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风水
在国际公司工作，遭遇最多的就是文化冲突。
冲突的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一方无法说服另一方，于是各安天命，井水不犯河水。另一种则是一方妥协或被同化，在老外们永远看不懂的中国市场，令爱国白领们骄傲不已的，往往是中国文化以无需解释、毋庸置疑的不妥协姿态获胜，继续谱写5000年来不被外族统治的辉煌。其间，以本人亲历的“意大利风水事件”最为典型。
2008年7月2日，公司的邮轮在中国首航。为郑重其事，公司特邀意大利国宝级艺术家、都灵奥运的总导演担任首航庆典导演，一众演员、道具、声光电等多媒体从意大利海运而来。这一场表演耗资700万人民币，在上海港露天举行，被视为公司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重要性不言而喻。来自意大利、美国、京沪港的众多名流和官员的出席，更是令演出只能成功，不可失败。7月适逢上海雷雨天气，我们密切关注天气预报至活动前三天。预报明确显示，当日会有5～6级阵风和雷雨。到活动前一天，天气预报已精确到小时，活动将在8:00开始9:30结束，而短期预报说晚6点到午夜间将有狂风暴雨，而且从不同的消息来源看，以上消息都被确认无疑。
6月30日，陷入绝望的我在香港与朋友吃饭，其间提及此事，不禁忧心忡忡。朋友闻听缘由后，问我何不找找陈师傅--香港有名的风水大师，闻言后我如同抓住救命稻草，立马依言致电陈大师。如同其他专业供应商一样，陈师傅在重复确认我的要求是7月2日晚6:00～10:00不能下雨后，说他回去做一些功课后再答复我。未几，一回到办公室，我就收到了一纸传真，上面仔细标明了何时何地何方位由何等属相的人上香，连尺寸顺序等细节都一一写明，显得无比专业，胸有成竹。
虽然多少有点半信半疑，本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原则，我还是立即致电上海，让活动供应商依言安排。同时按香港朋友的指示，准备一个红包给陈师傅以表谢意。我于是填好市场费用申请表，以市场顾问费的名义申请6000港币，并以陈师傅传真作为附件，马上呈给我那在意大利土生土长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上司。在听完我长达10分钟的详细解释后，他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说：“天气预报说活动当天会下雨？”
“对。”
“如果有雷雨，活动得取消？”
“是的。”
“所以这个人可以想办法把风雨停了？”
“唔……你可以这样说。”
他盯着我，像看着一个疯子。“Ella，”他说，“我知道你压力大，也很忙，但我也很忙，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没有开玩笑。”
“你申请6000元付给这个人试图把雨停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疯了吗？”
“这是中国风水，不是玩笑。”看着满脸坚持的我，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说：“OK，我可以去问问我们CEO，他在亚洲待了十多年，他如果同意，我没有问题。”一分钟后，他拿着签了字的申请单走回我办公室，脸上带着比刚才更为迷惑的表情说，CEO还没等他说完就说，花6000块为700万做一个预案，值得试一试。
7月2号一早，也一直关注着天气的意大利团队在好奇地向我打听了现场的铺排的作用后，安安静静地排了队，一个个在香案前虔诚地烧香，嘴里念念有词，场面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一直到活动开始，天气闷热，乌云密布，但滴雨未落。9点50分，活动结束，客人陆续散去，突然，黄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风也跟着刮了起来。正在登船的销售总监对走在旁边的CEO说：“我们真幸运。”CEO说：“在中国，幸运是要花钱买的。”
故事的结束，是陈大师向我要意大利人上香时拍的照片。我的老板花重金请他在办公室和家里看了一圈后，依言把一头巨大的神鱼雕像放在了办公桌后面。看样子，双方都对这样一个成功皈依中国风水的结果表示满意。
把达·芬奇戴在手上
国际最大传媒代理公司的传立媒体在2007年进行了一项调查，对象是中国的公司高层、私营企业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媒体习惯命名为“中国新贵”（New Rich）阶层。调查显示，这些新贵的需求排序与传统的马斯洛需求金字塔非常不同。位于顶端的最高需求，并非自我尊重，而是身份认可，也就是大众和社会对自己的成就和阶层的认可。
金庸说，有些皇帝之所以登基后行为乖张，为所欲为，是因为从小在深宫备受压抑所致。如今，大家的认可饥渴，想来是从小批评多，认可少，以及贵族消失了半个世纪后的强烈反弹，同时也应验了人总是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一理论。看门的人往往拿鸡毛当令箭，吆吆喝喝，为的是要别人把他当回事；没钱的人偏要穿个假名牌，为的是要别人以为他有钱；有钱的人则要收藏艺术品，为的是要显得有文化。乡镇企业广告上出现的老总，总是做打电话看电脑状，显示其企业现代管理的场景；沪上大企业家在镜头上露面，则手里要拿着一本名为《艺术家》的杂志，也不管里面无非是一些毫无艺术感可言的宴会菜单以及社交生活。在欧美颇为贬义的词“新贵”，在中国已失去了其原有的“暴发户”含义。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没有老贵，只有新贵和新新贵，或者是还没贵。中国也没有“低调”这个词，群众们普遍认为，没有低调，只有没料。
有了这样的消费观，有了这些“最有影响力和消费力”的城市三高（收入高、职位高、学历高）人群，有了无数高喊“成为少数是多数人的梦想”的广告公司，于是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的高端品牌们需要上的第一堂课，就一定是如何让该品牌成为少数人或那些想成为少数的多数人的身份认同工具。无怪乎中国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在这个市场占先的，往往是那些有着巨大标识如LV的品牌们。
香港中环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书“把达·芬奇戴在手上”，我看了一直以为是画展一类的广告。路过几次后，才看清是IWC手表广告，如果它针对的是有钱要文化认同的人群的话，该广告已深得精髓。成功地在少数或多数人手上登陆应该是指日可待。
以上精神贯彻到办公室，更是事无巨细，都有讲究。男的以前讲的是三小件，皮带、手机和手表，这还只是带在身上的东西。现在更有了所谓三大件：车子、宅子和路子。开的，住的，以至于交往的朋友，无一不是炫耀的工具。女的讲求的则是全身，首饰、包包、衣着、鞋子，非名牌不得在公司昂首挺胸。这一套行头，可以在面试、谈判、晚宴和种种日常工作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作用有三：
1.亲近对方，创造惺惺相惜的氛围。谈判伊始，如果发现大家开的都是悍马，则一拍即合的可能性大增。有广告公司到某手机公司比稿，刚一坐下，七个人就从口袋里齐刷刷掏出各款该品牌手机一字排开，比稿成功自然不是一个意外。最近的例子，是某中国人面试某法国公司的高管，因一方放在胸袋里的小小手帕而胜出，因为此举被法国公司解读为了解欧洲文化，并有中国人身上少见的绅士气质云云。
2.清楚地表明“我是谁”，让品牌表现自我个性。我有个搞创意的朋友，周身没有一件大众名品，天天炫耀的是设计师品牌和限量版。一旦某品牌销量飙升，立即被他摈弃，不再录用。去年，他带着在意大利订到的第一批Prada手机去印度出差，海关官员险些因为不认识这一款精致得不像个手机的东西而将其没收。幸亏在危机的最后一刻，他突然在背面不起眼的底部发现了熟悉的LG商标而得以幸免，这个自我表现，不免有明珠暗投、抛媚眼给瞎子看的嫌疑。
3.自抬身价，给对手以巨大压力。比如手持最新款Gucci包翩翩然上班，让还拿着上季货品的办公室对手自惭形秽。但自抬身价往往也有用错力的时候，上个月，一家公关公司的总监带领团队来提案，一切顺利。送走他们后，我和同事开会决定用不用这间公司。出乎预料的，老板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她手上的戒指？”
“没，为什么？”
“钻石比你的还大，甚至比我老婆的还大！我觉得这不是一家踏实的公司，我们选另一家吧！”
我和下属无言以对，只能委婉地通知对方。估计他们想破头也想不到，失去我们这个客户，都是钻石惹的祸。
ABC，BEC和CBC
你以为我要谈论媒体集团吗？其实我这里讲的是人，中国人。或以时下流行的说法，华裔。他们在公司里，在社交场合越来越多地出现，逐渐取代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和香港人成为办公室的新势力。
ABC（America Born Chinese），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长了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模样，却拥有美国人的做派和思维，外黄内白所以被称为“香蕉”。ABC在美国就是一当地人，有少许从父母或长辈那里得来的中华遗风，或是“时光就此停留”，对中国的认知就停留在父母去国离乡的那一刻。
一个留学美国的朋友说她先生追她时，满口的说话都活脱脱一部粤语长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视剧）的对白。第一次约会时，他拖腔拿调地用标准谢贤的口吻说道：“小姐，你令我倾心，如果我冒昧地请你赏面再出来吃饭，你会不会应承呢？”我们闻言差点儿席间喷饭。
ABC一旦回到祖国，会因国内情况和父辈的告知相去甚远而发出比老外还大声的友邦惊诧。更让ABC们不习惯的是，来到中国后，在各种消费场所，在被理所当然地用中文沟通失败后，服务业从业人员们即刻之间，就会在脸上浮现出“中国人样儿，为什么满嘴洋腔”的不解或是鄙夷。自己心里当自己老外，却被国人不当老外的落差往往令ABC们怅然不已。
BEC（British Educated Chinese）就是在英国念书的中国人。套用浦东国际机场英国教育机构的广告，乃是“中国出生，英国成才”的这些人。近几年国内大小户人家都纷纷将子弟送往英伦，为英国学校贡献大批白花花的的银子之外，还制造了这一群英式做派的中国人。两三年的留学生涯，一嘴的牛津腔，外白内黄被称为“鸡蛋”。在Armani的派对上，就一口气认识了四个“花一般的”BEC，一水儿紧身裁剪的白色衬衫，上面四粒钮不扣，露出健身房里努力练出来的部分胸肌，竖起的头发，粉色的配饰，用手绢，大有贝克汉姆风格，更深得伦敦“都市美型男”的精髓。
CBC（China Born Chinese），就是中国出生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内黄外黄是不折不扣的“枇杷”，本来没什么好说，但随着北京、广州、上海“国际大都市”的越来越名副其实，不只电视台里的港台腔越来越重，众多出没社交场合的土著中国人也开始幻想自己的子虚乌有的海外血缘关系，或者海外经历。总有很多CBC不甘心做枇杷，要做大，在外面又圈又点，硬把自己搞成了黄白不分，外表奇特的“菠萝”一只。出门在外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按想象杜撰一些故事而无人识破，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会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有将陈（Chen）的拼音在电邮或名片上写做香港拼音Chan的，也有台湾口音比宪哥阿扁还要重的纯正大陆人。沪上著名的Party Animal，坚称自己在台湾长大，但有台湾人却爆料说，她的一口四环素牙绝不可能Made in Taiwan！
好在，上天成全有心人，这些不甘心做CBC的朋友们，多半可以修得正果，嫁给海外人士，然后很快有一些CBA、CBB的宝宝出生，于是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圆了一个提升血统的美梦。
全球化和双鞭汤
2008年元旦一过，媒体便纷纷提前享受着奥运所带来的狂欢气氛。长篇累牍充斥着“世界”、“国际”、“中国”、“微笑”等关键词，仿佛世界骤然浓缩成一个地球村，而地球村今年的村长就是咱。一厢情愿地以???天下太平，全球大同，暂时忘了美军还在伊拉克，巴基斯坦刚刚发生了爆炸案。地球上诸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因为大同，而是世界的大不同。
世界是不是大同我不知道，只知道平时在公司里，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文化已是大不相同；就算是在外国公司，美国公司与欧洲公司风格也不一样；而同一间公司里的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等更是大大地不同。我的在英国公司工作多年的朋友，进入一家西班牙公司，每天陪着一大群西班牙人晚八点喝个餐前酒，十点开始吃个持续到半夜两点的晚餐，在三个月晨昏颠倒的折磨后，终于毅然离开了这个待遇还不错的西班牙公司。
由于长年受美国大片如《欲望都市》、《越狱》的熏陶，还有国产小品和劣质商战电视剧的误导，大多数中国人对老外们形成了以下误读：
1.是老外必过圣诞节。每年圣诞节前，在中国生活的犹太朋友必然收到不少中国朋友寄的卡片，里面还要特意在比较中性的政治正确的“Season’s Greetings”后面，大大地写上“Merry Christmas！”无视犹太教并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更不会庆祝他的生日这一事实。
2.老外么，要么叫保罗，要么叫大卫，要么叫西蒙，这才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外国名字，倘若忽然取了超过三个音节舌头打卷不易念的名字，那简直是人民公敌。我有个同事，叫做Brancaleoni（布兰卡利奥尼），甫一在中国落地，就速速给自己取了个简易中文名“马司模”。一次上京至某部委开会，桌上的名牌上写的居然是“司马模”。他马上看出这与他的名片不太一样，我只好跟他解释说司马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姓，不是历史学家就是政治家。他怒气稍平，但接着反应过来，又抱怨道，“马司模”三个字都是我的名，不是姓！
3.一个老外，一定可以代表他所来自的国家。有一次冬天在昆明，我和中国通的美国朋友在郊外泡温泉，正在石头堆成的池中飘飘然放松。突然从角落里淌出一个貌似老干部的老头，在礼貌地赞扬了老外的中文水平后，突然脸色一变，满面严肃地问道：“你对布什增兵伊拉克怎么看？”俨然是记者对白宫发言人的口吻，跟水暖莺飞、裸裎相对的场面实在是格格不入。
4.是老外必狂爱中国菜。这一点多半是从众食品广告中竖大拇指的洋人身上推断而出，所以如有机会请老外吃饭，必自豪地将世界饮食大国的架子摆足，不点满一桌不罢休，菜不惊人死不休。以我多年的跨国宴请的统计，宾主尽欢的当然不少，但若遇见点菜者民族自豪感过于强烈，则结局往往不妙，菜品里充斥了营养珍稀之物如蛇、蝎、蚕蛹、狗肉，轻的会导致被请老外当场呕吐，重的要回国找心理医生作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