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风吹来的薄寒中，毛泽东是否真带了酒去酹祭江流，不得而知。我想这只是诗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吧。诗的加注点明了他写此诗的用意：“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样的春季。夏季，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事实是：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这便是此诗的背景。而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撤销了书记职务。毛泽东这里的名句“龟蛇锁大江”中的龟蛇，大约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吧，或者也有对陈独秀的不满。
但29年之后，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又在他的新诗中写出了“龟蛇静”，这个“静”，有制伏的意思。那时没有了苍苍烟雨，不登高望远，就是在滚滚的江面上游泳戏水，也能“极目楚天舒”啊，心情的愉悦是可想而知的。这首名《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写作的背景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已经开工，钢铁轰鸣，无数的脚手架已经出现在江面。第一号桥墩已经露出水面，第二号桥墩已围笼定位，其他桥墩都下沉围囹，或插入钢板桩，或钻岩，吸泥吐水。汉阳岸开始架设钢梁。工地上可谓热火朝天。
这首词全文如下：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的心情甚好，因为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政权在握。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如闲庭信步，何等地潇洒豪迈，何等地气定神闲！且征服长江天堑的宏图正在他手中实现，触手可及呀！这也是孙中山想做而未能如愿的一件大事。在孙的《建国方略》里，就有在武汉长江上架桥的设想。武汉的地位太重要了，她是中国南北的中心，也是东西长江的正中游，她就处在中国这个黄金十字架的正中间。在中国地图上可见，从武汉出发，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的距离，竟然全部在1200公里左右！
解放后的毛泽东，除在北京的时间外，很多时候是在武汉度过的。从他的行居看，他不喜欢北京，只喜欢武汉。如果他是因为思念家乡，他完全可以住到离武汉不远的长沙去。然而他就想呆在武汉。原因有很多，比如武汉的山水，特别是东湖、长江，但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武汉在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毛泽东在这里，就在了中国的中心，完全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握住了整个中国的脉动。长江大桥的建设，就是打通中国最为重要的主动脉。
其实，在1919年孙中山具体提出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设想之前，已有人有这样的设想。为这座桥梁提出过详尽方案的有詹天佑、米勒【德国人】、华德尔【美国人】、罗英、李文骥、茅以升等。中国长期的战乱和技术的无法达到和国力的衰微，这种梦想只能在纸上。比如北洋军阀政府就起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野心。1913年北京大学德籍教授乔治·米勒率桥梁系的毕业同学，在当时川汉铁路督办詹天佑的支持下，做了第一次测量工作。1930年国民政府根据美国人华德尔建议进行了第二次测量，并像模像样地钻了10个钻孔，以至于有人以为大桥真的要动工了。1937年，钱塘江桥工处又进行了测量钻探工作。1946年，抗战胜利，京汉铁路局工务处，进行了第四次测量，并进行了论证和准备。但都因局势动荡作罢，望梅止渴，终为泡影。江流如斯，逝者如斯。
1949年，武汉迎来了解放。新中国建设急需物资流通，于是恢复了火车轮渡。用一艘趸船，上铺铁轨作为渡船，取名“汉口号”。车辆下江和上岸，用绞车牵引。一列火车过江，至少一个半小时。当时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副部长吕正操，深感作为南北运输干线上的武汉长江的瓶颈，指示桥梁专家尽快提出报告，在新中国正式建国的前10天，即1949年的9月20日，桥梁专家梅旸春提出了“武汉大桥计划草案”报告。
次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新中国百废待兴，共产党人向世界的一次重大显示，就是征服长江，修建大桥。1950年5月，“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队长梅旸春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区交通、学术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武汉大桥测量钻探工程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通过钻探，桥址以龟山至蛇山线最为适宜。尽管在两山之间是断层的陷落地带，江底的岩层曾受过拗折和压碎，个别的基础较差，但总比其他地方的岩层距江面为近；两山间的江面也较为窄狭，不及下游的一半；山坡更可利用作为天然的桥台和引桥。
为这样的结论，已经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钻探，还公布了4个比较线，但都被否了。
此意见于该年6月报当时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7月，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召集各界代表83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赞成选龟蛇线，但也有人反对，认为此线会破坏蛇山黄鹤楼古迹，以走龟山至武昌凤凰山线为妥。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认为，所谓黄鹤楼，已并非古楼，是晚清所建的奥略楼，且并不雄伟，显得小气。不如趁建桥良机，在桥侧另选一址重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黄鹤楼，恢复旧名。这个设想十分给人以憧憬。只是在拆毁旧楼后，在通车后的29年，1985年，才将新的黄鹤楼建起，自是后话。
在以后的三个年头里，铁道部先后邀集了各方面的教授、专家及各有关部门代表和苏联专家召开“武汉大桥会议”，对桥梁的选址、结构、材料、载重等级、桥墩及架梁施工方法、地质勘察、建筑美术、桥下净空等诸多问题进行反复论证，边论证边设计。
1953年的2月16日深夜，是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乘坐着他的专列，又回到了他阔别25年之久的白云黄鹤的武汉。第二天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吃饭，席间谈起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情况。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大型工程。当晚，湖北领导和专家向他汇报了大桥勘探和论证的结果，共8个桥址方案【后又增添了几个】，毛泽东当时没表态。18日，一夜的风雪骤停，江城又现出了难得的太阳。毛泽东爬上蛇山，到了黄鹤楼上，他是要实地踏勘龟蛇桥址线。其实，对这儿他太熟悉不过了。龟蛇二山在雪后初霁的大江两岸，显露出它们独有的英姿，仿佛是两个厚实的肩膀，向毛泽东暗示，来吧，把这座大桥放在我们肩上……
这可是两个铁肩啊！
下了黄鹤楼，他拍板：就是八号！
八号指的就是第八号方案，龟蛇二山胜利了。
据地质勘探亿万年前本来就连在一起的二山，现在又将要连在一起了，这将是在20世纪的中叶。
紧接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了铁道部组建武汉大桥工程局，党委书记由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任，局长由当时的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出任。
7月，彭敏率9人小组赴莫斯科，请苏联专家帮助对初步设计的方案作技术鉴定。苏联方面派出25名专家，用了三个月时间，提出了鉴定结论和意见。
关于苏联人对这座大桥的贡献，有许多传闻，甚至认为这座大桥的外观也是俄式的，其实这有许多误解。但苏联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此桥的贡献，有目共睹，已经刻在了蛇山的纪念碑上。在开工的前一年，即1954年，苏联派出了28人的专家组抵汉。1955年9月1日，举世瞩目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建设拉开了壮观的帷幕。但是中国人的尊严和智慧都是重要的，这座大桥无论从设计到施工，全是由中国人完成的，而且材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
在桥身设计和美术设计上，全国征集了许多方案，由著名建筑、美术、园艺、城市规划、桥梁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了一、二、三等奖若干，呈送至政务院，挂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一下子看中了只入选三等奖的唐寰澄的作品，这便是如今的长江大桥。这证明周总理独具慧眼。唐寰澄后来谈到，认为周总理之所以青睐他的设计，是因为他的设计充分尊重了桥梁施工的技术要求，在主桥和引桥的过渡上充分考虑到了美学原理，两者过渡自然、流畅、协调，并且用了中国式的阁楼。大桥两侧的雕花栏杆，具有相当的传统和古朴意味，内容多取材我国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有“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玉兔金桂”等。这些吉祥的故事，谁看谁喜欢。
笔者曾无数次经过大桥，无数次对这些雕花铁栏杆端视，百看不厌。就像一部伟大的作品需要众多的细节一样，这些雕花的栏杆就是它独特的细节。而现代建造的大桥远看美则美矣，但近看却没什么动人心弦之处。这座大桥就像是一件优雅的古董，有着厚重的历史气息和文化蕴含。琼楼玉宇般的桥头堡，更是让我们进入到梦幻和神话中去，好像徜徉在历史的长廊，让人流连忘返细细品咂。
还有雕花栏杆的色彩。它没有用大红大绿，用的是银灰色，这有什么讲究呢？
1957年9月6日的傍晚，关心长江大桥建设的毛泽东又来到了武汉，来到了尚未通车的大桥上。他身着中山装，脚蹬布鞋，是从汉阳龟山的桥头堡上桥的。
脚下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即将竣工通车的长江大桥，犹如一柄利剑直向对岸插去。他难以掩饰心中的欣喜，一路行走，一路欣赏。当快到武昌的桥头堡时，他突然停下脚步，手扶栏杆向远处眺望，不禁喃喃道：“灯火辉煌，灯火辉煌……”
在桥头堡处，毛泽东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陪同人员告诉他，楼梯内尚未安电灯，他这才说：“那只有等以后了。”他站在那里，突然问大桥局负责人：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了吗？”毛泽东的思维从来就是跳跃的。
这时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想想回答：“可以修了。”
“真的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又追问了一句。
“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肯定地提高嗓音，充满信心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
这个傍晚，他看到大桥栏杆上漆着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等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花花绿绿，便问何故。大桥局负责人赶忙解释：这是栏杆的备选色，让武汉人民来挑选，看到底用什么颜色好。
毛泽东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着称赞道：“你们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大家趁机便向毛泽东请教，哪一种颜色好。毛泽东颔首笑着，指指蓝天，又指指江水，并无一字。大家马上明白了：大桥在水天之间，水天一色，和谐一体。后来，桥栏杆就漆定为银灰色，50多年来未改变过，沿用至今。此色不张扬，朴素内敛，但与长江和天空，与龟蛇二山是如此协调。这也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为大桥所作的一项最好建议。
4.梦境与现实的距离
大桥的正式开工是1955年9月1日。而另一个配套工程“江汉桥”【即江汉一桥】也在热火朝天的施工中。因为江汉桥是连结汉口与汉阳的一座桥。三镇连成一体，没有江汉桥是不行的，还有江汉铁路桥。现在的汉江上，也有了七八座桥，最美的为彩虹桥，而江汉一桥也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了加宽。当年的年底，江汉桥建成通车，汉口和汉阳首先连接起来，武汉人小欢呼了一阵。次年初，长江大桥的正桥就在汉阳和武昌两头开始了全面的施工，由两岸向江心同时推进。也因此，工地分为两个摊子。汉阳为一桥处，由杨海峰任处长、赵燧章任总工程师、胡仁为副总工程师。技术人员有萧传仁、罗其斌、赵昱澄等。武昌岸为二桥处，由刘麟祥任处长、王同熙任总工程师、殷万寿为副总工程师，技术人员有王团宇、苏源仙、张宗乃等。事实上在1955年3月底，汉阳岸一号墩围笼就定位，开始下沉管柱。5月23日二号墩围笼定位。紧接着武昌八号墩下沉围囹。12月5日，汉阳岸三号墩围囹浮运。1956年2月4日，真正在水下的八个桥墩同时动工，参与大桥建设的施工队伍和土石方民工达12000余人。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的的著名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回忆说，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召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专家，调动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设备。在“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下，全国各地的桥梁专家、技术人员都汇聚武汉。他们有的来自铁道部北京桥梁事务所，有的来自茅以升先生的中国桥梁公司；有的来自南方的广州铁路局，有的来自东北的哈尔滨铁路局……1955年2月成立的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正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在我所见到的施工老照片看，那绝对是壮观的，对刚从战乱中走出的中国人，这样的场面真可以鼓舞人心，对新中国充满期待，难怪武汉伢们都一窝蜂叫起“汉桥”、“建桥”名儿。
在全面施工的岸上和水上工地，八个桥墩都是有钢板桩的围堰，占据了这从来就是寂寞空旷的江面。围堰的前后左右，则停有导向船、靠帮船、水上吊船、工作船、砂石船、材料船等，可以想见这么多船，简直要把江面给挤爆了。犹如一个水上城市，这在武汉是闻所未闻的。在墩与墩之间，只留有一条船只进出的航道，而从两岸看去，好像桥已联通起来一样。工地上施工的交响曲深沉轰鸣，人声机声鼎沸。到了晚上，更是灯火通明，无比璀璨，灯光、焊弧把水面曳成一条一条的光波，好像星空落到了江上，好像是一个童话中的世界。每到入夜，两岸除了密匝匝的施工人员外，更多的是如蚁的观赏人群。这些老百姓下班后，冒着凛冽的寒风，来看这样的场景，也眼巴巴望着大桥一寸寸矗起，一寸寸伸展，跃出水面，建成通车……
但是，长江水深浪阔，武汉的长江底下，地质情况相当复杂，而当时国家的建桥技术刚刚起步，一切都是在摸索和试验阶段，长江上建桥完全是一张白纸。世界上旧有的修建基础的方法，不能解决深水施工的问题。
大桥桥墩的最初设计是采用世界上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技术。这种技术要让工人到深水中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的变化。这儿的水深多少呢？40米。在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拼命干，一天也只能干两小时，这还要身体素质特棒，水下经验丰富的工人。而且呼吸困难，极易出现氮麻醉现象，有的工人出现了昏厥，工人们相继患上了一种特有的病：沉箱病。
这就要说到前面提到的苏联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了。
西林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苏联知识分子、桥梁专家，1948年来到中国，随着解放军的占领全中国，这位桥梁专家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中原，从中原到西北，随解放军一起转战千里，抢修和架设桥梁。新中国一建立，他又留在了中国，成为铁道部的技术顾问，又是马不停蹄地修路、架桥。按中国人的说法，他干的全是行善积德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