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命中一段灰色的日子——成了一名劳教人员
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开始笼罩着我，我的人生似乎随着劳教所铁门哐的一声戛然而止。难道我的青春就要荒废在这高墙里，梦想就要破灭在镣铐中，人生就此黯淡下去吗？
人生总是变幻莫测，虽然总会有一些经历让你不堪回首，但年少的我们总要经历一些才能成熟起来。当猝不及防的遭遇降临到头上，应该做的就是平静下来，接受一切。因为没有什么会永远停留，当一切的不顺烟消云散后，某年某月再回想起来，你可能发现那也是一段有收获的岁月。
1994年8月10日，是我这一生都忘不了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当时大家流行用BP机，从1990年开始，传呼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我和同乡的两个好友看到了传呼市场的繁荣，认定这将是一个大好的商机，于是委托一家厦门的进出口公司为我们进口了一台摩托罗拉的主机，合计着办一个私人传呼台。两个好友也因此特意来厦门考察购货。可没想到不久我就出事了。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音像店盛行，我的合伙人刘小艺在同安就有一家录像带的出租店。巧的是我其中一个好友的姐姐也在山东老家开音像店。在山东租一张碟片要五元，而在厦门售价才九元。我的好友因此在离厦之前，特意去了趟同安，想给他姐姐买些碟片带回去。当时我因为有事要处理，就没有陪他一起去，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买的三箱碟片中竟然夹杂了非法碟片。
因为碟片的数量比较多，我担心飞机安检时碟片会被扣押，于是退了买好的机票，改走铁路。然而，上火车前，这些碟片还是被扣了。护友心切的我二话没说让朋友先行离开，独自一人留下接受检查。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并不知道全国正在进行严厉的“扫黄打非”活动，而夹杂在其中的几张非法碟片给义气用事的我招来了灾祸。
一时间我被冤枉成了涉黄违法的典型，在《厦门日报》的头版出现了“秋风扫落叶，在厦查获淫秽录影带一百多盘”的文章。
原本以为只要拘留十五天，一下子被收审了五个多月。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初被收审的情形：身上穿的是鳄鱼T恤、FUN的牛仔裤和雷宝的运动鞋，身上还偷偷揣了一千多块钱的现金，进的是“文明号房”。然而，“文明号房”里住着的却是并不文明的收押人员。
号房的铁门哐地一声关上了，等干警走了以后，上下两层的号房立马像炸开了锅一样。号房的人一边敲着铁门，一边起着哄“新来的，新来的”。我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不免有些害怕。
同一号房里还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人，他懒洋洋地用闽南语问我：“哪的？”我也用闽南语答道：“山东的。”他似乎听出了我的外地口音，又问了一句。我提高了音量：“山东的”。没想到他大呵一声“装什么本地人！”就腾地朝我扑了过来，我还来不及反应，一阵拳打脚踢已经落在了身上。很快，我就被打得昏死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身上的衣物和现金都已不见了踪影。
被收审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过问我的情况。漫长的十五天过去了，我以为能获得自由了。然而，翘首期盼了一整天，还是没有结果。
暗无天日的日子过了一天又是一天，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开始笼罩着我。我的人生似乎随着那铁门哐的一声戛然而止，对未来的无限遐想也在这高墙、铁窗、污浊的空气中分崩离析，只剩下赤裸裸的恐惧和茫然。我要过多久才能重见天日？这黯淡痛苦的每一天要如何度过？现在可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年纪呀，难道我的青春就要荒废在这高墙里，梦想就要破灭在镣铐中，人生就要在铁窗里黯淡下去吗？然而一切都没有答案……
其实，朋友犯了错，这种保护朋友的行为未免有些鲁莽。但是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我一走了之，内心一定会受到谴责。所以，虽然承受了很多本不应由我来承受的打击和屈辱，但是想到朋友可以不经受这些，也算给了朋友一次悔改的机会，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英国诺丁汉大学心理学博士理查德·滕尼，关于人的幸福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英国人的幸福概率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好朋友数量。
但研究人员在公布研究结果之后不久又补充说明：个人拥有好朋友的人数多，并不代表就必然幸福；好朋友对人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是朋友之间要真诚地用心交流，倾诉心声，这样才能更好地维系友情，彼此创造出更多的幸福。
山东有这么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路到哪里富到哪里，大路大富小路小富，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只有真诚地对待朋友，才可以交到真诚的朋友。
2、 努力是我永恒的旗帜——在劳教所高唱“一二一”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错误终归就是错误，没有必要去刻意掩饰，必须勇敢地去面对。但当我们面对错误时候，一定要深刻地分析原因，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去做。
总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承受的人终究是自己，需要的付出和改变更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否则就永远也不可能走出低谷。
直到1995年1月23日，苦熬了五个多月的我才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我要接受三年的劳动教育。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只不过是想保护自己的朋友，只不过是几片非法的光碟，怎么就要让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这同时又是一种解脱。至少，我的心里有了个盼头。
父亲为了能够把我解救出去，倾尽家产，四处奔波。母亲为了能够就近照应我，不远千里来到厦门。没有工作的她靠捡垃圾贴补家用，三餐吃的还不如劳教所里的我。我心疼母亲，总是把每餐分的肥肉攒起来炼成油，等母亲来的时候让她带走。在铁窗里望着日渐苍老的母亲缓缓离去的样子，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决不放弃，再苦也要撑过去，有朝一日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人！
就好似一个人在黑暗中呆久了就会渐渐适应，也能隐隐约约看见周围的轮廓。再不堪的环境，只要有一份积极的心态，也总能找到生存的办法。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永远是人去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来适应人。既然已经到了这份田地，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适应，并且竭尽全力争取早日回到社会。
有了这样的信念和目标后，我的心也就跟着平静下来。我渐渐适应了劳教所的生活。在体校和部队磨砺出的那份坚毅果敢和山东人的豪爽性格，很快让我在众多劳教人员中脱颖而出，我被选为大班长，负责协管新入所的人员。因为每天要带新学员操练，大家给我取了个“一二一”的外号。
与此同时，我还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减期。作为大班长，本可以不用参加劳动，但参加劳动可以换工分，用累积的工分可以换取减期的机会，所以我总是积极地参加各项劳动。此外，我也积极参与劳教所组织的演讲比赛、办小报等活动，以争取加大减期的机会。
劳教的生活也给了我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我开始静下心来学习，阅读了大量广告和营销方面的书。同时，在协管形形色色的劳教人员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与不同人打交道，知道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为伴，什么样的人不可以为伍，这些都对我日后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