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
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民主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和西方国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评价1949年以后的时代，但两者都非常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中国连续性和传统习俗的一个分界点。不难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毕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从历史到当代皆是如此。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也很少试图体会中国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忽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历史上王朝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很明确--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
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权利。在皇朝年代，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的一种舆论，并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与这两个传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专制的和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直叙政治权力和正式代表机构的传统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两者都面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分歧的问题，并且都力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儒家传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招募一个由高学历、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而共产党人还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
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帝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44%，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45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
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4、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级别最高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造成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
第一次来中国，我们就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了然于胸，而且很自然地会根据经验总结出一般规律。但是，实际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也难怪石约翰会认为“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原来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抛于脑后。这种情况最后可能导致自相矛盾，即西方人认为他们对当今世界做出的贡献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而这恰恰是说明他们并未理解现实情况的最好例证。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