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成后，已具备36.2万人和127.13万头【只】牲畜的饮水，32.13万亩农田灌溉的条件，对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
实践证明，扶贫扬黄工程的建设，对于西海固贫困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渐显著。
1.经济效益。
到2006年，红寺堡灌区国内生产总值3.65亿元，粮油播种面积36万亩，粮油总产1.1534亿公斤，最高亩产1000公斤。移民人均有粮725公斤，人均纯收入1983元，分别比迁出地增长了5倍和3倍。固海扩灌区亩均增产225公斤，受益群众人均纯收入增加320元，基本实现了三年解决温饱的目标。
2.生态效益。
目前，红寺堡灌区及周边地区累计植树造林6.6万亩，成活率在85％以上，已开发区域内林木覆盖率达到32％，基本上实现了农田道路林网化的目标。种植牧草6.1万亩，围栏封育49万亩，使灌区自然生态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灌区开发历年来的气象资料显示，当地相对湿度由50.8％提高为54.3％，蒸发量由2050毫米降为2015.8毫米。扶贫扬黄工程建设，对改变宁夏中部旱荒漠地区的基本生产条件，改善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示范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3.社会效益。
工程使宁夏南部山区数十万贫困群众彻底摆脱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使黄河两岸闲置土地和南部山区富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减轻了南部山区的人口压力，有效地缓解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矛盾，使国家退耕还林草及封山禁牧两大举措得以顺利实施。
结语
引来天际水，截断世间尘。
河套平原的治水以及引黄灌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自秦汉移民开发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同时，由于中国历代地理大势所决定，除元代、清代等朝代外，历代防御重点多在北方。河套平原又处在北方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既要防边，还要屯垦发展灌区农业，是在战阵、农耕与畜牧的交替过程中走过来的。河套平原的屯田为驻守北方的历代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后勤储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时期即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而有过中断外，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的粮仓。--“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评说，“塞上江南”的美誉，就是这种历史过程的写照，也是黄河文化在河套地区最为突出的表现特征之一。河套黄河灌区的历史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同样展示了河套黄河文化的历史演进。 祝福广袤的河套。
【叶舟：《兰州晨报》社主任】
《中国梦幻：黄河水清--黄河大坝与黄河大移民》
冷梦
1
一条小木船颠簸在浊浪滔天的黄河上。一叶扁舟。黄河水重浊而凝滞地流淌着……
站在东渡黄河的小木船上，毛泽东深深地叹息了--
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把一条大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尊严相提并论，毛泽东无疑是赋予了这条大河以人格的力量与魅力。中华民族的精魂就凝固在伟人脚下的这条大河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正进军北平--他刚刚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但他却说，不敢藐视黄河……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他说人定胜天，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说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敢教日月换新天。但唯独面对黄河，他说，不敢藐视……
与他同船共渡的周恩来，当然能理解领袖的忧虑。他们即将缔造一个国家。缔造这个国家就必须面对这条母亲河、也是“中国之忧患”的大河的治理。
于是仅仅才相隔了两年，毛泽东又站在了黄河大堤上。望着浊浪排空的滔滔黄河水，毛泽东又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出语谨慎。不能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一些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在内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想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问题在于，人的主观愿望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有时，也表现得相当乏力。当1955年夏的中南海怀仁堂里，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向中国乃至世界宣布：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的时候，如雷般鼓掌的一千多名人民代表乃至于全体中国人无疑都真诚地相信并期盼着“黄河清”。
2
“黄河清，圣人出。”
这是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民谣。
可以说，在古老中华民族的诸多梦幻中，治理黄河水害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最古老的梦幻。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早期大洪水的神话或传说，如《圣经》里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这些神话故事不少是说洪水毁灭了人类而仅有少数的人幸存了下来。也就是“毁灭”与“得救”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的重点讲述的是人类的“得救”与“救赎”。也就是人类的“幸免于难”与“幸运”。洪水滔天但人类很幸运。这几乎就是对给人类造成了灾祸的水的一种礼赞。中华民族不同，世界上恐怕只有一种语言汉语--里有“祸水”这个词。而追究这个词的来源，我相信，这里的“水”毫无疑问指的就是黄河。
女娲补天的故事中说“积芦灰以止淫水”。
又说，“淫水涸，冀州平”。
这里的“淫水”，也是黄河。
祸水，淫水，就是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得到的对黄河的一种“别称”。
正因为如此，黄河又被称为“害河”--以至在我们的民族语言中有了“黄祸”、“黄患”、“黄灾”这样一些词汇。它所凝结着的是一个民族对养育了她又祸害了她的这条大河深为恐惧的一种民族情结。这种情结是那样的源远流长，刻骨铭心在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中……
由于恐惧，也由于无奈，谁能够征服黄河，谁便是这个民族所崇拜的英雄。这便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一种“黄河情结”--黄河清和圣人出。
中国有朝代名号的历史就是从一个治黄英雄开始的。
这个治黄英雄是大禹。
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古籍中记载的女娲补天和黄河水泛滥有关，而《山海经》中关于鲧、禹治水更是一个华夏先民与洪水搏斗的前仆后继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经定九州。”大禹的父亲鲧因辱使命，被天帝杀于羽山脚下，鲧死而不甘，尸体抛于荒野而三年不腐，人们剖其腹而禹生。禹治黄十三年，“三过其门而不入”，终于“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禹因为治水有功，人民拥其为共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这是说，禹之所以生为帝王，死为神圣，都有赖于他治黄的功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诞生于治理黄河的伟绩中，由此也不难想象，这个有着这样一条大河的民族，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应该是怎样：他哪怕全然无所作为，只要他能够驯服住那条桀骜不驯的黄河。于是沿着晋陕峡谷，沿着中原黄河岸边，几乎到处布满了大禹的“圣迹”。而最能体现禹的神奇风采和独特神韵的，则是素有“黄河天险”之称的“人、鬼、神”三门的横空出世。
黄河自陕西潼关以东，流经中条山和崤山之间，两山相夹，浩浩荡荡穿行在大峡谷中，转而被北岸的陡崖迎头拦住，再转而南折，正要顺石壁急转而下，猛然间被阻于一座巨大的石山绝壁下。相传，黄河水在此聚为大湖，湖中有乌龟精兴风作浪，危害百姓。大禹治水到此，用巨斧劈山，但山石坚硬，怎么也劈不开，他便把脚伸进刚劈开的石缝里，使劲向南边蹬去。于是天崩地裂，河水东流，山峰被劈开断为三截，三股激流惊心动魄急泻而下。这被大禹劈开的三座石岛，即为“人门”、“神门”、“鬼门”。
这里，也就是今天被人们称之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之坝址。
3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修建这座宏伟大坝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当时认为他们是开始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历史壮举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想到，此后在半个多世纪里，这座大坝的存在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与它相隔几百公里的一座古城的命运。影响到了与这座古城相毗邻的另一座城市的命运--以及几十万陕西移民的命运……
这座古城是西安。
与这座古城相毗邻的另一座城市是渭南。
说句实在话，由于黄河的水害、水灾频仍，致使一些人叫它“害河”，在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以前，陕西人没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记忆。从古到今，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流经陕西境内的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古人又叫渭水--渭河连同流入渭河的其他支流，都是陕西人的福河、惠河、利河。成千上百年恩惠和恩泽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留在陕西人记忆里的都是对黄河的美好记忆。这是因为陕西位于黄河的中游，而黄河的水患水灾则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河南与山东境内。
与黄河在陕西境内是一条福河相关的，是这条大河催生和缔造了西安--也就是古长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此的辉煌历史。并且，几乎每一位伟大君主也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治黄和利用黄河的伟大“圣迹”。
这就是黄河与这座千年帝王之都的不解之缘。
也是利用黄河兴修水利和漕运的辉煌历史。
第一位伟大君王秦王嬴政和著名的郑国渠。
后世的历史学家相当感慨，说，如果没有郑国渠，中国的历史也许需要改写。这是因为没有郑国渠，恐怕就没有秦王朝日后那么强大。在这里，历史和人们所有的想象都开了一个玩笑。因为郑国渠的发轫，并不是秦王一次自觉的施政行为，却是源自一次政治权术和政治阴谋。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时值战国末期秦、齐、楚、燕、赵、魏、韩七雄争霸。当秦国的国力强大到足以随时吞并掉它的近邻韩国时，韩桓王在绝望中不幸采取了身边谋士所谓“疲秦”的策略。派韩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师郑国为间谍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河和洛河【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以韩王的如意算盘，如此这般秦国便无力东顾……
这一年是秦王嬴政元年。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采纳了这一诱人的建议。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利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
郑国渠既成，不仅没能“疲秦”反而“强秦”。《史记》、《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出许多倍。郑国渠修成后仅过了十多年，秦始皇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
对韩国而言，这恐怕是世界间谍史上最为失败的一次“用间”。
4
秦帝国咸阳宫建都在渭河边上，汉帝国长安城也建在渭河边上。只不过汉长安城已经从咸阳东移到了现在西安的西北郊。隋朝建立以后，认为汉长安城已经过于潮湿，于是从渭河北岸东移到了渭河南岸。大唐帝国建立后，在隋帝国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了唐长安城。
位于汉长安城之东南的渭河两条支流--浐河和灞河，是隋唐长安城郊的两条河流。而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建丰、镐二京，在今西安城西的沣河两岸。
沣河也是渭河的支流。
从历史上看，所谓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以及短命但却非常重要的隋朝，全都与这条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揭开王朝与河流关系秘密的，是这些定都长安的王朝或者帝国，为了支撑其中央集权制的帝国首都政治与经济的需要，全都需要和仰仗黄河漕运。
黄河漕运至帝都长安，也就是从黄河入渭河，黄河中游的三门峡，便成为古代东西漕运的大动脉。也是古代东西漕粮运输的必经的要道。所谓“漕运”，主要是指由关东各地转输粟米接济关中的需要。这条运输通道，从秦王朝一直维持到唐朝的末年。秦汉两代，奠都关中，曾通过渭河运输关东漕粮。隋唐时期为了解决京都长安的物资供应问题，也曾大量漕运东南米粟。到唐玄宗统治的盛唐时期，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漕运港口广运潭的修建。这个港口曾经对唐长安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运潭铭序》云：“唐天宝纪元之九年，陕郡太守韦坚有请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以运山东之赋，有诏从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复与渭合；又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舟。越二年潭成，天子临幸嘉焉，赐名广运。”广运潭建成后，当年漕运量就达四百万石，有力地巩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
唐诗略云：“秦地有吴舟，千樯渭曲头。”可见当时渭河运务相当繁忙。
秦汉隋唐的漕运历史说明，这些王朝的都城都在关中，关中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当时的经济区域却距关中相当遥远。不论是在黄河中下游，还是在长江下游，这些区域的粮食要运到都城，就必须利用黄河。这就是说，从秦始皇开始，由关东转运粮食时，运粮的船只就已经通过三门峡了。
5
唐代以后，长安失去首都地位，渭河漕运迅速衰落。
三门峡再次和关中发生密切关系已经是千年以后。这次，既不是为了给关中进行漕运的需要，也不是如同秦始皇修郑国渠一样为灌溉关中良田。它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根治黄河水害”。这是大禹工作的不彻底性而造成的一个后世的难题。大禹虽说“鬼斧神工”开山劈路乃至于“疏通九河”，且为后人尊为“神圣”。但是大禹仍然不能算是“圣人”，因为他未能使“黄河水清”。
“黄河水清”这个理想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也只能是个理想。
黄河仍然挟带着大量泥沙万古如斯地流淌着，并且暴虐地滥施着它的淫威。即使是在禹自己开创的夏朝，古文献中记载的“商侯冥治【黄】河”，就已经记载了黄河的泛滥。夏之后的商朝都城屡次迁徙，也可能都与黄河的泛滥有关。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有文字记载的黄河第一次泛滥，到国民党扒开花园口的1938年，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宋代开封，那繁华的大都市东京汴梁，也因黄河的改道，湮没在七米黄土之下……
但黄河，既为我们诞生了第一个祖先黄帝，诞生了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第一个帝王大禹，赋予了我们一片黄土地、一条黄色河流，乃至于我们与生俱来的黄色皮肤、黄色人种；此外，也由于黄河，诞生了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龙。我们的民族也就自称为“龙的传人”，那歌词就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