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儿，我发现那个病人躺在床边的地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一条腿。他的表情既愤怒又警戒，既窘迫又滑稽--当然更多的是尴尬，还略带一点儿惊慌失措。我问他是否要回到床上去，他一脸烦躁地摇摇头。于是，我蹲在他旁边，顺手捡起地上的病历。病人自己说，是他那天早上过来作检查的病历。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神经病专家却诊断说他有一条“懒惰”的左腿--他们当时就是用的这个字眼--所以觉得他应该住院。他一整天都感觉非常好，傍晚睡得也不错，醒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好。据他说，直到在床上动了一下，他才发现，不知道“谁的”腿放在了他的床上--一条切断的人腿，好恐怖啊！
刚开始，他惊呆了，既惊愕又恶心--他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想到过这类荒唐事。他小心翼翼地碰碰那条腿，随即发现，除了有点“特别”，还有点凉以外，这条腿做得真是太逼真了。他转念一想，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肯定是个玩笑！一个诡异、缺德，但又绝无仅有的玩笑！那天恰好是新年夜，每个人都在忙着庆祝节日。有一半的员工都喝醉了，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到处都是一派狂欢的景象。他想，一定是在他熟睡的时候，一个喜欢恐怖和恶作剧的护士从解剖室偷来了一条腿，悄悄塞在他的床单下面，打算和他开个玩笑。想到这里，他就安心了；再转念一想，玩笑归玩笑，这样做又实在是有点玩过火了。他一边想着，一边要把这鬼东西扔出床外。但是--这时候他停止了自言自语，身体突然开始颤抖，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当他把那条“假腿”扔出床外的时候，他也被扔出去了--这条腿竟然连在他的身上。
“你看看它！”他表情激动地大喊大叫，“你遇上过这样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东西吗？我觉得肢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太不可思议了，也不知怎么的--真是吓人啊--这东西老缠着我不放啊！”他用双手紧紧抓住那条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把那条腿从身体上撕下来。见没有成功，他就愤怒地捶打着那条左腿。
“放松！”我说，“安静！放松点儿！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打那条腿。”
“为什么不呢？”他看着我，表情急躁而冲动。
“因为那是你的腿啊！”我回答，“你怎么会不知道那是你的腿呢？”
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茫然、怀疑以及恐惧。“哎呀！医生！”他说，“你当我是傻瓜呀！你和那些护士串通好了呀！你可不能和病人开这样的玩笑啊！”
“我没和你开玩笑。”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的腿啊！”
他看到我一脸严肃地回答他，随即陷入了恐惧之中。“你说这是我的腿，医生？你不会是想说，一个人总该认得出自己的腿吧！”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都应该认识自己的腿。我不能想象，还有不认识自己的腿的人！或许，是你一直在耍我们？”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没有……一个人肯定知道自己的身体，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但是这条腿，这东西它……”由于厌恶，他再一次颤抖，“感觉不对劲，感觉是假的，它看起来不像是我身上的一部分。”
“那它像什么呢？”我迷惑地问他。现在，我和他一样茫然了。
“它像什么呢？”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我来告诉你它像什么，它什么都不像，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不清楚这个东西该属于哪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一脸的惶恐和震惊。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你的状况不太好，请允许我们把你送到床上去。但是，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这条腿--不是你的左腿（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曾一度说那条腿是仿制品，并对某人挖空心思制造一个如此逼真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那你的左腿去哪儿了？”
于是，他的脸色再一次变得苍白--苍白到让我觉得他马上要晕倒。“我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它不见了，它消失了，找不到了……”
这篇故事发表以后，我收到著名神经病学家克雷默医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曾被邀请去心脏科病房探望一位病因不明的病人，他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的疾病，导致左侧偏瘫的心脏栓塞已经被切除。我被邀请去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晚上不停地从病床上摔下来，而心脏病专家又找不到病因。
我问他晚上发生过什么事，他很坦白地说，夜里一觉醒来总是在床上发现一条冰冷的、毛茸茸的、死人的腿，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于是，他就用他健康的胳膊和腿把它推到床外。当然，这么一来，身体也就???着掉下去了。
这个病人可以说是完全丧失半身肢体知觉的典型病例。但是，有趣的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告诉我，他那一条腿是否还在床上，因为，病人脑子里面只有那条让人毛骨悚然的“怪”腿。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
玛德琳于1980年住进了纽约附近的圣班尼迪克医院。她当时六十岁，双目先天性失明，大脑瘫痪。她一生都待在家里由家人照料。她还患有手足徐动症，双手不自觉地痉挛。看到病历上写的有关她的状况，我原以为她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大脑退化。但她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她讲话流畅，而且口才颇佳（很幸运，她说话基本不受痉挛的影响），处处表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既聪明又有修养。
“您读了很多的书吧？”我说，“您在家肯定经常使用点字法。”
“不，我没有。”她说，“我看过的书不是有声读物，就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会使用点字法，一个单词都不会。我的手什么都做不了，它们基本上不听使唤。”
她举起那双令人哭笑不得的手说：“两团没有用的东西，我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大吃一惊。通常情况下大脑性麻痹症不会影响到双手，至少双手不会完全失去作用--它们可能会抽搐、虚弱或者变形，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不会像腿那样完全瘫痪，该病被称作李特尔氏病或者大脑痉挛性双瘫）。
玛德琳小姐的手患有徐动症，会轻轻地痉挛，但当我快速诊断后，发现她的手感觉能力完好无损：她能够马上分辨出轻触、疼痛、温度以及手指的非主动性动作。像这类基本的感觉功能并未受损，但是认知功能丧失殆尽。我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她手里，其中包括我的一只手，但是她什么都分辨不出来。她没有识别的功能，也从不伸手去触摸某样物品。她的手不会主动地“整合”运动，它们只是两块面团，毫无生气而且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点太奇怪了。应该怎么解释呢？整体感觉并没有缺失，看起来有潜力成为一双正常的手，但情况并非如此。她的双手什么都做不了，会不会因为她从没使用过它们呢？有没有可能，玛德琳在出生之后就被“保护”、“束缚”起来，而不是像一般的婴儿那样，出生几个月就开始练习使用双手？会不会一直有人跟随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为她办妥，导致了她的双手根本没有锻炼出任何能力？也许事情果真如此。看似很牵强，但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解释了。现在，她还可不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掌握本该在出生时就学到的本领呢？
两手就像两块面团
这样的事有先例吗？是否曾有文献记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到类似的病例，在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的著作《修复手部功能》中曾有描述，只是病源完全不同：大约两百名士兵受了重伤，手术后，患上了手部“失能症”，他们对受伤的手感到“陌生”，认为它“死了”、“残废了”、“僵硬了”，但是基本的神经和感觉器官完好无损。作者还提到，通过直觉或感知来使用手的“知觉系统”，可能会在受伤或手术之后与身体“分离”，短则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手都无法使用。玛德琳的病况虽然和他们的相同，都是感觉“废了”、“死了”、“截断了”，但是玛德琳的病却持续了一生。她不仅需要恢复，而且需要第一次开发那双手，去学会使用它们、拥有它们。这不仅仅是恢复已经分离的“知觉系统”，更要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体系。她能做到吗？
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提到，士兵受伤之前拥有完好的双手，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重创之后回忆起曾经“忘记”、“分离”、“钝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玛德琳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因为她从未使用过手，也感觉不到手和胳膊的存在。她从没有自己吃过饭，从来都是让别人喂着吃。六十年来，她都过着“没有手”的日子。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一个双手感觉能力完好的人，却无力整合这些感觉，从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凭着她那两只“没有用的”手，她无法表达“我认为、我知道、我想、我要做”之类的意愿。不过我们总得想办法，让她尽量使用她的手，让它们活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整合的目的，如罗伊·坎贝尔说过的：“整合产生于行动中。”
玛德琳对此非常同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又很担忧、绝望。“我怎么能够用双手做事呢？”她问，“它们就是两块面团。”
歌德说：“万事始于行动。”当我们面临道德考验和生存困境的时候，这话可能没错；但是人的动作和认知却不是源自于此。不过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步伐（或第一个单词，就像海伦·凯勒说出“水滴”一样）、第一个动作、第一次感觉、第一次冲动--总的来说，都是出人意料的，以前从未出现过、从未体验过的。“万事始于行动”，不是具体的动作，也不是本能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冲动。冲动比动作和本能更加明显，更加神秘。我们不能和玛德琳说“去做吧！”但我们期望她能够“冲动”一下，我们可以期盼，可以引诱，可以激起她的“冲动”。
我想起了找奶吃的婴儿，或许玛德琳与婴儿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给玛德琳留下食物，装做偶然，把食物放得稍远一点儿。”我私下里告诉护士，“不要饿着她，也不要戏弄她，但要把食物装起来，不要像以前那样体贴地喂她。”有一天，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急切、烦躁，她不再安静耐心地等着喂饭，而是伸出胳膊摸索着，找到一个多纳圈，把它放进嘴里。六十年了，这是她第一次使用手，第一次做手上的动作，这标志了她的新生，标志着她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个体”（谢林顿的术语，指人要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标志着她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双手，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个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海伦·凯勒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说出的事物是水，玛德琳第一次感觉和认识的是多纳圈。
做出第一个动作，获得第一次体验之后，她的进步就更加神速了。就像伸手去探索、发现多纳圈一样，现在，她带着新的渴望，伸手去探索和触摸整个世界。先从吃的开始，从食物到器皿，再到工具，每天都触摸和探索不同的东西。她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靠着迂回曲折的方式，半猜半想得到的。自从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而且“没有手”，所以她脑袋里缺少最简单的想象。要不是她聪明过人又见多识广，能够通过和他人对话来交流和传达信息，估计玛德琳现在还会像婴儿那样无助。
多纳圈就是一个圆的面包，中间有一个洞；叉子就是一个扁平细长的东西，上面有很多锋利的尖叉。这些初步分析为直观感受敞开了大门，由此她能够很快认识事物的特征和样貌，从而识别各种东西，就好像能够立即认出亲密的老朋友那样。一旦有了整体的感觉就能够认出东西，这让她的生活充满乐趣，她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神奇而富有魅力的世界。
盲人雕塑家
即使是最普通的东西都能让她兴奋，而这种兴奋又刺激了她复制这些东西的欲望。她托人找来黏土，开始塑造模型：她雕塑的第一个模型是一个鞋拔。即使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它也充满幽默感，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线条流畅，富有质感，雕刻朴实，让人想起亨利·摩尔早期的作品。
过了一段日子，大约在她认识第一件东西之后的一个月，她的注意力和兴趣就从实物转移到人体上来。实物能够被天才美化，但它带来的兴趣和可表达性毕竟有限。现在，她需要探索人的脸庞和身体，以及它们的静止与运动。被玛德琳“感受”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经历。她的手，不久前还毫无生机、软若面团，如今似乎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活力和敏锐的感觉。她不仅比任何人都要认真仔细地去抚摸，去观察，还像一位天生（新生）的艺术家般，带着品味与静静欣赏的味道，充满了想象与美的感受。那种触摸，让人觉得不单是个瞎眼妇人的摸索，且是一位盲人艺术家的探索；那是一颗有思想、有创意的心灵，正对这个世界所存的感官与精神领域开启。那些探触是那样急切地想重新表达、重新呈现外在的事实。
她开始雕塑头部和身体，不到一年就成了圣班尼迪克的盲人雕塑家，在当地小有名气。她的雕塑尺寸通常是实际大小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三，构造简单，但特征明显，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
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抑或是对我们大家，这都是一件激动人心而又离奇的事情。谁会想到，有人生下来就拥有基本的感知能力，但是一直没有使用，直到六十岁才真正得到它？通过它，人们看到种种美好的可能，即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残疾人也不例外。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先天失明、活动不便、离群索居，一辈子受到过度保护的女人竟然潜藏着如此惊人的艺术天赋（别人没有料到，她自己更没有料到）；而且在蛰伏了六十多年后，能够被奇迹般地发掘出来，创作出如此美丽的作品？
玛德琳的病症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到一年，我就遇上了另一个这样的病人西蒙，他也患有大脑性麻痹和严重的视力损伤。西蒙先生的手有正常的力量和感觉，但是他很少使用自己的双手，无论是处理事情、研究东西还是认识事物，他都显得非常笨拙。我们受到玛德琳的启发，怀疑他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发展性失认症”，所以尝试着用同样的方法为他治疗。我们很快发现，玛德琳能够做到的事情西蒙也能做到。不到一年，他的手在各方面都变得非常灵巧了。他还对简单的木工手艺很感兴趣。很多木块和夹板通过他的刨削和组装，就能成为简单的玩具。和玛德琳不一样，他不是天生的艺术家，没有雕刻塑像的冲动；但和她相似的是，西蒙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怎么用过手，如今，每件用手做的事情都让他乐在其中。
和充满热情、天生睿智的玛德琳一样，西蒙虽然有点儿反应迟钝，但总是和蔼可亲。如果说玛德琳是海伦·凯勒式的人物，但海伦这样的人，百万人里面才能找到一个，但头脑简单的西蒙并非如此。不过基本的能力，比如制作手工艺品，两个人都很出色。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唯一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多使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