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何须罪人。古老的世界观，天人合一，内部就包含着道德责任的豁免。
《金瓶梅》的作者，通常称之为兰陵笑笑生的，到底是谁，没办法知道了。被疑为作者的，越来越多。明代嘉靖、万历间的大名士，陆续给添到黄名单里的，已有好几十位，过些年或将逾百。在当时，写书的人自然是不想暴露身份，但到了今天，假如这几十位才子于地下发现《金瓶梅》成了一本德高望重的名著，多半纷纷自称作者，打起著作权官司，也未可知。
是的，《金瓶梅》写得好。今天的评论家，说它现实主义、新小说、揭露文学等，明清的读者，也竞相发现书中的微言大义。袁宏道说它讽喻，沈德符说它指斥时事，人们哄然响应。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想看书里的秽笔，就好比《花花公子》里自有严肃文字，但订《花花公子》的人，有几个是冲那严肃文字去的？
不管是谁写了《金瓶梅》，他和别的古典作者都有些不同。我们甚至猜不出，除了想讲故事，还有什么冲动，驱使他写这么长的一本书；我们也无法断定他在写书的时候，感受的是哪一种乐趣。书里没几个好人的，在名著里，还有清代的《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伟大的《儒林外史》写了好些污浊的文人，而作者自己的眼睛是清的，才看那些人不好，何况书里也有一批干净的人，使我们知道，吴敬梓对制度虽无信心，对人性尚有信心。不那么伟大的《官场现形记》，里边的好人比《金瓶梅》中的还少，但作者意在谴责，而非指为世界应有之貌。何况《官场现形记》写的是官场，《金瓶梅》写的是整个社会；《官场现形记》里是腐败，《金瓶梅》里是糜烂；《官场现形记》在破口大骂，《金瓶梅》是赋百讽一。李宝嘉有一肚子不平之气，兰陵笑笑生是边缘的犬儒。我们在《金瓶梅》里读到的，是污秽的生活，丑恶的人，一个蝇营狗苟的世界。这种丑恶，并非衬出于某种美好的背景，事实上，它更像鲍鱼之肆里养的一盆黑花。我们仍在认为那样的生活是丑恶的，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有德之人，残存的一点道德观，尽管不足以使我们做起事来更加高尚，却恰够评价他人。
兰陵笑笑生残存的一点信心，竟是来自佛教。不过，这信心如此勉强而稀薄，像是糊在书皮上的泥巴。《金瓶梅》写了不少僧尼和道士，除了一两个，不是贪财，就是好色，没一点出家人的分寸，见了武大郎的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和这么多故事相比，偶尔讲几句天理循环，在最后一回安排些果报，是多么无力。
明代后来的社会堕落，人或归咎于政治，或归咎于王学及其他。其实，名教何须罪人。古老的世界观，天人合一，内部就包含着道德责任的豁免。您想啊，人在世界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独立地位，没有使命，没有目的，对个人来说，那还管什么？顺时应势就是了。这种哲学的意味，一开始并不明显，随着哲人思考的深入，大家生活得长久，迟早要水落石出，晚明也许只是适逢其时而已。
佛教提供了另一种道德生活的动机。但又讲色空，如《维摩诘经》所说：“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潘金莲说：“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这便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今世的态度。人生无意义，并不令人不想活，如唐人王维诗里说，“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先活着，不着急，至于后世，有许多??法可以拯救呢。西门庆说的“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只是其中一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兰陵笑笑生的为人。他读过书，做过官，再回到家乡当绅士，阅尽人世百态，看到的只是三毒，对三教都失去了信心。书中加入那么多秽黩文字，既是兴趣所钟，又像是在说，让这个世界更脏些吧--多半不是这个意思，多半他自己便喜欢堕落的生活，甚至觉得物质的堕落，是对精神桎梏的一种反抗呢。无论他是谁，兰陵笑笑生对改变社会已毫无兴趣，也毫无端倪，这种态度，和他的前辈，先秦至汉唐诸子的康健作风，有多么大的距离，而他正是那些他们的嫡系后代。
一日快活
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如果道德的基础只能向社会中寻，必有在人心中失效的时候。
北齐权臣和士开，曾经劝皇帝多玩乐，少操心国事，说：“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
奸臣说的话，当然是错的。但在那个时代，从正统的立场出发，要批倒批臭和士开，也不似想的那么容易。因为一旦话说到尽头，和士开只要轻轻一句，就能把正统人士噎住。他需要说的只是：人死万事休。
正统的老祖宗孔子，不愿谈生死问题。他老人家也重丧葬，也谈一点鬼神，那只是对习俗的让步，而非哲学的立场。孔子对死亡的哲学立场，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有的话，也许是不可知论吧。幽明永隔，死生在孔子那里是悬而未决的事，而他的后学如此之懒，这个问题就一直那么悬着。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既是正确的生活态度，也是对问题的一个搪塞。生活中的问题尚难以穷知，死的事，自然可以无限期地推后了。所以儒家对生死的讨论，止于死前的瞬间，无论是成仁，还是取义，是把死亡当做价值问题来处理。他们喜欢谈的是不朽，这不朽并不涉及灵魂，只是声名的不朽，也就是道家人士讽刺的“死后之余荣”。
道家是从儒家内部成长出来的，和儒家一样，都不太相信鬼神之说。道家的齐死生，大意就是说生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死也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丧失意义。儒家死生观的内在迷惑，在道家这里更明显，因为道家喜欢琢磨终极问题；这一琢磨，难免要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例子，是他们一边说“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一边又要长生久视。
道家说得高妙，但要做起来，无比之难。那些宣称物我两忘、不知生死之别的，在我看来，或者是幻想者，或者是受了药物的影响。我在酒喝多了，或者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也曾有过些奇思妙想，可惜神志恢复之后，依然俗物。
上古传下来的风俗，是信鬼神的。成长在风俗之中的古人，要彻底地不信邪，并不容易。但儒学内在地是一种无神论，当它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强之后，对身后事毫不操心的人士，层出不穷。慕俗的，一旦日暮途穷，就要倒行逆施；向雅的，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世。如和士开者，只是其中之一。比和士开小不了几岁的颜之推说：“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说得很好，但为什么呀？经不起追问。
古代普通人的生死观是本糊涂账，风俗持此，朝廷持彼，教书先生又有自己的主张；和尚这么说，道士那么说，谁的话也不敢不听。家里有鬼，山上有神，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进庙烧香，入观求签，还有几百个杂神，都得磕头，宜乎古人之半月板容易受伤也。既有勇气又有脑筋的，直起膝盖，什么也不信，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不信了，其中的不道德者，难免与和士开一样，“一日快活敌千年”。
儒家，至少在用道德感强行部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苦恼，道家不受这限制，便有人主张：“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这是《列子》中的名言，和士开说的话，不过是它的翻版。
《列子》中还讲，“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其实，身后的毁誉，并不是黑黑白白的事。和士开之死，是他做坏事太多，得罪了好多人，最后这些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小政变，把他杀掉了。我最近在乡下见到和士开的墓志，述及他的死，是这么说的：
“而天临恍惚，神听廖寂，未极忠贞之福，遽见朝野之悲。……天子辍县罢膳，永悼于怀，褒贤笃终，礼超恒数。”
这墓志也讲了一点他祖上的事。从这篇墓志，以及几十年前出土的和士开叔祖的墓志来看，这一家子完全就是一门忠烈。墓志都是讲好话的，不足为怪，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古人顾及身后事的一大动机，是在家族之中。祭祖的传统，要比祭圣人的传统持久，便在“文革”当中，好多人还在偷偷供给祖先血食，至于圣子有没有猪头肉吃，倒无人过问了。
要是家族感也消失了呢？对和士开这样的人，如何教化，如何劝善呢？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如果道德的基础只能向社会中寻，必有在人心中失效的时候。我们无法统计，在某个时代，有多少人完全挣脱了美德的羁束，只是因为不得已才遵守一点社会规范；我们只知道，儒家后来也意识到理论的失效，转而求助于人的自省，相当于在说：我讲的，你自然是不信，但你可以反诸内心，看看是不是有一点良知在那里呀。
也许有，也许没有，就看从哪儿找了。
性格决定命运
人性的弱点，是屈服于强者，投靠于强者。而强者的强，并不总是在智力和势力的意义上，多数时候，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刘备死后，诸葛亮一心一意地在成都替刘氏看家。不到五年，他就坐不住了。如果允许对古人的心思胡乱猜度的话，我会想，诸葛亮不计成败地北伐，一大原因，是要回避皇帝刘禅。刘禅对诸葛亮又敬又怕，敬也罢了，这位相父智逾周公，自己的德才，怎么掂量也不及成王，能不“严惮之”？诸葛亮坐成都，刘禅吃也不敢吃，玩也不敢玩，束手束脚，着实没什么风光。诸葛亮自己也别扭，做臣子的令皇帝怕，岂是长久的事？虽然眼下君臣情笃，但日久天长，必生龃龉，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不如离得远些，君臣两便。
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进驻汉中。从此，到七年后病逝五丈原，他再也没有回过成都。其五次北伐，七番用兵，岂能撼动曹魏？这一点，以他的智力，不会看不出来。所谓尽人事以听天命，天命如何，诸葛亮心知肚明，那么剩下的，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在公而言，不愿效公孙述之坐以待毙；在私而言，要以死于王事为自己的结局。
那么，回到那个老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不赶下刘禅，自己当皇帝？刘备临死的时候，已说过“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遗命在耳，诸葛亮此时“夺了鸟位”，也可以说是“奉旨篡汉”，有何不可？诸葛亮虽然忠诚，并不愚蠢，如果事皆可行，区区一个“忠”字挡不住他。那么，不可行的是什么呢？
诸葛亮清楚，自己不是当皇帝的材料。我们看他的《诫子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云云，知他的性格，多内省而自敛。这样的人，当当丞相是可以的，要做开国皇帝，就差得远了。
皇帝并不像咱们想的那么少。从秦始皇开始算，中国称过帝的人，可能成千上万，特别是在乱世，夥涉为王者，遍地都是。只是绝大多数，顶多算山大王，或山皇帝。最寒酸的一位，只有两个臣民，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大将军。文武夹辅着，这个皇帝去讨正宫娘娘，半路上被人捉起，国祚不永，亦云悲哉。
这么多皇帝，分为两种，一种是继承人，一种是创基人。普通人生而不是现成皇帝的子侄，要创造幸福，只有靠自己。其中很要紧的，是胸有大志。当年刘邦去咸阳公干，看见始皇的排场，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始皇南巡的威风，对他叔叔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陈胜，年轻时在田里做工，便怀鸿鹄之志。他有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在是帝制时代的最强音。
刘备之有大志，从一点上就看得出来：他自称是汉朝的宗室。诸葛亮呢？从小就没这种志向，等到做了丞相，有了大权，现要立志，来不及了。
仅有志向还不够。要做开国皇帝，最要紧的素质，是性格中的某种因素。比如刘邦的时代，大家平起平坐，你是枭雄，我也是枭雄，凭什么你不听我的，我倒要听你的？刘邦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盛气凌人，当亭长时，对属吏“无所不狎侮”，当上了王公，待人更是无礼，呼喝下属如小儿。人性的弱点，是屈服于强者，投靠于强者。而强者的强，并不总是在智力和势力的意义上，多数时候，还是性格决定命运。陈胜称王，而吴广为假王，二人的高下，只在性格。和刘邦一同起事的，还有萧何、曹参，这二人论才论德，都比刘邦高，而一为主上，??为臣下，就是气势之别。
社会学家有研究，人们说话，一部分是在交流信息，另一部分，是在控制与接受控制。普通人说话办事，多少总要为对方着想一下，真正的强人，从无这种忌讳。他们知道，只有自己多占一步，才谈得上让别人让步，而所谓皇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对他让步。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可能曾有那么一个阶段，领袖是力气大或岁数大的人，而自从政治权力一出现--一开始是神权，社会就被那种性格的强者领导了。
比刘邦更好的一个例子是朱元璋。刘邦为人大度，是个不错的领袖。朱元璋凶狡猜忌，然而为开国皇帝，他性格的强悍，实有过于刘邦。我们看他，只识得几百个字，就随意论衡文事，评点诗文，上达圣贤，下及群臣，仅此一项，便可知道他的自信，非常人所及。你可以叫它勇气，也可以叫它厚颜无耻。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当了皇帝。
诸葛亮，自然也是性格上的强者，但还不够强；能驾驭人，但心有顾忌，而未能全心投入驾驭人的快乐中去。所以他当不了皇帝。
宋儒程颐曾有高论，说不是高祖用张良，而是张良用高祖。这个是儒生自解的话—虽说互相为用，但论其始末，怎么也是皇帝用臣下，臣下为皇帝所用。但程颐又说，高祖与群臣，只是以力相胜，力强者居上。这个就说得很好。人在社会中的力量，手足居末，头脑居次，性格居首；所以第一要务，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驾驭他们。能驾驭几百个，就可以纵横一方；如能驾驭亿万个，那么，恭喜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