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北川，余震仍然十分频繁且震级较高，房屋二次垮塌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被埋人员的生命已经非常危险，等重型机械设备来再抢救的可能性不大。搜救队员们便决定冒险依靠手中轻型装备挖掘。近2个小时的艰苦挖掘后，一条长约9米，仅容一人匍匐进入的地洞深入到废墟内部，接近年纪较小的那个幸存者。当救援队员出现在这位被埋人员前面时，她异常激动地不断说着：“快点挖，快把我救出来！”救援队员则安抚她要稳定情绪，保持体力，同时又以科学安全的方法继续掘进。
约中午12点，这名叫席丽的28岁女性在被困90多个小时后，成功被救出废墟。周围赶来的灾民们一片欢呼。
抢救另两名被埋者的战斗仍在继续，而且要比救席丽复杂得多。其中一名叫张燕的36岁女性，她被一个防盗门和一具尸体夹在中间，只有脑袋露在外面。搜救队员竭尽全力试图攻破防盗门的阻挡，但电动剪扩器电池此时却耗尽了。抢救队员忙换成手动液压钳……经不懈努力，坚固的防盗门上被打开了一个可供人爬出的洞。可抢救队员马上又发现，由于受到尸体腿部的阻挡，张燕不管怎样努力就是无法钻出防盗门上的洞口。两条早已僵硬的腿，像一道栅栏挡在了生和死之间。
怎么办？要救出张燕，就不得不将尸体的双腿切除。面对不幸的死者的躯体，救援队员们于心不忍。经过权衡，在排除了其他营救方案的可能性后，救援队员不得不决定对尸体的双腿进行截肢。随队的海南附属医院骨科医生张英在废墟中找到两把破旧菜刀，冒着腐烂尸体内可能存在致命炭疽杆菌的危险，用简陋的工具艰难地完成了截肢手术--现场惨状可怕又奇臭。
但为了群众的生命，海南救援队员们顾不得这些，他们与在场的消防战士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躺在洞穴内，接力一样地将张燕从死城的废墟里抬到了有阳光的地面……救援队员看了一下手表，时间为16日下午2点40分。
海南救援队这一天战绩辉煌。
下午3点08分，在北川县职中救援的另一支海南救援分队传来喜讯：14岁的刘正喜也被他们成功从废墟中营救出来。
生命的奇迹竟如此闪耀！死城不死！对那些从各路赶来北川抢救的队员们来说，这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并成为一条定律。
17日是江西消防部队赴北川突击队搜救工作的第二天，他们有些着急，因为还没有搜救出一个生还者。然而这又不是什么着急能解决的事--此时的北川县城，除了军人和搜救队员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只有极度难闻的气味。搜救的希望也已经十分渺茫。然而江西消防部队的官兵却丝毫没有放过每一处生命存在的可能。他们开始向老城区进发。
9时许，搜救突击队员分成两组在老城居民区进行搜寻。当萍乡消防支队司令部参谋叶斌和战友在两栋倒塌的居民楼搜寻时，突然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救命”的微弱的声音。
“有情况！”叶斌当即向正在现场指挥的省消防总队领导作了汇报。正在指挥部开会的省消防总队副政委徐国龙闻讯随即赶到现场指挥，观察现场后立即决定：马上用生命探测仪确认生还者的具体位置。
“在6层楼房内的2楼！”生还者的位置很快被确定。然而救援却碰到困难：楼房的下面两层已经下陷到地下，因此生还者实际上可能在地面一层，就是最底层。队员们一边呼喊着，一边用手敲打墙壁，寻找的结果与判断的相符。
接下去是如何营救的问题。
由于这名幸存者就在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指挥部制订了两套方案并决定同时实施。一套方案：由于幸存者所处的空间很小，很难使用大型设备进行营救，因此，只能利用手掏碎石的方式，挖出洞来，将幸存者救出；还有一套方案就是在幸存者上部用设备挖出一个洞救人。
营救开始。而此时与幸存者聊天是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中，营救队员们知道了这位幸存者叫陈先贵，今年37岁，是一名货车司机。地震发生的12号，他老婆在菜市场卖菜，儿子在北川中学读书。“不知娃儿和他妈咋样了。”陈先贵在里面自言自语道。并且主动告诉队员们，12日当天，他正在家里，突然觉得楼在动，便意识到是地震了。于是他就从6楼往下跑。当跑到2楼的时候，楼就塌下了。陈先贵说，在被困的这几天时间里，他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一定会有人来救他的。“你们现在真的来了！我太感谢你们了！我的命真大！”陈先贵的脸上露着笑意。
营救非常艰难，用了近12个小时，被埋了118个小时的陈先贵被成功救出，并立即被送到绵阳中医院救治。
生命再一次在死城里复活。
19日，大地震已经使北川县城死亡了整整7天。
7天，一般认为这是生命的极限。然而我们国家的地震救援队在这座死城里仍然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19日上午10点左右，他们在北川县城的菜市场附近的废墟中成功救出了61岁的李宁翠老人。她在废墟中整整被埋164个小时……这位老人后经绵阳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们的全力抢救，身体恢复了健康！又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死城，你在中国人民的顽强生命力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吓倒我们的呢？
特别行动队在北京抗击SARS战役的关键时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有过几次重要的亮相。特别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连环炮式的发问，这位“抗非市长”总能应答如流，坚定而务实的话语句句落地有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个风趣的镜头令人难忘：王岐山在回答完记者们的全部发问后，临将离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说：我最害怕的问题今天你们没提出来。
众记者顿感惊愕和意外。
什么是北京代市长心中“最害怕”的事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对北京“双解除”。此间，王岐山代市长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说当时他最担心记者们发问的是怎么切断当时正在北京疯狂袭击的SARS传染源。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他们在切断SARS传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艰苦战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而道。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是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到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他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天，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道SARS真情。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关上门。
“我看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哪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
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占少数。流调队员为了完成抢救患者和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和“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或者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是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在后的是患者本人，俩人之间的距离约20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得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
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
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么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会被人太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可千万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艰辛和冤屈。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多小时，磨破了嘴皮子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服，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16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16层高楼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