟则发展成新殿堂式:多数呈方形覆斗状顶,后壁凿出佛龛,所有佛像集中置于龛中,犹如一小殿堂,故而得名。

莫高窟彩塑技艺至唐朝发展至高峰,浓厚的生活气息,丰富的动作表情,将艺术美与现实美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塑像组群通常为一主佛、二罗汉、二菩萨、二供养天、二天王、二力士,还有被踩在天王脚下的小鬼。主佛为组群核心,多体态丰腴,面慈目祥;罗汉有二:因规制较少,故形象多变,个性更为鲜明,老者迦叶或豁达博识或持重老成,少者阿难或神气通达或天真聪颖;菩萨多以少女形象出现,头梳高髻,袒胸露臂,虽妩媚艳丽,却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孔武有力的天王与不怒而威的力士展现出一种强力之美。

龙门石窟的造像热潮随着北魏王朝政治中心的南移而沉寂一时,至唐代又再次活跃,总数为2100个洞窟中,唐朝窟龛就占了三分之二,形成了龙门石窟的第二次开凿高潮。其中以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几个大窟为代表。

位于龙门西山南山腰的奉先寺始建于咸亨三年(672年),所传唐高宗为唐太宗追福所修,为龙门中规模最大、设计最严密的露天大窟,是唐代石雕艺术的代表。佛龛东西深约38.7米,南北宽33.5米,本尊为卢舍那佛像,高约17.14米,坐于双重莲瓣形的须弥座上,双唇微抿,似笑非笑,神圣而慈祥,可亲又不可近,既有女性温柔特征,又有男性雄健气势,将人性与佛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本尊左右依次为迦叶(已毁)、阿难、二菩萨及天王力士。阿难通高10米,立于仰覆莲座上,外形朴实,五官清秀,神态恭敬;二菩萨身高13米,左者立于八角形方座之上,装扮精美,体态婀娜,右者立于仰覆莲座之上,服饰类似,动作略带刚劲之美;天王力士通高10米,天王左手叉腰,右手托塔,表情威严,力士两目圆睁,阔嘴微张,肌肉暴凸,令人生畏。

由于道教在四川一带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该地的造像大都是佛、道杂糅,特色鲜明。四川安岳的卧佛院造像1600余尊,最大的卧佛长达23米,为释迦牟尼涅像,是唐德宗贞元年间遗物。此像呈头东脚西横卧状,两手平伸,双目合闭,神态安详;20余尊弟子、菩萨表情各异,环绕本尊呈众星拱月之势。该地还有一处玄妙观有造像1293尊,以道教内容为主体进行雕塑,就全国而言此类造像委实不多,值得重视。

陶瓷、金属、丝织工艺

盛世所带来的安定与兴旺给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空间,各式手工业作坊林立街头巷尾,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质量不断提高,陶瓷、金属以及丝织工艺至唐出现飞速发展的繁荣景象。

隋代尽管享国不长,但依据现今出土广泛的隋代瓷器来看,青瓷为生产的主流,其生产仍对唐陶的发展累积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如在制陶工艺方面,更全面地掌握了釉料中铁元素的性能,大量地采用白色护胎釉等等。

唐代瓷器以青瓷、白瓷以及三彩瓷成就最高,其中成就最卓著者当首推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铅釉器的总称,是一种低温挂釉陶器,以白色黏土作胎,先入窟以100℃烧成陶坯,再用多种矿物元素作为着色剂进行上彩,最后再以90℃烧制即成。由于工匠基本熟练地掌握了金属釉的呈色规律,所制成的唐三彩色泽艳丽,绚彩夺目,不仅深受国内达官贵人的青睐,还远销至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驰名中外。

青瓷在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出产青瓷的窑址较多,如浙江的越窑、江西的洪州窑、广东的潮安窑以及四川的青羊宫窑等,自此,瓷器开始以窑口所在地为名。其中以越州出产的瓷器属青瓷中成就最高者。越窑青瓷在五代时被称做“秘色瓷”,色泽盈润呈半透明状,胎骨细密,叩之清脆有声。

白瓷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北方诸地,与青瓷生产集中于南方各省形成对比,故而形成了唐代制瓷业的一大特点,即通常所称的“南青北白”。与越州青瓷地位相当的当数河北内丘县的邢窑白瓷了,其胎体细薄,釉色白净,器形精致,受时人喜爱,唐代中期“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经济的发达给奢侈用品的出现与发展带来了先机,在富贵人家争奇斗富的狂风中,金银器的制作在这样的昌盛年代里特别受到重视。迄今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达上千余件,其中1970年10月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窑藏中的金银器达250件,据推断为王府遗物,大多制作精美,技艺卓绝。其中一件为鎏金舞马御杯纹银壶,造型为皮囊形制,采用部分鎏金技法,壶两面各有一马,呈后足跪卧前足支撑状,马颈飘带与马尾迎风飘荡,再现宫廷舞马优雅身姿,金色马身与银色壶体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富丽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