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张居正狠斗高拱
明朝的大臣争权现象非常严重，他们为了掌握朝政大权，常常拼得你死我活。
明神宗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是在搞垮了前任首辅高拱之后才独揽大权的。
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三岁，他们曾经同在国立大学（太学）里任职，后来都进入翰林院，又升任内阁顾问，最终都成为皇帝的老师，这实在是三生修来的缘分。
在翰林院时，很多人热衷于吟诗作赋。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他喜欢研究历代治国典故，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经常和高拱一起讨论治国良策。张居正曾对高拱说：“自从认识先生以后，我长了不少学问见识。”
高拱是明穆宗朱载的老师，朱载从小被父皇（嘉靖皇帝）冷落，姥姥不亲舅舅不爱。高拱的到来给朱载带来了长辈的温暖，朱载对高拱很尊重也很依赖。
朱载登基之初，高拱受人排挤想要辞职归隐，朱载舍不得他走，一再挽留，但高拱也是个驴脾气，非走不可，朱载只好让他回家带薪休假。这时张居正在内阁还没什么分量，总被资格老的大臣挤兑。
第二年，张居正联合太监李春，向皇帝提议召回高拱，他需要靠在高拱这棵大树下乘凉。高拱其实也等着这一天，回朝后他就执掌内阁首辅大权，张居正也跟着红了起来，还当上了太子朱翊钧的老师。
朱载曾经两次选拔掌印太监，太监冯保很想得到这个职位，而高拱却两次都向朱载推荐了别人，冯保因此怀恨在心。
可别小看太监这个群体，明朝的太监都不是一般的人。
朱载因纵欲过度，三十六岁就死了，临死前，他把自己十岁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并嘱咐他遇事多与冯保商量，也是意在缓和他们俩的矛盾。
高拱是朱载的老师，但张居正是朱翊钧的老师，朱载的早逝让机遇之神降临到张居正的头上，他马上与冯保达成了共识——扳倒高拱！
张居正深知，眼下正是“拔副转正”的好时候，内阁首辅的位子，他已仰望多时。
朱载的死让高拱一时难以接受，不禁就在内阁办公室里失声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就自言自语地说：“圣上怎能这么早就走呢？太子才十岁，如何治理国家呀！呜……呜……”
高拱光顾着悲痛欲绝了，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居正把这话告诉了冯保。
冯保立刻跑去向神宗朱翊钧和李太后说：“高拱在内阁里大呼‘十岁的小孩，怎么能当好一国之君！’，实属对新皇帝不满啊！”
李太后一听，怒火中烧，难道他想另立一个皇帝？
第二天一大早，李太后就领着小皇帝上了朝，向文武群臣宣布：内阁首辅高拱专权独断，藐视圣上，居心叵测，即日起削除一切官职，责令速回原籍，不得滞留！
权倾朝野的首辅大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了无业游民，可以回家种地了。
高拱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击垮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恍惚中他看到尸骨未寒的穆宗朱载，还在对他说：“国家之事，就劳累先生了。”
高拱眼冒金星，浑身无力，张居正把他扶起来，出了宫雇了一辆毛驴车，把他送回家。
高拱失魂落魄地回了河南老家，而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首辅。
阿龙辞典李太后
李太后是县（今北京通州）人，她出身卑微，在朱载还是裕王时，是裕王府邸里的一名宫人。后来偶然得到裕王宠幸，生下了儿子，于是母以子贵，1567年三月被封为贵妃。朱截在位六年后驾崩，按明朝惯例，应由皇后之子继承帝位，但是皇后陈氏没有孩子。于是好运降临，李贵妃之子朱翊钧继承了帝位，即万历皇帝，李贵妃一跃而成为李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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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有一位指挥家，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乐队的核心人物，不可替代，常常沾沾自喜。有一次，他参加一场演出，却忘记带指挥棒，他就想马上回家去取，但是助理却对他说：“那太耽误时间了，向别人借一支就行了。”指挥家以为助理昏了头，别人怎么会有指挥棒呢？但他还是勉强问了一句：“谁能借我一根指挥棒？”话一出口，马上有两位提琴手、一位钢琴手，都从口袋里掏出指挥棒递给他。指挥家暗自惊诧，原来有这么多人准备替代他！从此他再也不敢骄傲了。
2、 夺情事件
明神宗朱翊钧十岁登基，登基后任命他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张居正的新政推行了五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整肃军纪，国家财政方面也初显成效。可是正当他意气风发激流勇进的时候，传来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但又无法回避的消息——他父亲去世了。
在儒家思想控制的社会，古人对“孝”有着严格的形式要求。如果父母去世，这个人不管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事，都要立刻辞职，回家守孝三年。哪怕平时打爹骂娘，只要能守孝就是孝子，否则不管你平时多孝顺，如果不回家守孝，都会变成被万人唾骂的畜生。
张居正此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如果回家守孝，那他的事业必将从此中断，朝廷上的事瞬息万变，别说三年，就是三天，都足以改变他的命运，当年他搞倒前任首辅高拱，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如果不回家守孝，天下人的唾沫也足以把他淹得半死。难啊，难。
张居正思前想后，决定以事业为重，放弃守孝。但是他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跑去说“我不想给我爹守孝，我还有大事没做完呢”，这话得让别人说。太监冯保是张居正的政治搭档，这事就交给他了。
于是冯保就去试探朱翊钧的意图，发现朱翊钧也不愿让张居正回家，这就好办了。
朱翊钧从登基后，朝廷大事全让张居正打理，现在他才十五岁，翅膀还没硬，所以他现在是万万离不开张居正的。
冯保给朱翊钧出主意，拍着马屁说：“圣上英明，自从圣上登基之后，天神庇佑，国富民强，奴才想着张大人必然也会以江山社稷为重。人事部（吏部）部长张瀚是张大人一手举荐的，不如让张瀚去劝劝张大人，为国‘夺情’吧。”
夺情指的就是放弃守孝，过去有这么个说法，如果国家遭遇重大事件，如战争、水灾之类的情况，可以打破守孝的规矩，强令大臣留职。
朱翊钧认为这主意不错，就让冯保召张瀚进宫。
张居正一面暗中部署夺情，一面还要做出孝子的样子来，上书要求回家守孝。朱翊钧很乐意跟他唱这出双簧，于是回复不准，只让冯保给他送去一些钱粮作为慰问。
但是那个张瀚，却是个保守派。虽然皇帝找他谈话，让他劝张居正夺情，但他心中暗想：“张居正，你不想遭万人唾骂，就让万人骂我呀？嘿，我才不当这个替罪羊呢。”他就开始装糊涂，不提这茬。
没人提议，张居正心里可着急了。不过张瀚手下有个叫李幼滋的，发现这正是讨好张居正的好机会，为了升官发财，他甘愿第一个吃螃蟹。
李幼滋首先跳出来，提议首辅大人应该为了国家社稷，忍痛夺情。有带头的就有跟风的，朝中大臣吕调阳、张四维、曾士楚、陈三谟先后力挺张居正夺情。
张居正心中暗自得意，心想夺情的计划马上要成功了。可是这时偏偏冒出几个不识时务的人，张居正亲点的进士吴中行和赵用贤，算是他的学生了，却率先站出来维护“万古纲常”。随后张居正的老乡艾穆，也不念乡情出来反对他，跟艾穆一起的还有一个沈思孝，都痛斥张居正贪恋功名利禄，弃孝忘亲，不配立于朝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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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十年
1572年，张居正向小万历皇帝进献《帝鉴图说》，这是一本插图版领导实用手册，直到今天，还被许多高级领导推崇。1573年，张居正与宫中太监一把手冯保联合排挤走了高拱。1576年，张居正的学生、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向万历皇帝控告张居正有十大罪，被张居正打屁股伺候。1577年，发生了夺情事件。1578年，张居正任命潘季驯治理黄河。1579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64座。1580年，核查天下土地。1582年，张居正死于痔疮。万历皇帝很快就追查张居正和冯保等人的罪行，万历的时代来临。
这几个人骂得挺痛快，张居正也不能白挨骂呀，他强忍了两天，看再没动静了，就命人把这四个反对者统统按在大殿上，打了一顿板子，前两人打六十大板，后两人打八十大板，后来居上嘛。
本来打板子是为了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不料，还有人羡慕挨板子。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邹元标，认为这是一个扬名露脸的好机会。他先是给了“督板”太监一笔银子，嘱咐打他的时候下手轻点，然后马上递交一道奏折，他写道：“张居正一向认为自己非同常人，而守孝奔丧这样‘人该做的事’，他就不屑去做，因为他已经不是人了。”
张居正怒不可遏，哪里冒出来的无名鼠辈，竟敢如此狂妄，于是下令打邹元标一百六十大板。监督的太监收了邹元标的银子，早就安排好，一百六十大板打完了，邹元标竟然还活着，大家都引为奇迹，他也因此得到保守派的一致尊重。
但是打板子并不是结局，张居正哪能容忍这样的人继续留在朝里做官？他把吴中行和赵用贤都从朝廷里开除了，艾穆、沈思孝和邹元标都发配边疆。
朱翊钧一看事要闹大，赶紧出来收场，对满朝文武说：“张先生本是先帝托孤重臣，我年幼登基，家国大事都仰仗先生，哪能离开一日？这件事不要再生分歧了，先生就留在朝里，不可辞官。”皇帝都说话了，大臣们一看也甭自讨苦吃，都偃旗息鼓了。
张居正夺情成功，继续主掌朝政大权，新政得以延续，他的事业也更加辉煌，但是他也因此受到很多贬诋，在死后遭到清算。
阿龙辞典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基本内容如下：内政方面，创制“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擢选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经济方面，任用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漕河直达北京。在赋税制度上，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改变了过去税收繁多的毛病，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张居正的改革进行了十年，据说张居正死后，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三百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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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情和理
我们常说某某做法“合情合理”，其实很多时候，情和理是没法同时满足的。父亲去世了要回家奔丧，这是情，非常时期需要坚守工作岗位，这是理，这时候情和理该怎么选择呢？张居正的难题很有代表性，其实这件事里，最不合情理的是这条规定：父死要三年守孝，三年里做儿子的须放下一切工作，专心在家怀念亲恩。
3、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突然出现一个手持枣木棍的男人，他来到宫门口不等门卫问话，几棍子就把门卫打倒，冲进宫里也是逢人便打，一时间宫女太监喊叫声此起彼伏。
太子的近侍太监韩本用身手敏捷，趁其不备将他抓获。
到太子宫中行凶，这事得好好问问，于是这凶犯就被交到刑部审讯。
可是审了半天，这人除了说出自己名叫张差之外，再也说不出有价值的供词，满嘴只说些吃斋念佛、讨封娶媳妇的疯话。
主审官不耐烦，就把他送交了二审。到了二审，这张差似乎稍有清醒，又说自己在家被人欺负，进京来告状，遇到两个男子，给了他一根木棍，而他一时迷糊，不知怎么的就闯进一个宫院，打伤了人。
说来说去还是犯迷糊，最终审判官认定张差是一个疯子，就把这个结果报上去了。
张差被关进大牢。一天，看管大牢的管事王之寀给犯人送饭，他觉得张差不像是疯子，就决定再次提审张差，于是他对张差说：“你和我说实话，就给你饭吃，否则就饿着你！”张差低头无语，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不敢说。”
王之一看有戏，赶紧命令身边的人都退下，只留两名狱卒在身边。王之趁热打铁，把张差隐瞒的实情全都诱导出来，才发现这背后大有文章。
原来这个张差本名叫张五儿，家里贫困，只靠砍柴为生。有一天他在集上卖了柴，就跑去赌钱，结果输得精光。张差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他的几个亲戚来到他家，还带来一位太监。亲戚对他说：“我们给你找了个发财的好差事，你跟这位公公去，按他说的做了，就给你三十亩地，还有一笔可观的银子。”
张差就跟这位太监来到京城，进了一座大宅院，有一位老太监请他吃了一顿美餐，然后对他说：“待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进了门只管见谁打谁，打跑了就往里冲，如果看到穿黄袍的，就使劲打，打死了这个，重重有赏。不用怕，打死人也没事，如果被抓住就装成疯子，我会救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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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太子之争
1586年，政府官员要求万历皇帝早给嫡长子朱常洛太子之名。但万历皇帝当时热烈地爱着郑贵妃，总想把郑贵妃的孩子朱常洵立为太子。政府官员们挽着胳臂，组成人墙阻止万历皇帝那样做。万历皇帝用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想得偿所愿。可“人墙”就是不让他得逞。双方对峙了16年，16年时间里，万历做宅男，官员们什么事都不干，只在那里玩人墙。终于在1601年，万历皇帝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王之心中暗自庆幸，果然是有隐情，但是他再问那两个太监是谁，张差就说不知道。
王之先把他押下去，立刻把这个阶段性成果上报给神宗朱翊钧。
朱翊钧多年不理朝政，但这种危及皇族生命安全的事，他不能不理睬。于是他命令刑部的陆梦龙再审。陆梦龙先审了张差，又把他的亲戚抓来，各种刑具打眼前一放，张差并没有做好当烈士的准备，很快就把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交代出来了。原来老太监叫庞保，是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宫中的近侍，年轻的叫刘成，也是郑贵妃宫里的。
审到这里已经无需再问了，两个太监不可能吃饱了撑的，自己雇人去打太子，明显是受人指使嘛。这事传扬开去，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大家都知道郑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做太子，但是因为朱常洛比朱常洵年长，按“规矩”应该立朱常洛，而郑贵妃心有不甘。朱常洵受封福王，本应到外地就藩，但是他却迟迟不肯离京，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朱翊钧一看牵扯到自己的爱妃，就不想再查下去了。郑贵妃眼看事情要败露，心神不宁，只好去找朱翊钧哭诉，说自己实在不知情，希望不要牵连到她，而太子朱常洛也来向朱翊钧请示。
朱翊钧觉得这事太明显，就像和尚头顶的虱子，他也不好再偏袒，就对郑贵妃说：“这事闹得满朝上下风言风语，我也不便多说，你自己求太子吧。”
朱常洛看出父皇不肯表态，定是有偏袒之心，他不能不给父皇面子，只好说：“这件事只要张差自己承担就行了，让刑部立刻结案吧。”
朱翊钧听了笑逐颜开，高兴地说：“还是太子说得对呀！”
为了平息朝廷内外的议论，朱翊钧破天荒地在“隐居”了二十六年之后，见了一次朝臣，他向大臣们声明决不会改立太子，让天下臣民安心。
刑部给张差定了凌迟处死，他的亲戚都发配边疆。张差临死时愤愤不平地说：“同谋作案，事情败露了却让我一个人当替死鬼，大官们也不追究了。”这小子智商确实有点问题，让你来当然就是做替罪羊的，否则人家自己拿棍子去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