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创新资产阶级与创新官僚阶级都是由有创新能力的人组成。他们在一个微观领域里是有效的资源配置者；同时他们极其有效地影响他们所在的宏观大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他们的创新活动。不管主观意识如何，创新活动可能是建设型的，也可能是非建设型的，甚至可能是破坏型的。根据鲍莫尔【1993】的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任何特定时点上，“至少有一个主要因素决定企业的行为，那就是现行的管辖一个创业活动相对于另一个创业活动回报的规则”。例如，绿色企业或产品可以少交税或不交税，那么污染环境的企业或产品就会逐步减少。再例如，有创新产品【包括服务产品】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政府大量职能部门的领导由成功的、品德兼优的、有学位的民营企业家来担任，那么大批的学生就会在上大学前后就开始创业，学以致用，积累经验和创造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不是把他们的创新才能用到拉关系、找门路的非建设型的活动中。那么，最有创新才能的学生在毕业时就有自己的企业，当自己的主人，为人类创造财富；而一般的学生则受人雇佣。
我们可以将由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创新活动、激励机制、价值观念等称为创新体系。一个建设型的创新体系会鼓励创新人才崭露头角，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激励机制进行改革。例如，我们早期的唐宗宋祖就是最好的建设型创新体系，它们促进了当时的商业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公元769年、770年，每年仅在广州登陆的外国商舶就达4000余艘，而当时，广州仅仅是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著名的大港当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我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6个，临安是30万余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14世纪末，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9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伦堡、奥格斯堡不过一万人左右。
但是，中国的非建设型的创新体系也是中外闻名。例如，中国清代经过康雍乾盛世，在乾隆皇帝的后期就逐渐积弱不振。而将此“创新体系”推向极端的是从乾隆皇帝重用和丞相开始的。乾隆在66岁那年【1777年】看中了年轻的和，一名世袭的轻车都尉。和虽然没有任何功名，但是精通满、汉、蒙、藏等多种语言文字，精明能干，深得乾隆的赏识，由此集军、政、外交等大权于一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来成为乾隆时代举世无双的大贪官。和在乾隆死后的第五天被捕入狱；又十日之后，在狱中奉旨自缢。“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他的死而结束。相反，恃无功之尊、图无劳之俸的创新精神蔓延；腐败堕落，贪污贿赂，玩弄权术，笼络同僚，排斥异己之风在宫廷内外，帝国上下，官场兵营愈演愈烈。此后的中国受尽洋人的屈辱，无不与康雍乾盛世之后的这种非建设型的创新体系有关。
创新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为什么中国的大一统存在了数千年，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后的近代中国就受尽屈辱？简单说起来就是李约瑟所看到的，中国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创新资产阶级。在一个农业经济条件下，中国创新官僚阶级的最明智的制度创新就是将绝大部分的人口捆绑在土地上，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税收的来源。但是社会进步到二元经济以及工业经济的条件下，“抑商”就是拆了这个经济实体的脊梁骨。我在此谈到的创新资产阶级，不是那些获取高额利润的大财团以及那些靠拿利息、吃地租的消极资产阶级，而是千千万万不断发明、革新、不屈不挠、拼搏奋进的企业家。他们积极地组织和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社会资本】，创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新市场。他们在追求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获得自己的尊严和应得的利润】的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
美国的政治家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颁布《小企业法》。该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宣告：“美国私营企业经济体系的精华是自由竞争。只有通过充分和自由的竞争，才有自由贸易，自由进退商场，以及确保表现和发展个人主动性和判断力的机会。坚持和扩大这种竞争不仅是经济福利的基础，而且是国家安全的保证。除非小型企业实际的和潜在的能力得以鼓励和发展，这种安全和福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国会严正宣布，只要是有可能的，政府应当援助、咨询、扶持和保护小企业有关的利益……”在纪念《小企业法》颁布20周年时尼克松总统谈道：“从我们的国家诞生开始，小企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主意和发明，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和科学的发展。今天，小企业在美国仍然保持着最强大的势力。它是美国一半人口的饭碗。”
如果说“均田制”的实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大一统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大规模的深入的企业所有权则是社会进入工业经济后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非国营企业的迅速增加为中国的经济起飞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在1981～2006年期间增加了13倍，私营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在1989～2006期间增加了54倍，从1989年的9万多户发展到2006年的近500万户。根据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GDP从1981年的8000多亿元人民币到2006年的近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倍。
为了考察企业所有权深入程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曾对美国50个州的企业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用企业密度，即每千人企业数来表达企业所有权的深入层度，发现企业密度同经济福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密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年平均户计收入，年平均个人收入以及年州际生产总值分别增加1.10%、1.02%和1.24%；与此同时，贫困指数与贫富差别指数相应减少，其额度分别为-1.45%和-0.16%。
我还对美国四大种族的企业密度和平均户计年收入进行了比较【见表1】。按平均水平来讲，亚裔美国人最富有，2002年平均户计年收入为36216美元，比美国白人高出6218美元，比黑人高出87%有余。相比之下，亚裔美国人的企业密度最高，每千人拥有95个企业；黑人最低，每千人才有33个企业。我用同样的方法将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发现2002年的中国企业密度大约为美国1929年的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美国1929年的人均GDP是中国2002年的7倍。中国企业所有权的发展不仅有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
美国作为20世纪的第一大强国，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弊端已经开始成为难治之症。创新官僚阶级的腐败、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已经不是两党轮流坐庄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深入的企业所有权是美国人的灵魂。“大多数美国人对商务的热恋特别地集中在小型企业上。从托马斯·杰斐逊时期到现在，许多美国人看到了小企业主是最好的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缩影。”
美国初期那种勃勃向上的创新资产阶级精神，以及形成的创新体系，吸引力大批创新人才。1750年代作为逃犯来到美国的亚伦·洛佩斯，是为了避免他的祖国葡萄牙对他那样的犹太人的迫害。经过近30年的奋斗，在去世的1782年，他已成为美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弗兰克·马克沃特尔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庄园，并在那里作为奴隶生活了42年。他用出卖劳动的积蓄创建并经营硝石生产。他用自己的储蓄，首先买下他妻子的自由，然后换取他自己的以及孩子们的自由。在59岁那年，他置地建村，创办学校。他是美国的第一个黑人利用政府为他服务，并从政担任他所开创的“新费城”的市长。另一非裔美国人沃尔克也出生于奴隶家庭。她的父母死于流行型黄热病，于是她在7岁时成了孤儿。她14岁结婚以逃避姐夫的虐待。但在人们的记忆中，她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百万富翁的美国妇女。沃尔克在1905年开发了直发护理剂。敲门串户地销售她的产品，积累财富。1910年，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办一家工厂来生产她的系列产品。去世之前的1919年，她已是一个百万富翁，是美国20世纪早期一个最成功的企业家。
毋庸置疑，创新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由于利益相关，它的存在和运行对制约创新官僚阶级腐败和膨胀有很好的作用。远见卓识的创新官僚们应当坚持唐宗宋祖那样的创新精神，创造一个自由创业、自由竞争的条件，让成万上亿的民众充分享受他们的企业所有权，让他们在瞬息万状、变幻莫测的商品经济中发挥个人主动性、判断力和创造性，并将他们的创新活动规范引导到建设型的轨道上，让一个不断进取的创新资产阶级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健康地壮大成长。如果将数百万大学生看成是被配置的资源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如果将他们看成是资源的配置者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新世界。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那个新世界，而是如何有效地配置那些资源的配置者。
见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设置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布上谕停罢科举制，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的长期存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政治、文学乃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它曾促进了中国的强盛统一，也一度使得中国衰败落后；既有利于吏治的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朋党；既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又使学校沦为其附庸；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学子的人生光阴……总的说来，在科举制实行的前期，其进步作用较明显，而后期消极作用较突出。及至清末，科举制还来不及完成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便在历史的浪潮中消失了。”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Federico Sturzenegger and Mariano Tommasi 【1992】,“‘Deadlock’ Societies,The Allocation of Time and Growth Performance,”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Societies that allocate a higher fraction of resources through the political or nonmarket system will suffer from lower growth rates because much of their stock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will be used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decision and or to anticipate government policy.”
创新人才【Entrepreneur】；创新体系 【Entrepreneurship】。
William Baumol 【1993】,Entrepreneurship,Management,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The MIT Press,p.19.
这里有很多关于创新人才【entrepreneur】心理学的理论，例如“Need-to-Achieve”。
William Baumol 【1990】 “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5】:893-921.
William Baumol 【1993】,p.29,“…at least one of the prim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t any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is the prevailing rules of the game that govern the payoff of on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elative to another.”
被称为私人电脑革命企业家的比尔·盖茨在刚进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离开哈佛大学成立了他的微软公司。比尔·盖茨的很多创新活动是非建设型的。例如，他所实施的微软垄断策略对于新兴的电脑工业的发展极其不利。但是他对私人电脑的广泛普及，以及他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是建设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