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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乾隆朝(1736-1795) (3)

乾隆历次南巡,于正月十五前后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南京),祭明太祖陵,检阅部队,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京,到安佑宫行礼,回到圆明园。

康熙下江南,不讲排场,每次“扈从者仅三百余人”。一路上不设行宫,一切供应均由中央直接开支,严禁地方官借此扰民。而乾隆下江南呢,每次必提前一年开始准备。指定一名亲王担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路线,修桥补路,修葺名胜古迹,修建行宫等。他六下江南,仅行宫就修了三十多处。并且除了带上皇太后、皇后、嫔妃外,还有大批的王公大臣、侍卫,每次都有两千多人。陆路上走要用马五六千匹,水路走要用船一千多只。六下江南,共花了白银两千多万两。两淮盐商在乾隆南巡时都捐出巨款,他不但不拒绝,还称赞他们,加恩赏赐。他这样一做,各地官吏、富商纷纷仿效,使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乾隆如此声势浩大地举行了六次南巡,既表现出清朝国势的强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同时更多的却是劳民伤财,给百姓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重负。

八旗的生计问题

八旗制度是在满清入关之前创立的,适应当时的战事情况,是清朝制度的根本所在。

随着清军的入主中原、统治的最终确立,国家便把八旗子弟供养了起来。他们不工不农,也不经商,只是以骑射为本务。国家按一定标准发放钱粮给当兵的人,但是士兵数额有限,钱粮的标准是祖辈定下的,不能调整。随着八旗人口急剧增长,每个家庭的人数越来越多,而钱粮是不变的,再加上物价的上涨,生活奢侈,旗人的生计问题逐步浮现出来。

在康熙末年的时候便出现了八旗生计问题,到了乾隆朝,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例如增加兵额,添加“养育兵”,政府给八旗子弟拨款还债,资助在京八旗子弟迁居东北开荒等,但收效甚微,因为增加兵额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速度慢很多,国家的财政负担加重了,但战斗力却没有加强。而政府拨款还债,让让八旗子弟更觉的没什么可愁的,只要等着政府拨款就好了。去东北开荒就更别提了,八旗子弟养尊处优惯了,谁会愿意去呢。此后历代清帝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直至大清帝国灭亡。

大清帝国从极盛走向没落

从乾隆朝以后开始,清朝便实行起全面闭关锁国政策,最初的时候还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剩广州一口对外开放通商了。进出口贸易由十三行垄断,而且还限制了进出口货物的种类。

当时西方科技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逐渐超越了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如果清廷没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而是更多地接触西方世界,那么中国便不会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清廷这一自大的闭关政策为后来中国百年积弱积贫的落后埋下了伏笔,而乾隆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一天天加大着。在西方世界发生一系列划时代巨变时,中国却在闭关锁国的同时,自身发展也处于了停滞状态。人们的思想被八股取士、文字狱所禁锢,资本主义萌芽被重农抑商所压制。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清朝统治者不鼓励科技发明也就算了,却还要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根本不屑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中国科技水平越来越落后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世界发生着划时代性的巨变,西方国家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而清朝统治者却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断地加强着皇权。虽然清朝在康、雍、乾时期,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与西方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却终究相去甚远。中国和西方实力此消彼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从此进入了苦难的时代。

英国使团访问中国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26日),英国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斯当东为首的使团访问中国,历经九个月,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抵达中国。此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迫切的需要开辟新市场。因此,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清王朝的大门。

英国使团乘坐一艘六十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乾隆皇帝接到两广总督关于英使来华“进贡”的奏报很高兴,命人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之后,先在圆明园休息几天,然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庆典。

清政府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但却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按清朝规定必须要行三跪九叩礼,英使不愿,双方争执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八月初六万树园欢迎宴会上行英式礼节;八月十三日,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行三跪九叩礼。

英使带来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有座钟、地球仪、望远镜、测报气象的仪器、手枪、步枪、榴弹炮等。这些礼品代表了当时英国先进的科技,乾隆帝看过礼单,震惊之余让负责接待的官员在无意之中向对方闲谈,他们国家所贡的物品天朝也由。清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赏赐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三千多件。

英使团参加完庆典返京,马戛尔尼递送的表文由在京传教士翻译了出来。英国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乾隆帝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时乾隆帝意识到英使来华是有别的企图的,于是催令他们赶快起程回国。

马戛尔尼按临行前英王的训示给乾隆帝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下面七条要求:开放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允许英国商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划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商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

对此乾隆帝断然拒绝,并且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在钦差大臣松筠护送下,于九月初三离京,并传令沿途地方提高警惕,以防英国人滋事。英国使团于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乾隆帝完全拒绝英国的要求。通过此次访华,马戛尔尼看出了中国“纸老虎”的面目。乾隆的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的无知,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终于在英国军队的坚船利炮之下得到了。

西方世界的划时代巨变

在乾隆执政的六十年间,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

乾隆三十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这说明,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

乾隆三十九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四十八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五十三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乾隆五十六年,美国通过《人权法案》并正式生效。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乾隆五十四年,法国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处死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此外,乾隆二十年,莫斯科大学成立;乾隆四十五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而在清朝,读书人还在抱着呆板的八股文做着举人、进士梦。

西方世界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当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梦境当中。乾隆帝根本看不到西方工业科技的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还在傲慢地声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等等。

乾隆退位、嘉庆继位后,白莲教起义,大江南北,烽火四起。乾隆盛世下的危机,全部暴露了出来。这个烂摊子,只好由他的儿孙们去承受和收拾了。

乾隆禅位于嘉庆内幕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1796年2月9日),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在古代众多的帝王中,生前传位的皇帝寥寥无几,并且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乾隆皇帝是一个例外,他在位六十年,统治巩固,八十五高龄之时,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三年以后,方才寿终正寝。

乾隆传位的思想形成甚早。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他就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六十年的为君生涯,使得乾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传位思想一度发生了变化。为了找理由,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他表示,只要自己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六十年),也不行传位。后来,他虽然下令昭示“予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同时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这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对传位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崇庆皇太后去世,乾隆失去了不行归政的借口。一年多以后,锦县生员金从善投递呈词,要求建储立后的事件。在乾隆看来,这是对自己坚持不行传位的挑战。他气恼交加,下令将金从善斩首示众。在强压之下,臣下再也不敢就此建言了,八十五岁归政的诺言几乎被完全放弃。

其实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乾隆帝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不断恶化。四十五年(1780)时,乾隆因两臂疼痛一度不能弯弓射箭,三四年后,又因气滞作疼以及升降台阶步履维艰。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又曾患失眠之症。此后,乾隆的记忆力显著减退,精神昏愦,身体虚弱,使他不由又想起了即位之初许下的诺言。于是八十五岁传位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帝公布了早在三十八年订下的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颞琰为皇太子,次年新年举行传位大典。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一,内外王公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乘舆殿内升坐,举行了全国瞩目的传位大典。据说乾隆曾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只念一下传位诏书即可。这下可把几位大学士给急坏了,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且传出去有损乾隆形象。于是连哄带劝,最后乾隆答应交出玉玺。

八十六岁高龄乾隆当了太上皇后仍不服老,说自己身体很健康,仍能处理大事。他认为嘉庆统治经验不足,还须学习。但嘉庆也不是无事可做,乾隆觉得自己年近九旬,对于登降跪拜等礼节,已经做得不很好了,因而将“郊、坛、宗、社诸祭祀”的行礼事交给颐琰来做。乾隆还要求,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章疏,甚至连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也要“嗣皇帝一同披阅”,以便效法乾隆的所作所为。乾隆不服老,实际上是不愿放弃权力。直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也没有离开养心殿。

禅让之说,起自尧舜,但只是史册传闻之词,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秦汉以来,鲜有尝试。像乾隆帝这样为了践行诺言而主动传位者,可以说前无古人。即使退位退得不彻底,也是非常难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