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雨是什么？那是上海话，人们对春天里那种蒙蒙细雨的称谓。总书记通过几番调查考察和听取各界意见，心里已有几分数了。对长江三峡的正面宣传的“毛毛雨”从此开始“下”起来。
中宣部、水利部随即包下一艘游轮准备赴三峡实地采访，回来好在各媒体下“毛毛雨”。不想，大江中部的“毛毛雨”尚未见到，华东的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江浙皖闽和上海等省市，损失惨重。显然，华东特大洪水主要是因为长江的原因，这条大江实在无法顶住上中游的巨流滚滚而下，于是把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淹了个“咯噔咯噔”。这场洪水对华中的湖北湖南来说是小头，但两省损失也不是小数，1000个亿哩！
别说，坏事也有好的一面。原来一些对建三峡工程有些不同意见的人，这会儿转得特别地快。一个月前还明确表示对三峡上马与否要“慎之又慎”的同志，在目睹了洪灾的严重后果后大声疾呼道：三峡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视！迫在眉睫！
总书记笑了：这回“毛毛雨”真的下得恰到好处。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交全国人大审议。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提交议案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这就有了一个多月后那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
三峡的命运注定曲曲折折。就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被三峡工程“主上派”称为“领头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这一消息传出，令“主上派”们心头好一阵紧张。关于王任重对三峡工程上马所作的贡献和努力，在党的领导层内人人皆知。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任期间，经历了1954年武汉被洪水围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在决策三峡工程问题时，王任重全都参加了，而且他的意见一直影响着三代领导的最终决策。“三峡工程能上的话，我愿意前去担当工程总指挥。”王任重在年富力强时曾多次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过态；在他年高体弱的20世纪90年代初，还向江泽民总书记表过这样的态。“三峡梦”是这位坚定的老革命家毕生的追求和夙愿。据他身边的人介绍，在三峡工程进入最后几年的论证阶段，只要有人向他谈论有关三峡工程的事，身居要职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立即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有位专家说，仅他一人通过王任重之手转给中央领导的有关三峡方面的建议书就不下十几件。每一次，王任重都办得非常认真，直到有回音为止。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比别人早知道这一年的人大会议上要将三峡工程上马的决议提交表决。作为政协的领导，又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主上派”，王任重更加激动地期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时，他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两会”开会前4天突然病情恶化，猝然逝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长江滚滚东流，不舍昼夜。共产党人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群山峡谷同在。
然而历史仍在前进，三峡工程如同已经扬起的风帆，它正以不可逆转之势等待人民代表的审定。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三峡工程这样引人注目的表决，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
笔者当时作为中央某机关报的一名记者，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屏上显示出《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突然，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大厅的西侧。全场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主席，我要求发言！”老者挺直身板，在众人注视下毫不含糊地面对主席台，高声说道：“三峡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应作为重大方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方案处理呢？”
那一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片哗然。
人们等待着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的声音。
万里终于说话了：“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席上又是一阵躁动。在代表们按下自己神圣的按钮时，只见那位要求发言的老者和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离开座位，退入与会议大厅一墙之隔的宴会厅。后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虽然对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获得充分表达有些不满，但仍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中国决策层是尽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仅这一点便值得载入史册。
正当这两位代表向记者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时，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梦想70多年，调查50余载，论证40个春秋，争论30个冬夏，三峡长梦终于成真。
作为那次“两会”的历史性见证人之一，我同样感到激动，但也同样有种感觉：我们的那些决策者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中，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其实恰恰相反。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水利大国和修建水电站非常在行的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之前，三峡大坝的不远处，中国建起了另一座大水电站--葛洲坝。由于葛洲坝的坝址地形、地势、河流等因素远复杂于三峡坝址，加上葛洲坝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级大坝水电站，早在中央决定建设葛洲坝时就提出了要将它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所以，业内人士早有定论：既然我们能建葛洲坝，三峡大坝就不在话下。可是三峡工程毕竟是超世界级的人类从未有过的巨大水利工程，技术难题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可专家们包括那些社会学家们甚至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们更担心的是移民问题，一百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园，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这谈何容易！更何况，伴随这一百多万人的还有那些城市、乡镇，那些工矿企业、学校医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因素！
今天的移民，移的单单是一个活脱脱的人吗？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
百万三峡移民因此被称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
移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实是难民、贫困、危险因素的代名词。
是你们中国人有特别的能耐？你们以往搞过的水库移民不是已经有过极其惨痛的教训吗？三峡移民人数众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们经受得起这100万移民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冲击波？
我们不仅能经受得住，而且要使百万三峡移民都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国领袖们如此说。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壮举也全面拉开帷幕……
一个直辖市的诞生
外界也许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幸运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接近100万】，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城市。
新重庆市的诞生源于三峡移民。三峡移民催生了新重庆市。
笔者在20多年前到过一次重庆，那是个极短暂的停留，前后不到三四个小时。照理像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难得去一次曾有“战时陪都”之称的名城重庆，理应好好观光一下，怎么着也得待上一两天。但我没能做到，住惯了江南的名城，游惯了上海、广州，我实在无法接受当时的重庆那种出门爬坡、上码头登几十几百级石阶，到处人拥犬噪、污沟臭水满地以及阁楼歪歪斜斜的景致。然而，就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五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庆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来时的重庆旧貌，到处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楼群，是比广州、上海更宽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与立交桥，是直上直下轻盈平稳的码头升降车……特别是重庆的夜晚，我以为绝不亚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丽和华艳。山城之美艳，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动，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头的叠彩，朝天门的歌声，以及时而在足下时而在楼顶穿梭的车水马龙，加之素来爱美爱俊的市民，新重庆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她带给你的是激动和陶醉、亢奋与思考。那种在目不暇接之后就想伸开双臂将其拥抱、为其欢呼的冲动，不是哪个城市都会有的。除了第一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东“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滩的夜景时，我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外，重庆是又一次这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她还在建设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见多识广的过往者。
重庆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这位在重庆人民心目中有着很好口碑的“老重庆”，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专司领导三峡工程事务。谈起重庆建市前后的变化，他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成立，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这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到。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查工作，下岗职工们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让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这几年她的产业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先那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我当时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发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说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也恨自己没长三头六臂。面对这么个城市，这么个大摊子，怎么办？靠大家一起动手奋发图强呗！而这时我们重庆又幸运地得到了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三峡移民使重庆市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蒲海清这样的老市长，还是现在的重庆市新领导班子，他们和三千多万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新重庆的诞生与命运，与三峡移民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这件事与一个人有特别关系，他叫李伯宁。此人既不是现在的重庆市领导，新重庆市的那么多官位也与他无缘，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员，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员，但他的命运却与新重庆市的命运密切相关。
李伯宁，现年85岁，河北人，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英名传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在著名的肃宁大捷中威震敌胆。可他又是个“文人”，当游击大队长时就经常写诗作文，而且这种爱好到当上部长后依旧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写的简历中，当官的经历写得很少，大半内容是记述他一生的文学成就。2002年国庆前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给了我一些作品。我几乎一夜之间看完，我有两个重要发现：这位老革命家从年轻时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长岁月里，对文学的那种激情始终如一。他笑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最老的会员--1995年加入作协时，他年届八旬，已在部长级职位上干了二十几年。第二个发现是，李老不仅自己酷爱文学，并造诣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连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响”成了作家，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岁时，李伯宁和夫人都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生在燕赵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长／父亲传给我做人真诚、善良／战火锻炼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苍／从此我只相信实践／红就是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黄就是黄／任它众说纷纭／任它地动山摇／我屹立不动／自有主张／我嫉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高官权势／我视如草芥／我不争宠献媚／也不卑不亢……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岁高龄的李伯宁，依然像热血少年般地抒发着这份赤色纯真，这份铁骨铮铮。
17岁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大队长的他，后来跟着毛泽东等共和国元勋们一起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党的一声号令，使这位梦想当作家的职业革命家，来到了水利部，并且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辈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员。
198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在这之前，由于三峡工程一直在酝酿之中，所有准备工作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李伯宁就任筹备组组长之前，不叫“三峡省”，而叫“三峡行政特区”【有点像深圳经济特区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间两个字】。1984年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有悖于《宪法》，故而经邓小平同意，干脆叫“三峡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