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北京代市长心中“最害怕”的事？这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对北京“双解除”。此间，王岐山代市长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说当时他最担心记者们发问的是怎么切断正在北京疯狂袭击的SARS传染源。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他们在切断SARS传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艰苦战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道。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典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做战前的侦察兵，比做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做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做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的艰难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激发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对她和她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儿。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她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日，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SARS真相。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闭上门，于是就惊奇地问患者家属。
“我看你们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在少数。流调队员为了抢救患者，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具后的是患者本人，两人之间的距离约二十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什么的。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
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千万可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的艰辛。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只好无奈地沿着楼梯一层层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在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将他们隔离之外，便是尽快帮助他们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也罢，我们在门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扯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哐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就以为我们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由于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登上前去接应的密切接触者代表开来的车。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动弹不得。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用不了一会儿浑身上下跟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儿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又过1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代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你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说一个字！”不由分说地黄大夫等人被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消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厕所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