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这里前后进行了数年的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杀伤力时，很难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语）没什么两样。但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们知道，要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中国核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参加引爆工程的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科学家们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一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二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是完成后一任务。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在他们手下，有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沙，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还说什么？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怎么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这中间会涉及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是实验物理的高手，但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对每一门所涉及的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高，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才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
”王淦昌拿过一支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正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到王淦昌笔下，“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实，像这样在一个个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后来连王淦昌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那样捏泥团团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来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微缩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上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时间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来又得让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罗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忙着自己手头的活，一边不解地回头问王淦昌。
“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在家等他们吗？怎么说话老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而连家都极少呆得住的丈夫。刚进王家门那几年，当时仅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却在这期间由一名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叫吴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凭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抢着叫他“爸爸”时，竟然躲在一边满脸的不好意思！吴月琴出生在乡下一个医生家庭，与其他农家姑娘没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的要求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与别人家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而且定期给她和孩子们寄钱。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吴月琴不干行吗？
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说：“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静静心。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吴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从没透过一个字。
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而且把这个“欠”字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
王淦昌女儿说：“年长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像做父亲的样。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时间呆得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儿说：“他还挺厉害，我们小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打。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很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关心甚少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文化不高，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呢？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在我们身边鼓鼓劲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
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5个兄弟姐妹结婚时，当父亲的他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能对他没有意见吗？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后，父亲其实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
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可那是战乱，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多少次，国难当头时的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一方面以极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亲上调中科院工作的前几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没多少日子他又经常出国访问。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原子弹研制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回家，国家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能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担着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时退居二线，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个什么样。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王淦昌的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几乎在王淦昌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件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样排在中国“两弹元勋”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是属于放射性的，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当高。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
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劳累导致了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钊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为了丁大钊的病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盯着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说：“我和祖国已经失去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他后来出差到上海，办完事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医院。生命垂危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王淦昌竟然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身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他聊天，给他剥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长长地叹了声：“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间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50刚出头，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周光召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时，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然后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了！”“老老头”就是常熟话“老头”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调。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命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自己，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空间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自己人生的乐趣，以及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组织上和他的学生多次为他祝过寿，但在所有的祝寿中，都没有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寿的庆典筹备由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国资深科学家，以及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与学生们一致主张和发起。但像王淦昌这样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大师，没有“国家级”组织出面贺寿，似乎实在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