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最早的洞庭湖，只是环绕美丽君山岛的一片小小水域，君山古称“洞庭山”，湖因山而得名。公元初至西晋前期，如今的洞庭湖区一带呈现出河网切割的平原状貌，这个当时约260平方公里的小湖泊，与江河的关系不像后来那样错综复杂。
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片环绕“洞庭山”的与爱情和浪漫传说有关的水域，蔓延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它的源起和发育成长，众说纷纭，至今无统一的说法。也许，一切都因为这个名字，充满着太多神秘奇幻的色彩。最早记叙“洞庭”这个地名的，是先秦古籍《山海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上古尧帝的两个美丽女儿，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居住在洞庭山上，她们经常到江渊里游玩，从澧水和沅水吹来的清风，交会在幽清的湘水渊潭上，这里正是九条江水汇合的中间。她俩出入时都有旋风急雨相伴随。洞庭山中还住着很多奇怪的神仙，形貌像人而身上绕着蛇，……这座山上还有许多的怪鸟。《山海经》所记载的，会否还有另外的地名比得过“洞庭”的诡谲瑰丽，何况还有爱情和民间传说？洞庭，不应仅仅是一座小山和一片小水域的地名，没有理由不让它浩大，不让它蔓延，不让它神秘莫测。
在搀杂着传说的真假莫辨的历史叙述里，那片小小的水域慢慢变大了。诗人们才不管那么多，描写洞庭湖的著名诗句，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称作曾经烟波浩渺却日益湮灭的云梦泽，以讹传讹的叙述早于诗人孟浩然，且一直沿袭至今。
其实洞庭湖并非云梦泽，要说清这个话题，最好交给历史地理学家们去阐释。在云梦泽浩大的年代，娥皇、女英游玩的那片水域，那些著名的江河还没有与洞庭山下的那一泓水泊相交汇，现在的洞庭湖还只是一片平野和沼泽。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澧水，还无从流淌到洞庭山下的深水潭里。在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制“鄂君启节”里，一段记述舟节西南水路的铭文这样记载：“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舟节铭文里所述的水流交汇，都没有涉及到洞庭湖。
然而洞庭湖注定要壮阔起来。在长江以北的云梦泽渐渐被泥沙淤积萎缩的同时，荆江【长江自湖北省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段的别称】内陆三角洲也在不断扩展。东晋、南朝之际，随着荆江水位不断抬升，江水开始倒灌入洞庭湖，“江不犯湖”的局面被改写。人类的垦殖加剧了洞庭湖的变化，荆江江陵河段北岸金堤的修筑，汹涌咆哮的长江水，向荆江南岸奔流倾泻，洪水穿越沉降中的华容隆起的最大沉降地带，进入塌陷下沉中的洞庭沼泽平原，一个烟波浩瀚的巨泽开始形成。到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这片河网切割的平原景观已经改变，湘、资、沅、澧，“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洞庭湖逐渐扩大，到唐宋时期，又进一步向西扩展。唐代诗僧可朋的《赋洞庭》中，描绘洞庭湖的壮阔，有“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之句。诗人伫立在洞庭湖边，凝神远望那片巨大的水域，顿时感到视觉疲劳。这应该不是一种审美的疲劳，因其浩大，因其壮阔，使远望的人感觉到自我的渺小。
而在宋人范仲淹的描述里，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抒写的是一种豪迈激情和忧乐情怀。千古雄文《岳阳楼记》里的洞庭湖，和被浪漫的唐朝诗人们极尽渲染的洞庭湖，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吟咏和述叨，撩拨着人们对这片壮阔水域的丰富想象力，但，它却不是如今的洞庭湖。
在卫星地图上，深蓝色的洞庭湖，像一个巨大的问号，上面弯曲部分是东洞庭湖，问号倾斜向下延展，南洞庭湖是狭长的蓝色，而西洞庭湖已不复湖型，只有小小的目平湖支撑着问号的那个点缀。
问号微微地倾斜着，顶端右上方的那个缺口，牵扯出一条带状的浅蓝色轨迹，那个缺口，叫城陵矶，那道浅蓝色轨迹，叫长江。
二百年的江湖路
2007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岳阳市档案局利用馆藏的洞庭湖档案史料编纂的《洞庭湖200档案》一书，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洞庭湖近200年【1803—2003年】来湖洲变迁、江湖治理、风景名胜、物产资源、生态环境、风俗民情、血吸虫治理、艺文、民间文学等八个方面的概貌及历史人文情状。
200年历史所呈现的，是一个在唐诗宋文里浩淼无际的大泽，怎样被人类改变的命运以及与长江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
其实，追溯这种复杂关系，历史还得向前梳理。唐诗和范【仲淹】文里的洞庭湖，更多带有诗人和散文家的浪漫想象，不过，依托这种想象的，是文学家们眼睛里所看到的美好景致，那确乎是洞庭湖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江北的云梦泽渐渐演变成江汉大平原，荆江河槽的雏形开始出现，“九穴十三口”向南北分泄荆江洪水，北面的江汉平原，密如蛛网的小湖群，接纳着江北穴口的来水，南面的洞庭湖，在扩展变化中无尽演绎着绮丽多姿的风景。洞庭湖继“南连青草”之后，又“西吞赤沙”，横亘“七八百里”【《巴陵志》】。
美景却不能维系得太久，在“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流的同时，荆江洪水挟带的大量泥沙又逐渐淤塞了它们，自然给人力找到了借口，人们开始在河道淤积的情况下大举堵口筑垸。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荆江北岸的郝穴堵口，随着“九穴十三口”中北岸的穴口均被堵塞，北岸荆江大堤的加固成型，洪水被约束于荆江河槽不再向江汉平原分流，荆江水位在不断抬升，洪水向南分流加大，洞庭湖湖面随之扩大。到清道光五年【1825年】，洞庭湖面积达到6300平方公里，这是洞庭湖面积最为浩大的全盛时期。
经历三代人编纂，迄今唯一一部记录洞庭湖的志书--《洞庭湖志》，就成书于这个全盛时期。《洞庭湖志》载：“其地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龙阳【今湖南汉寿县】、沅江，南带益阳而环湘阴，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当时的志书修撰者、道光年间的兵部侍郎陶澍和来自洞庭湖边华容县的举人万年淳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历经三代人修撰，历时七十多年成书，于道光五年【1825年】孟冬之际刊刻的志书，却无法预知洞庭湖今后的改变。
这个变化，仅仅过了27年。
在洪灾史的记录中，1852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大洪水的年份。这一年是清咸丰三年，史载：龙阳、巴陵、安乡大水成灾。石首藕池口溃决，冲荡藕池街，未复。
这个未复的溃口，到八年之后的1860年，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时，终于酿成大溃。水利界和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藕池口江堤先是在小水年的咸丰二年溃口，但当时因民力拮据未修，到咸丰十年【1860】，长江发生大水，在原溃口之下遂冲成大河。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查勘藕池的奏疏中说：“藕池为荆江南岸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逼江溜直趋南岸，藕池正当西南顶弯之处，咸丰二年遂致冲成巨口，分引大溜。”
小水年间形成的“巨口”，终致分引荆江“大溜”。在史志专家何培金先生看来，张之洞的说辞未免有点轻描淡写。民间的说法却不同，把这一改变洞庭湖命运的大事，追究于荆江北岸驻防官员的一次颟顸之举。
南县乡绅段毓云写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填塞荆江四口论》中记载：“查藕池口，在最近八十余年以来，沧桑变迁，不可思议。据年高八秩之老者云：‘当年清咸丰发乱【太平天国运动】未靖之际，……秋水泛涨，黄谷未割，不料荆州满人驻防将军为保护湖北大堤起见，逞其以邻为壑之心理，用大炮轰溃南岸江堤，开放藕池口。湘绅抗议无效，于是长江之水滔天滚下入于洞庭，滨湖各县遂成泽国一般，父老民众所生息之田园、草山，骤被陆沉于不觉。’”
不管是满族驻防官员的颟顸之举，还是张之洞事隔四十年之后查勘时一次轻描淡写的奏疏，藕池口毕竟是溃决了。18年之后的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全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这是长江自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荆江南岸的松滋口溃决，加上原有太平、调弦两口，到1873年，四口分流入洞庭湖的局面开始形成。
维系了300多年相对稳定的江湖平衡关系被打破，洪水挟裹大量泥沙涌入洞庭湖，湖洲每年以6万亩的惊人速度迅速增长。1896年，水面减少到5400平方公里；1949年，水面为4350平方公里；1977年，卫星照片上的洞庭湖枯水面积仅645平方公里。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已经成了一个冬陆夏水的季节性湖泊，湖泊面积2740平方公里，容积174亿立方米，小于江西鄱阳湖，从中国五大湖之首退居为第二大淡水湖泊。
四口入湖之后，挟带的泥沙量到底有多少？在不同的统计年代，有不同的数据。1951—1998年实测含沙量资料统计，荆江四口与湘、资、沅、澧四水的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为17302万吨，其中四口入湖泥沙量为13961万吨，四水入湖泥沙量仅为3341万吨，而洞庭湖从城陵矶排出的的泥沙多年平均量仅为4464万吨。
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可以得出，每年淤积在洞庭湖内的泥沙量就达到12838万吨。
有专家测算，洞庭湖每年平均淤积厚度达3.49厘米。由于湖区沉积量远远超过湖盆构造下沉量，四口分流后的100余年来，洞庭湖正在经历着一个自然淤封消亡的过程。
随着泥沙的大量淤积，江湖关系随之变得险恶起来。
藕池、松滋溃决初期，分洪了长江的一大半洪水，长江把大量泥沙注入洞庭湖的同时，这反而使下荆江【自藕池口至城陵矶为下荆江，枝城至藕池口为上荆江】河道因流量急剧减少而迅速淤塞、萎缩、弯曲。洞庭湖逐渐被泥沙淤积，下荆江也变得更加蜿蜒起来了。
一切，都显得不是那么顺畅。复杂又险恶的江湖关系仅于此就可见一斑。
在《洞庭湖200年档案》里，详细收集了缘于这种复杂的江湖关系而形成的各家各派在治理洞庭湖问题上的争锋和辩论。
能够回到过去吗？回到“九穴十三口”江水南北分流的年代，回到李太白诗句中“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的美景里，回到范仲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里。在文学家的眼中，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江和湖，以各自最适意的方式流淌，激发着人们挥洒无羁的想象力……
然而这一切，仅是凭空的臆想。
在水利专家们的眼里，江湖的复杂局面已然形成了定局，长江赖穴口分流，洞庭调蓄，水患较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湖面日狭，容量日减，滨湖和荆南水患加剧的现实，清代以来，各家各派纷纷拿出治理方略。
是废田还湖还是塞口还江？是舍南救北还是南北兼顾？是以蓄为主还是以泄为主蓄泄兼筹？争论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南巡抚陈宏谋以围垦日多，湖面日狭，溃裂日甚，危害愈大，奏请永禁滨湖新筑堤围，对有碍水流堤垸勒令刨毁，西洞庭湖区于乾隆二十八至三十三年，废弃吐珠、马家、斛斗、盘陀、蒿子、善卷等障垸。废田还湖举措，深得清帝弘历嘉许。道光年间的高邮知州魏沅，在《湖广水利论》中，也认为“不出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
塞口还江之说，清末已有人论及。民国时湖南省议员彭懋园在《对于水利之我见》中驳斥了废田还湖之说，“洞庭湖水灾来源，不在湖田之围垦，而在于泥沙之倾积，无荆江四口，即无大量泥沙，无大量泥沙，即无湖田”，“故与其废田还湖，不如塞口还江。”
细究这两种说法，令人深思的是，在陈宏谋的年代，四口南泄的局面远未形成，要到事隔100余年后的1873年，四口分流才成定局。塞口还江与废田还湖，这两个争锋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分属不同年代的观点交锋，就如“关公战秦琼”一般，搅乱了历史的阵脚。乾隆年间的湖南巡抚陈宏谋的“永禁滨湖新筑堤围”的举措，究竟对后世产生多大的影响，无从知晓。当100余年后，藕池、松滋相继溃决，四口分流成了定势，长江携带的泥沙使洞庭湖中的新洲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时，那些被新洲刺激得血脉贲张疯狂围垦圈地的地方豪强们，早已把“废田还湖”丢到了九霄云外。江、湖、田，三者之间的矛盾演绎得越来越激烈，江淤塞了湖，湖诞生了洲，洲衍生了田，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人类那双觊觎的眼睛。
而地域和利益之争，更加让江湖关系变得复杂化。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因江湖关系带来的南北利益之争就已露端倪。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乾道四年【1168年】，荆江大水，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掘虎渡堤”以刹水势。乘夜色派人开挖虎渡堤，使洪水汹涌向南以保全荆州城，这不像一次光明磊落的举动。方滋的这一举动，始开“舍南救北”的先河。
明嘉靖年间的1542年，北岸最后一个分泄江流的郝穴被堵塞。
明万历初年，开浚虎渡河，西南洞庭水患增多。
咸丰二年【1852年】，藕池马林工江堤决口。段毓云《南县乡土笔记》载：“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拟向藕池方面开口消泄，以杀水势，南岸不肯掘口，驻防将军用大炮对准南岸轰击，抢险人群纷纷逃命，南岸遂决。”
从南宋的方滋偷偷摸摸派人开挖虎渡堤，到清代那位鲁莽的满族将军下令炮轰南岸堤防，舍南救北、以邻为壑，一种狭隘的治水思想主导了明清两代皇朝。
民国的李震一在《洞庭湖环行记》一书中写道：“明末清初，江北有为保障荆江北岸而筑的北江堤，江南也有保障荆江南岸而筑的南江堤。从保证荆北的安全出发，明清两代王朝，将自荆至沔绵延六百余里的北江堤叫做‘皇堤’，由朝廷出钱修筑，派员管理。对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南江堤，则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利益，一旦与皇家搭上关系，便强势得无所顾忌。
在水利专家们看来，舍南救北，实质上是舍了南，也救不了北，损人而不利己。荆江四口泥沙倾积洞庭湖中，年深月久，湖床逐渐淤高，荆北地势相对低下。民国时期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师章锡缓在《荆江河堤之险状与整理补救之议》一文中说：“江南之水分泄愈多，亦即江南地面愈见淤高。最近南岸平地之高度有较北岸平地高出二丈以上者，深恐洞庭湖底亦将较高于江陵监利两县之平地。年复一年，洞庭湖底，增高不已，荆河之水必有不能流入洞庭之一日，四口亦有闭塞之一日。彼时荆河之水，无从分泄，势必择其地势低洼之处而灌注之，北岸之堤，势必自然溃决，而返其原来穴口原状之一日，且详加推测，其患或不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