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向一条伟大河流的挑战，自然伟力面对由最强健的民族灵魂凝结成的伟大人格。然而，千古不驯的黄河征服起来却相当棘手，年轻的共和国可以勒紧裤带，积聚起自清末以来百年战乱销蚀殆尽的国力财力，但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不济却是这个自尊的民族不能不承认的痛苦现实。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中国要治理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雄心与尴尬，热情与严酷，气魄与拘囿，梦想与现实……诸般滋味交织在一个崛起的年轻巨人的心腹里。它需要外力。以自力更生为立国之本的新生政权需要借力于科技发达国家。域外的“伟大盟邦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苏友好时期，几亿中国人连妇女小孩提起苏联人也必口称“苏联老大哥”的时代。“老大哥”慷慨援建中国156个工程项目，而在这156个项目中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唯一的一项水利工程。苏联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列宁格勒设计院，承担了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的设计。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回答中国同行们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的忧虑时，慷慨激昂地说道：
“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后来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工程命运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这个观点日后要接受历史的严厉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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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们没有沉默。
他们是炎黄子孙，懂得土地对农民、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柯洛略夫用带有卷舌音吐出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一连串俄语实在太沉重了！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水平线以上的水位高度】，淹没农田325万亩，淹没区域移民87万人！这个数字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小数字！假如淹没的土地是贫瘠的或荒芜的也罢，偏偏它淹没的大部分是中国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以外，号称八百里秦川粮仓的富庶的关中平原沃野！水利学家张光斗愤然而伤心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电，也不能以一个西瓜去换一个芝麻。”青年技术员温善章先后致书水利部和国务院，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应按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思想设计，水库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后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温善章、叶永毅等颇有远虑地预言道：
关中平原土地资源宝贵，将来可能比动力还缺乏。
对于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陕西，陕西省的反应自然强烈。当时，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到陕视察，陕西省领导直面进谏，陈情与诉说三门峡库区淹没损失太大，应降低水库正常高水位。陕西列举了两个数据：陕西省耕地的85%是山地，平原只有1000多万亩。陕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为82人，而淹没的平原高产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0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洪库，群众很难通过。”陕西领导人委屈地说，“另外，水库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将逐渐向上游延伸，西安的重工业基地将泡松泡软，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威胁西安！
不少人的确倒抽一口冷气。
1958年4月，当三门峡大坝正在修建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对西安这座对于中国以及世界而言意义非凡的闻名于世的古都，没有谁能够或敢于承担起毁坏它和破坏它的责任。周恩来最后在总结发言中确定一条原则：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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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
想要确保的西安和想要确保的下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比较折衷和比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一部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修正。愿望是良好的。处于上游的西安必须确保；处于下游的河南、山东等易受黄河泛滥威胁的省份地区也必须确保。然而，这的确又是一对矛盾。当洪水来犯时，蓄水位达不到一定高度，下游灾情得不到控制；而蓄水位过高时，黄河水阻在了中游地区【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陕西位于中游】，不说淹没关中平原大片肥田沃土，即使很想确保的西安也难确保。人类常常面临两难之境，“熊掌与鱼”的命题之所以成为永恒其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但这还不是尴尬的全部。
更大的尴尬来自黄河本身--这条流经中国腹地，流经大半个中国，因它而诞生了中华民族，也因它而使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的大河。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称“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即从黄河里舀起一斗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资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罗河是1公斤，苏联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的科罗拉多河10公斤。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黄河在河南省陕县竟达34公斤！更形象的一种说法，黄河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如果用载重4吨的卡车运送，需要每天出动110万辆车拉一年；假如将这些泥沙堆成高和宽各一米的土墙，可绕地球赤道27周！
苏联境内没有这样一条河。他们也没有过一个民族同一条河流亘古搏斗的悲壮史。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一条河的感情如此复杂，炽热的爱和炽热的恨，炽热的崇拜和炽热的恐惧。它既孕育了一个民族，又祸害着一个民族。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持续不断地考验着这个民族的承受力，也持续不断地激发着这个民族的智慧与活力。黄河，以其雄浑的自然伟力和桀骜不驯的怪僻性格向一个智慧民族提出了挑战，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它的征服，尽管历史记载的是太多的失败；当然，也记录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雄魂……
苏联专家肯定不理解这条河，同样也不理解这条河与这个民族的这种“生死冤家”一样复杂而奇特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可能完全不听。三门峡大坝从开始动工的1957年到基本完工的1960年，在它的施工过程中，几经争论，从最初苏联专家提出的360米高程降至350米，再降至335米--而最后的实际运用，一般只按305米到300米运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从360米降至335米，其高度大约八九层楼房高；而从335米再降至305米，又大约十一二层楼房高。这样，水库实际运用比当初苏联人的设计“矮”下去了将近二十层楼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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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河水确实清了。
1960年9月14日18时55分，黄河生命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
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一天之后，一个平静的绿色人工湖出现在了古老的中原大地上。当时，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了这个奇迹，“黄河水清”再也不是梦想。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黄河水清”，当然，也被大肆地宣传报道……
从上流而来的泥沙淤在库里，下游河床经过冲刷，浊水渐渐变清--自古以来，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人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就这样在共和国成立十年后得以实现。被后世尊为“神圣”的大禹也没有做到的事情，被这一代中国人做到了。“黄河清”，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倘若黄河水继续清下去，那句中国最古老的谚语，“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怕是此后要从中国人的语汇中消失了吧？--变清了的黄河水又该怎样去改写此后的中国历史？人们还会将“黄袍”加身的皇帝视为尊贵？还会将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的皇宫视为神圣？还会将每个中国人生命的结束说成是“赴黄泉”？就连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我们的黄色皮肤、我们最古老的图腾“龙”，后世的中国人恐怕也会感到陌生和无法解释……
人一生中能够有一次奇遇，人的两眼能够有一次看见“圣迹”一般的神圣景象，那么，此情此景就会终生难忘，永久地刀刻在你的记忆中。
这个“圣景”被一个叫张昌让的当年还十分年轻的理工大学生有幸撞上了。张昌让在时隔几十年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是1961年冬，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读大学的他从西安回山西运城老家。车到黄河古渡口风陵渡。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幅人间美景即使在三十五年后、写信给我的时候仍旧激动不已。那是一幅你无法想象的壮观而美丽的景象。与山西芮城隔河相望的陕西潼关一带，已呈一眼望不到边的一片汪洋大海！“水色湛蓝，波浪不兴，潼关城已尽被淹没。未拆除的西城门楼孤露水面，如汪洋中的一座水中楼阁，景色甚美！”
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美景面前无动于衷。
但是，这样的美景却只为人们存在了不过七天七夜。
我为此曾查阅了有关资料和专程采访了事件发生时亲历此事和亲睹此景的潼关老人。七天七夜的概念就是老人们讲给我听的。我这才知道，年轻大学生看到的美景，实际上是三门峡大坝的第二次蓄水。时间是1961年2月9日，最高蓄水位332.58米。请记住，记住这个“332.58米”！因为这个“332.58米”的高程，是三门峡大坝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最高蓄水位。从此以后，建成后的三门峡大坝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程。
“332.58米”，被永远尘封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332.58米”，也只能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录”，永远尘封在历史档案里……
老潼关人那时候很兴奋，他们毕竟平生头一回看见万古如斯流淌在家门口的混浊的黄河水变清了。潼关县移民干部张虎亭告诉我说，当年他曾有过一次乘坐着拖轮，犁开碧波荡漾的黄河水游历赏玩的难忘经历。那时候，整个潼关城真的变成了一片碧绿的湖水，想要发展航运事业的陕西航海俱乐部喜洋洋地奔着这片湖泽而来，搬迁到了潼关新城。而潼关县本身的航运队此时当然也喜出望外，他们请为移民搬迁、为盘查清库而劳苦功高的移民干部们乘船旅游一番。能够乘坐二三十人的拖轮汽船响着汽笛嘟嘟发动起来，仅仅一个多小时，拖轮就把他们从潼关老县城的南街带到了山西的黄河古渡风陵渡，不可思议地转眼间就从南岸到了北岸，不可思议地转眼间两只脚就踏上了山西的土地！
但好景不长。
短短六七天以后--他们告诉我说，顶多也就是七天七夜--南迁二十多公里的老潼关新城居民出来一看，怎么，绿汪汪的黄河水咋就下去了？不见了？水哪儿去了？“清流”哪儿去了？老潼关人诧异万分地扶老携幼前去探访，探访突然有了、又突然没了的一片湖，想要去看个究竟。
这一群人出了北门放眼望去，这一看一下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潼关老城几乎被泥沙全部覆盖！泥沙有多厚多深？最典型的就是，原先横跨陕西潼关到山西的铁路大桥，虽然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这时已经被拆毁，但桥拆了，可桥墩还在。然而现在，人们找不到桥墩了！再仔细看去，才发现原来四五米高的铁路大桥的桥墩已经被泥沙抹平了！
老潼关人都倒抽一口冷气：“这么厉害！”
与老潼关人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陕西朝邑县、华阴县、大荔县，这几个县就是日后被称为“三门峡陕西库区”的地方。其中，朝邑县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从陕西省的版图上消失了，整县制地被撤销合并到了大荔县。朝邑县一个县成为了“库区”，而大荔县与华阴县的部分乡镇也成为了“库区”。据老朝邑的居民回忆说，大水淹了七天七夜后，朝邑县城淤积起来的泥沙也足足有几米深！
朝邑人也倒吸一口冷气，说：“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的就是泥沙的淤积。
但最厉害的淤积和最厉害的灾难却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三门峡水库本身和它上游的关中平原以及古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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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兴建会威胁百里之外的关中平原”【中央电视台1990年6月20日专题片《黄河三门峡》解说词】。
从1960年9月到1962年3月，三门峡水库首次蓄水拦沙运用。三门峡水库蓄水仅一年半，从上流而来的泥沙淤积在库区里达15.3亿吨，93%的泥沙“只进不出”淤在库里。原来设计在330米高位的时候，库容为59.5亿立方米，到六二年的这个时候仅剩22亿立方米。淤积之严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座“黄河第一坝”就会淤废……
以仅仅清澈了六七天的库区水色湖光，付出的太沉重的代价是耗尽无数人力财力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几乎淤废！宣传中可以“通航”，“可以在邙山到海口间790公里长的河道上，行驶500吨轮船”的人造航道，也以这种几乎是“神圣的荒诞”的方式仅仅存在了六七天以后，永远消失在了地平线以外。滑稽的就是那些想要在这个航道中捕捞打鱼的单位和人们。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原本想要在家门口养鱼的华阴水产学校撤销了。原本想要在这里航海的陕西省航海俱乐部也偃旗息鼓地回去了。而只高兴了六七天的潼关县航运队这时也只能垂头丧气搬迁出了他们盼望中的这个“港口”……
说起来这些还都是些小事情。
比起后面要发生的巨大灾难，这些还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太小的小事情。历史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人们也完全可以权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说心里话，在我检索过的全部有关三门峡水库大坝的资料中，压根儿就没有过这方面的只言片语；而当我在潼关，在大荔，在我所接触的移民和移民干部们讲给我的这些听起来像是“历史掌故”的事情时，我所有的感受便是“忍俊不禁”。
太有趣。
也太滑稽。
这些水产学校，这些航运，这些航海。
淤废了三门峡水库不得了，但比淤废了水库更要命的是，淤积的严重后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谓“回水”。陕西境内的渭河形成“拦门沙”，泥沙不再按它千古以来的自然法则向下游流淌，潼关河床因此抬高4.5米。渭河变成悬河，一旦决堤，洪水将首当其冲直泻古城西安！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预感中最可怕的情形不期然降临了。
周恩来总理夜不能寐了。他坦然告诉人们，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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