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愤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
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愤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么都情有可原。他自己纵容自己，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舆论，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当年汉朝对郅支单于确有不公道的地方，而郅支袭杀汉使，只是使后人对他的身死国灭，少了许多同情。匈奴雄强的时候，很少做鬼鬼祟祟的事；一旦势衰气沮，体面全无，其羁留苏武，不知对自己有哪方面的好处，倒是成就了苏武的名节。
宋蒙之间，使节往来，本来也正常。南宋自从联蒙灭金，自毁屏藩，立时觉到北风之寒，又谋河南不成，老羞成怒，此后看到蒙古使臣，心境大变。大臣真德秀说，自古两国交兵，使臣不绝，纵使蒙古人侵犯我国，若有使者，还是要以礼相待。这番议论，才符合大国之体。而不久之后，宋蒙交兵，蒙古又派使者来，南宋便拒于国门之外了。以后对北使时拒时延，莫衷一是。蒙古使臣中，有一个叫月里麻思的，因为言语冲突，被囚禁在长沙三十六年，最后死在那里。蒙古人报复，也把一个宋使扣了七年。忽必烈当上大汗后，宋蒙关系才有所缓和，他派郝经出使南宋，想罢兵修好。
郝经是北方的理学名儒，他的学术，是汉人之学；他的出身，当算是金朝遗民。他给忽必烈办事，并无不安，因为在他看来，道统高于皇统，只要能行中国之道，当皇帝的是汉是夷，没什么分别。“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这种议论，放在后世，必给戴上几顶帽子，但那时虽有华夷的大防，国家概念和现代的还很不一样。在郝经，夷夏之别更多的是文化的，而不是民族或国家的，他相信自己的出仕，符合用夏变夷的大道，“传正脉于异俗”。何况，他没做过一天宋朝的子民。
南宋??说郝经要来议和，在朝廷上讨论，最后主战的倾向占上风。南宋丞相贾似道命令地方将领把郝经扣留在真州（现在的江苏仪征）军营，这一扣就是十六年。
蒙古人南侵的野心，未必因一纸和议而打消，便是不扣留郝经，宋蒙之战也难避免。不过在南宋方面，此时与蒙人议和，尽管束不住北方的马蹄，但也不会束住自己的手脚，何必落人口实？把这样一位名儒扣留起来，于大局何补？当时南宋的军队和蒙军交手，拼命的少，逃命的多，转而疗羞于一个书生，貌勇实怯。或者说是为了振奋民气，则当时能够振奋民气的举措，该做不做的，不知凡几，文也不做，武也不做，倒来做这种不明不白的勾当。后世的“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方针，大概在南宋可以找到出处。
有形势的弱者，有心理的弱者。有形势虽弱，其志不惰的，也有心中先慌了，举措无不失宜。北宋军事上经常失利，不废大国之体，到了南宋，国土尚辽阔，做事却小气起来。这固是积累所至，也得怪肉食者多不通实务，临时的见解，往往要向下寻找；而民间的主意，激愤之气可用，于大局上，就鲜有贡献了。
有见识的自然也有，只是难得大用。贾似道颇有吏才，对大局一向懵然。他专权四十年，朝中的意见，可想而知。胜国遗民，喜欢吹捧激进派，指责温和派，似乎只要一力拼杀，大局可挽，但南宋和明朝的灭亡，却是激进派的责任最重。南宋的遗民痛骂贾似道偾事误国，却忘了他常有激烈的举措，拘留郝经便是一项。文天祥说他羁使开衅是兵连祸结之始，也不算很冤枉他。
当时甚至有议论要杀掉郝经，以为他血统上是汉人，道统上是儒术，却替蒙古人做事。幸好持这种意见的人没几个，因为南宋，虽然颟顸，毕竟高明于后来的一些朝代。贾似道想迫使郝经背蒙归汉，用的办法，竟和当年匈奴人对待苏武的差不多，给他住极小的屋子，派人在四周日夜巡逻，梆子敲得当当响。他的随从精神崩溃，互相斗殴，死了好几个人。郝经每月给宋方写信，全如石沉大海，虽是郁闷至极，一直不肯低头。后来有人拿他和苏武相比。这种比较，真是宋人的耻辱。
苏武鸿雁传书，只是传说，郝经则确曾把蜡书系在雁腿上，居然传到了蒙古人那里。尽管身份尴尬，他在后世的名声很不错，这同他的经历，同南宋人对他的虐待有关。他的理学，也没什么出奇之处，不过理学家的所学，往往影响行为，这一点和诗人不同。贾似道就是一个诗人，有句云“灯色难禁雨，秋声不离山。明朝分手后，俗事不相关”，何等清脱，做起事来，却蛮不是那码事儿。