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王福义回去的地方，就是他当初离别的地方--三门峡库区大荔县韦林乡。可是，令王福义和移民们痛苦与沮丧的是，这片土地，像是一个失散了二十多年的亲娘，二十多年后骨肉团聚，亲娘老子却不再认自己的骨肉了！这片土地变得暴戾无情，变得刻薄悭吝，仿佛她曾被恶魔掠去过阴曹地府一遭，心肝脾肺全换过了……
她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片热土。
也不再是他们渴盼梦想了多年的那片土地。
--答案还是在五百里之外，在三门峡水库。
仍旧是黄河泥沙的问题。
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影响和改变了这片土地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原先的风调雨顺变得风不调雨不顺了，原先肥得流油、肥得让人眼馋的富庶的八百里秦川中的“关中白菜心”，如今成了不毛之地，成了盐碱地，成了水涝旱灾频仍的贫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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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阴鸷地报复了想要蔑视它和想要限制它自由的人类。
三门峡水库在运行了仅仅两三年以后，库容量就淤废了将近三分之二。假如泥沙仅仅淤积在了水库里的话，那还影响不到在它上游的黄河最大支流--陕西境内的渭河。但情形根本不是这样。一条河流，其实就像人一样，它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自然地按照自然规律流淌的河流。河流也都是有生命的水流，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形态。人类只能按照自然规律，在尊重河流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它。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禹知道。他不是像他父亲鲧一样，以“息壤”【传说中的一种神土，可以自己生长不息】去壅塞洪水，而是改为疏导。即改“堵”为“疏”。
禹因此才被尊为神圣。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世纪初乃至中叶修高坝大坝而导致了无数地理与地质的自然灾难与灾害以后，突然幡然醒悟。原来人不是自然的上帝，人也不是养育了人类的母亲河流的上帝。人必须像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权利一样，尊重每一条河流的生命权。人不能轻易地在河流身上开口子；修坝，尤其是修大坝、高坝，就等于在河流的身体上开大口子动大手术，必然会损害甚至窒息河流的生命。基于对河流生命的这种认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发起了一个反对高筑坝的运动，其理论就是要尊重河流的生命自然形态。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拥有一条自然流淌的河流，它带给人类的福祉远比切割它的肢体用来发电重要得多！
黄河本来不清，奈何人要让它变清？！
黄河万古如斯混浊地流淌了上亿年，奈何我们非要把它变为一股清流？！非要“黄河水清”？！--“黄河水清”，就是为了“圣人出”？！
我们聪明的人类想超越以往的圣贤，甚至想超越神圣的大禹，做到大禹也没能做到的事情，让黄河水变清。结果，历史一个轮回，我们又回到了禹父鲧的道路上--堵。在黄河三门峡这个地方挖一个巨大的槽，这个槽，人们叫它“水库”。由于当初的好大喜功，当初想要建一座旷古未有的“天下第一坝”，就修了这座堪称“伟大”的高坝大坝--而不是像挪威人安立森和水利专家李仪祉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建议的只是修一座拦洪坝，以调节水位，解决下游的水患问题。这座高坝大坝，不错，解决了下游的水患，也浇灌了下游万顷土地，虽然并没有实现当初说的“航运”，发电也远没有达到当初说的“60亿度”。可是，大坝的存在，却从此害苦了号称“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
水灾和水患危害到了历史上黄河从来都不危害的陕西渭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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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改变了脾性。
你看它是驯服了，其实，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由于三门峡水库的存在，黄河之水再不能顺畅地从上游流向下游。水势从截流部分的陕西潼关段以上变得极其缓慢，水缓则泥沙淤积：水流了下去，而泥沙则滞留在了上游。久而久之，黄河病了，黄河像患了小儿消化不良症，肚腹变得鼓胀。而鼓胀的这部分，就是陕西境内的那段黄河和黄河在陕西的支流：渭河和洛河。
本来，黄河自北向南而来，直冲潼关北城墙后，蓦然呈90度，从潼关城折东而去。渭河南流至吊桥村以后，在潼关附近汇入黄河的入河口宽达10余公里，现在突然收缩到了1公里，变成了个“细脖子”。这样，当黄河发生大洪水时，上游的水不但不往下流，反而从“细脖子”的地方倒灌回来，在渭河河口淤成所谓“拦门沙”。“细脖子”和“拦门沙”又加剧了泥沙淤积的速度，致使黄河潼关段河床高程持续抬高。资料表明，到1991年10月，三门峡水库运行30年后，潼关河床比建库前抬高了约4.6米左右，多高？相当于两层楼房那么高！
受潼关高程的影响，陕西境内的黄河、渭河、洛河的河床也均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水位上升。最最可怕的，也是最最让人担心的，是我们从前姜太公姜子牙钓鱼的渭河，诞生和养育了周文王和周武王，诞生和养育了周秦汉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王朝的渭河，已经由地下河变成了地上河--高出了地面水平线。渭河的部分河段变成了“悬河”，滩面淤高了1~4米！
不要小觑了黄河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一条河流，可以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种族生存的灵魂。尼罗河养育了埃及数千年的文明，地中海为沿岸数国滋养了蓝色文明，德意志民族的莱茵河、印度的恒河、俄罗斯的涅瓦河、美洲大陆的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有了这些著名河流才有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人们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著名河流突然从某个国家的版图上消失；假如真有那一天，恐怕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灾难的降临甚至毁灭，就像亿万年前的恐龙一样。
且不说一条河流突然消失，单单就是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这样在地球的变化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件，对生存在这里的人们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灾难真正地降临了。
灾难降临到了这片不幸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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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洛、渭三角洲昔日的富庶，对回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久远的童话。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已经成了不争的、十分严酷的现实。由于地下水位普遍抬高2~3米，本来地势平坦的土地变成了低洼地；地下明水上升，又造成大面积土地盐碱化。水涝地和盐碱地的面积到了90年代初叶已达12万多亩，占重新回到库区的移民安置土地总面积的40%以上。
由于泥沙壅阻在潼关河床一带，深受“消化不良”之苦的黄河剧烈地扭动起躯体，渭河河道摆动加剧，在三门峡以上河段形成十多处“S”形河流，塌岸十分严重。1998年秋，在采访过三门峡库区移民四年后，我又回到了这片曾经让我那么牵挂的土地，我和我们陕西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王寿森在潼关县县长的陪同下站在黄河边，我们脚下的黄河堤岸那时那刻正在发生着坍塌，轰隆，轰隆，脚下的泥土不断地塌到了黄河里，转眼间便被滚滚的黄河水裹挟而去。潼关县县长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塌方一直在持续着，潼关县的土地也一直被黄河水吞吃着……
不仅如此，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10多年后，黄河主流开始西倒，将渭河河床吃进4.2公里。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黄河西倒夺渭”。“夺渭”的结果是使得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成千上万亩土地塌进黄河。仅移民返库后最初的短短两三年时间，因此而损失的土地就有2.3万亩……与此同时，与陕西隔河相望的黄河东岸，山西省永济县却好端端地“长”出了18万多亩土地。大自然发生了一幕无声无息的血腥战争，一方面是陕西的失地，一方面是山西的得地。
有着“失地”之痛的陕西移民，更有着洪水威胁的心腹之患。
原先迁离这片土地时，作为三门峡库区占地的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如前所述，这片土地重新又“裸露”了出来。移民既走，这就成了一片广袤的“无主之地”，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部队、厂矿企业、社会团体就把这片百万亩的关中沃野变成了他们“大办农业”的大战场。以后，有的走了，有的来了，最后形成了三大国营农场和三大部队农场、四大靶场及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后在国务院和水利部的主持下，只能归还给移民库区土地30多万亩。移民从部队和国营农场接收的这30多万亩土地，绝大部分分布在黄、渭、洛河边，堤外地仅10多万亩，近20万亩耕地直接受到洪水的威胁。1992年8月，渭河南山支流、柳叶河等决口【原因仍旧是渭河河床抬高，回水倒流进了渭河的支流】，淹没库区移民村庄14个，受灾移民达1.1万多人。
河流发生的变化，也影响到了这里的区域性气候。水龙王不再眷顾这片土地，过去的风调雨顺如今变得风不调雨不顺。不仅年降雨量减少，而且，在最需要雨水的冬灌春灌时节，偏偏这里的云彩不降雨……
到此为止，凡大自然能够给予人类造成伤害的角色全都粉墨登场了。洪、旱、涝、碱和泥沙、塌岸相互作用，轮番肆虐，搞得这片原先的“浩穰之区”变成了贫瘠的、几乎不播种希望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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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生活在当初安置的渭北旱原上的张新年老汉，在和命运苦苦相搏了近40年以后，已经彻底绝望了。从前黄河滩上的好日子，“移民之前我们在黄河滩有很好的生活。”--成了依稀照亮着老人残存的日子里一道微弱的昏黄的残光。不想还好，想了就更难过。可不想却又总在想，毕竟人生中曾有过“过去的好时光”，那十几亩上好的水浇地，那气派的一院六间房，那架子车、飞鸽自行车，那三四只奶羊、一条大耕牛，那双铧犁，那一亩八分地的桃李飘香的果园……在我采访过的移民中，张新年老汉是最为不能让我忘记的一个人，我当时，以后，乃至过了15年的今天，我都能够感受到当时，以后，15年后的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种酸痛和刺痛。就像是一个永远新鲜的伤口，永远张开着刀划开的血口，永远都不能愈合。从那时到现在这十多年里我曾多次地告诉朋友们，我说，是采访和接触黄河三门峡移民，是移民和张新年老汉改变了我关于“贫穷”的观念。我说，在此之前，关于“贫穷”我的观点是，贫穷是可以战胜的。但在这之后，我说，有些时候贫穷是不可战胜的。我说，我那时候对贫穷绝望了。因为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穷坑”，“穷坑”就是人无法战胜的一种贫穷命运。面对这样的一种“坑”，人无法抗拒，也无法战胜。我说的就是张新年老汉。澄城县罗家洼乡车盖村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到我见到老汉的1994年隆冬，老汉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瘦弱和病弱的老人了，而他说，他还新开垦了三亩荒地。别人的地里能打四五百斤粮，他的地里只能打一百斤粮。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很简单，旱原上的水要花钱买，他没有钱买水给地里浇。别人的地里有化肥施，他的地里没钱施化肥。于是，地就越种越薄，人也越来越穷。贫穷，就像一个深坑一样了，再也让人翻不了身了。
是他不够勤劳吗？
当年【1933年】十多岁的他随父母流落到黄河滩，到1959年背井离乡离别黄河滩，他已经挣下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家业，过上了那时候许许多多城里人都很难过上的“很好的生活”。这说明，他勤劳，能干。但从1959年到1994年，他用了35年的光阴，还是同样的一个张新年，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走进一个当地人叫“窄半院”的院子，一间破土窑里，点着一盏豆油灯。这是1994年1月9日，一个将近年关的数九寒天的日子，一个阴云密布的大风雪的前夜。连张草席也没有的土炕上，堆着三床黑乎乎的破棉絮。这就是他们过冬的“被子”。所以黑乎乎，是根本洗不成。这三床破棉絮，是以前政府救济的。张新年老汉和小儿子五金身上穿的破棉袄，也是政府救济的。既有五金，那我想，就该有一金二金三金四金，五金的上面，应该还有四个哥哥。一问，连五金在内，老汉一共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娶不上媳妇，就在前一年，老汉才把三儿“倒插门”给了女方家里。这个家是真正的一贫如洗，真正的家徒四壁。全部的家产，就是3口大缸和一个破旧的板柜……
张新年从前用了26年能够“脱贫致富”，如今用了35年换来的却是“赤贫”！
我无法想通。
我无法对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赤贫”想通。
同样的一个张新年，同样的勤劳，同样的能干，换来的却是天上地下两重天的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么，是勤劳强大，还是命运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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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读过的书所有懂得的道理，在此都不起作用。
--因为我无法解读这样一种贫穷和贫困。
--因为我从此知道了命运对多么多么多的人不公。
--命运对三门峡移民的不公。
假如当初他们不移民呢？他们又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又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假如，历史也不相信假设。
和张新年老汉的命运完全相似的是祖籍山东的赵玉君老太和老汉程光学。“高寿”81岁的老太和老汉。老太的案板上放着两只小碗：半碗蒸南瓜，碗底一点白萝卜条。寒冬腊月将近年关靠着南瓜和萝卜充饥的耄耋老人很满足，很知足。老太挂着满脸笑容说：“比刚搬上来时吃糠团团咽不下，咽下去拉不下，现在还算享点幸福。”
原来，“幸福”的概念也能够是这样？
……
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
就在我见到这位河南籍的张新年老汉，见到山东籍的两位高寿老人赵玉君和程光学的同一时间，某报登载了一条新闻：由于三门峡水库发挥效益，“目前花园口乡已奇迹般地全部变成了稻田丰收田，平均亩产780斤，当年黄河泛滥成灾的痕迹已从这里的大地上全部消失”。看到这则新闻我相当感慨。真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当年，因为黄河泛滥成灾，这些河南难民，这些山东难民，为了逃离贫穷，逃离苦难，逃离冻馁交加的命运，而弃离祖宗之地落脚到了这片当年还是一片荒滩的黄河滩。他们开荒种地。他们用勤劳的汗水把这片当年的荒滩野洼变成了一个人间的伊甸园，一片富庶的和充满了生机的土地。有一天，人们告诉他们，政府要修三门峡大坝了，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你们。他们走了。他们含泪告别了他们抛洒了青春和热情的这片热土。他们的伊甸园。他们中的有些人远迁到了宁夏，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甚至，家破人亡。他们中的有些人搬迁到了这个著名的“饿死寡妇”的旱原，几乎毫无希望地挣扎在贫穷和贫困中……
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后，当年他们逃难离开的黄河下游，他们曾经的故乡河南和山东，成了稻米飘香的“小江南”--而他们，却再也不能够回到那里。
这一切，仅仅都是为了黄河。
仅仅都是为黄河上修了一个叫“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
是为黄河的一次泛滥和一次筑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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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要我们再回顾一下诗人的诗句？杜甫的诗句？杜甫的“三吏”、“三别”？--“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