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遍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即其他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正在被吸引，或不久就会被吸引，朝着以西方民主为特征的相似政体发展。这种观点基于对西方历史、经验和实践能够普遍适用的信念，认为所有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权力。事实上，政治权力的本质是因社会而异的。因为其抽象性和机械性的内涵，在此我们谈论政治体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更容易得出结论。原因很简单：政治的根源在于文化，特定的文化孕育出特定的政治。因此，它是一个既深刻又狭隘的概念。一个商人可以超越许多不同国家的民族界线，去经营自己的生意或展示自己的技能，一位知名学者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大学里举办学术讲座，而政治天赋却只能根植于民族国家里：这样的技艺和魅力是无法环游世界的，它们都是为当地民众精心打造和刻意雕琢的，源于深刻的民族文化。当然，大国领导人可能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羡慕和欣赏，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当代的巴拉克·奥巴马和曾经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西方社会和东亚社会的权力本质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前者主要崇尚和追求个人自主和个性。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区--无论是东北亚【换言之，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还是东南亚，个人都在追求一种群体特性和身份：个体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分子，而不是从个人身份中得到肯定和认可。个人通过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寻求安全感和价值。此外，西方的统治方式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的概念：即政府必须给选民提供一定的好处，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东亚政治则完全不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西方相比，东亚国家的政府在权责分明方面一直做得不到位，政府能实现的目标非常有限，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由很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东亚政治不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其权力从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最终价值，与社会的集体福祉密切相关。政府基本上扮演家长的角色，人们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反观自己。虽然身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社会不得不变得更加实用--就像在发达国家所体现的治理思想一样，但是关于政府治理的传统思维方式依然十分强劲有力。这反映在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坚持家长式作风的一党执政的主张中，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还存在定期选举。
虽然这些概括对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都适用，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下面我将集中讨论后者，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从很早开始，中国就主要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政府的职能，这一点极为罕见。儒家思想不是以神圣权力为假设，而是建立在道德秩序基础上的一个知识分子系统。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必须伴随着儒家思想的教化，同时还担负着人们寄予的制定最高道德标准的厚望。有一套森严的政治等级要求政府官员在获得升迁时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人们将政治体制等同于社会秩序，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从秦朝开始到清朝衰亡，这些原则一直不同程度地构成着中国统治的要素。
社会和政府的模式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个人被视为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同时还是所属家庭的一分子。儒家文化家庭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孝心，父亲承担赡养家庭的重任，作为报答，子女都有尊重父亲权威的义务。国家也是效仿家庭而建立的，在王朝时代，皇帝就是“父亲”。其次，尽管中国人总体而言并不笃信宗教，但是他们与其他儒家社会一起，信仰神灵，即认为祖先是永远存在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这有助于强调家庭的延续性和血缘关系，体现该家族成员相对恭顺的本质。同时，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也鼓励人们像敬仰祖先那样尊敬国家，崇拜这个体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机构。在中华文明里，家庭重要性所暗含的意义无比深远--远远大于西方文化中“家庭”一词的意义--在中国，人们普遍都十分重视姓氏，姓在名前。
在儒家社会，经由家庭这个单位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一直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过程。孩子们很小就认识到，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包括他们自身。人们了解自己作为公民的作用和职责，也是家庭责任的延伸。通过家庭，人们学会了服从集体，明白了个人相对于集体来说永远位居第二的道理。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主要依靠基督教来释化人们心中的罪恶感，从而约束和指导个人行为，儒家社会是基于人们的羞耻感和怕“丢面子”的心理建立起来的。儒家社会的纪律内化于每个个体之中，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在家庭内部进行，不像西方那样，要通过信仰宗教来实施外部诱导--尽管这一传统在日益世俗的欧洲已逐渐被弱化。
就是这样一种归属感力量--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家庭，后来延伸到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导致人们对自己的种族和民族，生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依存和喜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曾给外国人套加“野蛮人”和其他消极称谓，并从内心排斥他们。所有的儒家文化国家都推崇“公民”这一概念。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国民，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人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对难以承受的西方压力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中包括殖民主义。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可以说是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认同的力量、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本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由与生俱来的社会化进程的性质造成的。
家庭的作用，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安全感、支持和凝聚力。换句话说，在儒学社会里，政府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其重点不在于实现外部目标，而更注重强调国家自身的利益、自我维持和自我延续。因此，这些社会表现出一些很明显的特征，例如强调国家的统一、稳定、连续性、凝聚力和团结，这不足为奇。因而，与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情况不同，儒学社会对政府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在西方，政府实际上被视为一种人工构成，是人们试图掌握的一个机构，这些人自己都对其充满了怀疑，从而不断尝试去界定、去限制、去约束政府的权力。中国和其他的儒学社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它们来说，国家本质上类似于家庭，是社会自然的和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像家庭一样，国家既不服从法律编纂，也不受任何限制。人们从来不用狭隘的政治方式去看待中国政府，更多地将其作为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引导者。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与自然运转之理中，这种普世救赎的角色为中国迎来了许多追随者。
对于西方人来说，理解和把握儒家政治文化的本质，是一件颇为费劲的事情，因为它与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政治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西方人控制世界的时间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识世界，在理解和尊重差异方面不够精通和熟练。所以，他们只是从极其肤浅的层面来看待东亚政治。日本被看成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有选举机制和竞争性政党，但是日本政体的运作与西方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的中国由共产党执政，西方人往往无法理解共产党政权和中国历史的长期进程之间的潜在连续性。事实上，我们不该讶异于日本极其特殊的政治本质，也不该对连接共产党领导和王朝统治的脐带感到吃惊。两者都是政治根植于文化的例子。
鉴于东亚政治的运作涉及很多不同于西方的习俗和惯例，我们能否得出任何关于其优点和缺点的结论呢？不管怎样，这对于那些思维开阔的西方人来说
都是一个偏怪的问题，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运用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打个比方，绝大多数西方人都将依赖性看成一种消极的东西，而东亚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它是积极的。谁对谁错？无从判断。鉴于这些国家中相互依赖的力量和政府家长式作风的存在，一方面，东亚社会的下滑都可以看成向集权主义和一党政府发展的一种趋势，另一方面，这种家长式作风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政府和领导者享受不同类型的信任，人们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来改变方向和政策。他们不会受到类似西方领导人那样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东亚领导者更加平易近人，因为他们是从大局出发来审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人民对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他们享有的许多权威，植根于家长制和依赖性的共生关系中，这促使他们采取较为长远的姿态，来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需要。
极具特色的东亚政治，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但它们是否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弱化呢？某种程度上，它们正在变得愈发强劲。总之，随着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人们逐渐回归到更为传统的家族观念中。而且，虽然家庭这个组织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由男性或家长统治整个家庭的风气远远少于以前--但是它与西方的家庭仍然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事实上，在亚洲所有的组织单位或结构中，家庭习俗的变化最为缓慢。正是这种深厚的力量，有助于塑造亚洲政治的特殊性，无法设想这些社会正不知不觉地失去它们的政治特色。
与生俱来的现代性
这四个例子并非要展示西方化的广泛影响，它们主要体现了西方化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普遍性结论。第一，囿于西方化影响的有限性，东亚社会及其现代性仍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且扎根并形成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中。同时，这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只是简单地甚至主要依靠从西方借鉴经验，而是具备一种变革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能力，换句话说，其现代化根源于本土而非舶来品。获得亚洲现代性的第一个国家日本，便是例证。它可能从西方广泛地引进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最终结果却完全是极具特色的日本现代性。第二，如果只是原封不动地移植现代性，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人们必须相信，现代性本身就根植于他们中间并且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所有东亚国家都深受西方或日本抑或两者兼有的影响。的确，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现代性都具备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混合性，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本土与外来元素的结合。但是如何划定这种外来影响与本国固有特性之间的界线，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感觉自己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被强行附加的，是一个舶来品，一个移植产物，那么这种现代性一定会被抛弃，其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当时的殖民者故意压制殖民地人民，防止他们与自己国家的产品竞争，这些肯定都是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一个殖民地社会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的深层次原因。殖民地的性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殖民地受异域的殖民者和文化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白人殖民地，由于它们与殖民者英国人是同一种族，血统相同，所以经常能获得不一样的待遇。
考虑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独树一帜的特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现代性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让中国人民感觉其现代性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国现象。关于这个话题的唇枪舌剑，从1850年以后就开始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即“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直到今天这仍旧是核心之争。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中国古老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争斗，在我组织的一场讨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参与讨论的都是来自复旦大学20岁刚出头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生，高义和黄永依，不久就要去美国读博士，另外两个男生，王建雄和张晓明，刚刚在上海的美国公司里获得了理想的工作。他们可谓是精英，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赢家。
王：20世纪，中华文明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西方文化则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中国一直以来更关注过去，关注历史，而对同时代的西方则投注了相对较少的精力。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无法发展。西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危机。
高：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的西方价值观一直存在着冲突。在如何处理这种冲突上，我们总是不知所措。这两种价值体系永远都是相互抵触的。我们经常都觉得很有必要回归历史，从中了解和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之所以对历史如此专注，是因为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十分强大。
你对未来抱有更乐观的态度吗？你认为中华文明将继续处于边缘位置吗？
王：我们的文明正在步入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我们主要使用西方的思维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这并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方法论，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外国思想。这是我们20世纪已经主要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人将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些，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变得更加中心和重要吗？
王：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现代性既不同于美国--顺便说一句--也不同于前苏联。那将是一种全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