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策是：
“……其一，等待韩请求中国从而杜绝外资，最为得体，而且增加驭属之权；其二，韩如外贷，日久必生事端，等到事端发生，再由中国移贷偿还。衡量韩国时势，终必有此二者。然而第一法自然是釜底抽薪之计，如果中朝(即清廷)现有此力，可否密示，以便相机嘱其谋求。如妥善订立合同，由海关按年扣还，当可完璧归赵。”
清廷立刻批准袁的建议，且予积极配合。该年5月3日(旧历三月十五日)，总署及李鸿章分别电令清廷驻俄、英、美、日等国使节：“密闻朝鲜议借洋债，此端果开，后患无穷。请知照(所在国)外交部，转告绅商，说明朝鲜贫穷而浪费，偿还贷款极为困艰，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贷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会为之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索债于朝鲜海关，中国也决不允许。预为声明，以昭和睦之谊。”
由于日本派来的李仙得仅系一朝鲜所聘用的外籍雇员，虽有官方颁发的文书，终因清廷的声明而信用不彰，朝鲜从国际上贷款的计划终成泡影。对于近些年来，那些为朝鲜国王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大清派的德尼，入朝后即倒向朝鲜东家），袁世凯已看出他们难以同心共事，大可施以离间之术：“德尼、丹士谟、李仙德均非善类，可相攻挤，当可牵制，似宜静听。”将此三人赶的赶，威胁的威胁，基本扫清了障碍。袁世岂料定没有中国和朝鲜海关的担保，李仙德断难成事，便回乡省亲，一走就是多半年。翌年(1892)5月，袁回到汉城。此时李仙得四处告贷无门，已被拖得疲累不堪；而朝鲜欠德国商人的债务已经到期；朝鲜驻美、日使馆已无维持经费，不断向国王告急。
袁世凯看火候已够，方向前来拜访他的朝鲜内署官员表示：“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请中国设法，切不可再向他国贷款，致贻后患。”国王果然入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